张正平， 石红玲

(1.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048；2.中国邮电器材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100045)

一、问题的提出

Schumpeter[1]认为“创业者”是增强国家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Aghion & Howitt[2]在内生增长理论中也提出“企业家活力”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基础。因此，研究如何增强居民创业的主动性，促进创业者将创业动机转化成创业行动成为近年来我国政界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之源”；2016年，国务院出台系列创业政策以及针对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201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提出发挥小微企业就业主渠道作用，着力推进小微企业创新发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影响创业者决策的因素有哪些？哪些因素对创业决策有促进作用？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已有不少文献证实，金融服务是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3-4]。家庭作为重要的微观经济主体，由于彼此之间存在诸如收入、教育水平等多方面差别，在金融服务的需求以及获取难度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现实中，大量中低收入家庭、农民等弱势群体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只能依靠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形式来获取所需资金，因而建立一个广覆盖、多层次的普惠金融体系，有助于增强家庭金融服务(包括储蓄、信贷、保险等)的可得性，提高家庭积累资产、增加收入、对抗风险的能力。从基本含义来看，普惠金融旨在帮助被正规金融体系排斥的弱势群体以合理的价格，公平、安全地获得存款、贷款、支付、保险等金融服务[5-6]。世界银行发布的《2014年全球普惠金融调查报告》从储蓄、支付、信贷和商业保险四个维度界定普惠金融的外延。参考世界银行的做法，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家庭创业的特点，借鉴尹志超等[7]的研究思路，本文从信贷、商业保险和第三方支付三个维度衡量普惠金融视角下影响家庭创业决策的金融服务水平，并将之定义为家庭普惠金融水平。

综上，本文试图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方面，从普惠金融的视角出发，基于微观数据实证检验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同时关注普惠金融的多个维度(信贷可得性、保险覆盖面、支付便利性)，将之纳入统一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并考虑影响的异质性。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假设；第三部分交代数据、变量和模型；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第五部分为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家庭普惠金融水平与家庭创业决策

普惠金融联盟(AFI)等国际组织提出，普惠金融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否可及时获取；第二，是否可方便使用；第三，质量水平如何[8]。早期的研究大多从宏观角度切入，近年来不少学者发展了从家庭和个人的微观角度研究普惠金融的方法，使得对普惠金融的衡量有了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例如，田霖等[9]提出，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需要将“大数据”与“厚数据”相结合，家庭金融视角将与国别视角、区域视角一起构成金融包容的重要维度，将个体或家庭的金融包容用活期账户、定期储蓄账户、证券及信用卡来衡量“家庭包容指数”。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突出，城市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而农村地区金融发展落后，家庭创业资本通常来自亲属借贷，融资约束严重。一方面，家庭资产对家庭创业决策有较大的影响，通常家庭资产越多的家庭创业可能性也越大，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基础设施的差距则进一步加大了创业融资约束的城乡差别。对于城市家庭来说，家庭资产往往可以充当创业初始资本，而农村家庭的创业资本则多来自于借贷。因此，信贷可得性对农村家庭的创业决策具有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被证实均能提高家庭创业的概率[10-11]。因此，预期商业保险也能通过降低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分摊家庭风险的方式提高家庭创业意愿。第三方支付迅猛发展，尤其是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极大地降低了生产经营的交易成本，这种影响在金融基础设施落后的农村地区更为显著[12]。据此，提出假设1。

H1：家庭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家庭创业，且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

(二)信贷可得性、家庭自有财富水平与家庭创业决策

资金是企业实现良好持续经营的基础条件。首先，资金充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端正创业动机，并提升创业层次；其次，资金充足可以提高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及稳健性[13]，但很多企业发展中常常面临融资约束，当创业者或者企业遇到资金匮乏问题时，相对成熟的信贷市场能有效缓解这一困境。因此，金融发展水平越高，雇员所受的信贷约束越小，其创业门槛相应降低，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越大。个人或家庭的创业行为面临的融资约束与其自有财富水平关系密切，穷人在创业时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场的排斥，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将进一步放大这种挤出效应，从而阻碍家庭创业[14-16]。创业初期的家庭面临融资约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使其融资需求无法有效传递给正规金融机构，而互联网发展带来的信息流动使存在融资需求的客户能够通过多样化的渠道，接触与其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从而满足信贷需求[17]。据此，提出假设2。

H2：信贷可得性对自有财富水平较低家庭的创业决策促进作用更显著。

(三)保险覆盖水平、家庭风险态度与家庭创业决策

不少文献证实，保险与家庭创业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例如，徐玉威、张玲玲[18]发现，参加保险的家庭更有可能创业，因为保险可以缓解家庭的健康水平和风险厌恶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进而提高家庭创业的概率；周广肃、李力行[10]的微观实证研究表明，参加新农保能使得农村家庭创业的概率提高1.9个百分点；张玲玲[11]证实，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通过缓解健康风险和风险厌恶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使得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更有可能创业。由此推断，拥有商业保险同样也有利于提高家庭创业的概率。因为创业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而商业保险则为未来生活提供保障，拥有商业保险的家庭在未来有稳定的资金来源，降低了未来不确定性支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强家庭创业的抗风险能力，进而促进家庭创业。从理论上讲，若将家庭创业视为一种特殊金融消费，商业保险缴费影响家庭创业决策的传导机制可能为替代效应。商业保险能够降低未来不确定损失的风险，从而降低人们的预防性储蓄[19]。但是，由于不同的家庭风险态度存在差异，家庭创业决策受保险覆盖面的影响因此也存在差异。创业行为风险较高，风险偏好家庭本就趋向于高风险投资，保险的存在对风险偏好家庭创业决策影响较小；并且，保险的存在或许也不足以对冲风险规避家庭对创业高风险的厌恶。据此，提出假设3。

H3：保险覆盖面对风险中性家庭的创业决策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四)支付便利性、城乡差异与家庭创业决策

以网络支付为主体的第三方支付行业作为一种新兴金融服务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金融支付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首先，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大量出现，填补了我国电子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层的空白，有利于我国建立完善多层次、市场化的支付服务体系。其次，第三方支付满足了新兴经济发展中日益增长的支付需求[20]，服务了超过百万企业和数以亿计的消费者，引导传统行业开展电子商务，对发展内贸、拉动消费、创造就业等方面作用巨大。最后，在我国社会信用普遍缺失的情况下，第三方支付企业在网上交易过程中承担了担保作用，促进了电子商务交易在早期的快速发展和普及[21]。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第三方支付等互联网金融能够有效地降低传统金融服务中的交易成本，缓解金融排斥，增加农村居民的福利[12]。

值得关注的是，第三方支付有利于提高家庭支付的便利性，促进家庭创业，这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首先，第三方支付推动了农村现代金融服务水平的整体提高，为广大农村农民提供了品种丰富、质优价廉的支付服务产品[22]；其次，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加速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周转，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和资金安全性；再次，第三方支付不仅缩短了资金汇划的在途时间，而且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显然，第三方支付的便捷性能够帮助不发达地区破除长期以来的金融服务不足问题，促进农村地区的居民创业，例如，支付宝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释放了大量的创业机会。据此，提出假设4。

H4：支付便利性对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家庭的创业决策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第二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采用三阶段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样本覆盖了全国29个省份、262个县(区、县级市)、1 048个社区(村)，共获得了28 000多个家庭的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保险与保障、家庭人口特征及就业等各方面详细信息的大型微观数据，数据代表性好、质量高。

1.因变量

家庭普惠金融水平。为体现不同因素的影响作用，参考杨博、张楠[23]的研究方法①，我们将家庭在信贷、商业保险、电子支付三方面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均处理为二元虚拟变量，并对三项服务进行加总计算，以最终得分衡量家庭的普惠金融水平。

(1)信贷可得性。在本文中，信贷可得性指家庭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取信贷的情况，CHFS的问卷涉及家庭在生产经营、房屋、汽车及教育等多个方面的贷款状况。参考相关文献，我们使用直接诱导式询问法方法②来界定样本家庭是否存在信贷约束。在询问家庭的贷款情况时，以该家庭目前是否有银行贷款为根据，将样本家庭分为两类：有贷款者和无贷款者，其中有贷款者视为信贷可得家庭。而无贷款者则根据没有贷款的原因，将其分为四类：第一，不需要贷款；第二，需要，但没有申请过；第三，申请被拒绝；第四，曾经有银行贷款，但已还清。我们将第一类和第四类视为没有受到信贷约束，信贷可得性为1；第二类和第三类视为受到信贷约束，信贷可得性为0。将上述各类贷款的可得性进行统计，得到家庭信贷可得性水平。在本文使用的全国28 140个样本中，城镇样本19 208个，农村8 932个。其中，存在信贷约束的家庭共计3 914个，占总样本的比重为13.91%，城镇和农村家庭分别为1 960个和1 954个，占各自家庭总数的比重分别为10.20%和21.88%。由此可见，农村地区信贷环境比城镇地区恶劣，在创业过程中农村家庭受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可能更大。

(2)商业保险覆盖面。根据家庭是否有成员有商业保险(包括商业健康险及商业养老险)，有商业保险则保险覆盖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在样本中，参加商业保险家庭数为2 564个，其中，城镇家庭2 271个，农村家庭293个，占各自家庭总数的比重分别为11.84%和3.28%，由此可见，城镇家庭抗风险能力较强。

(3)支付便利性。2013年CHFS涉及支付的问题是：“您家网购一般主要采取哪些支付方式？1.网上银行；2.支付宝；3.信用卡；4.财付通；5.找人代付；6.货到付款；7.其他”，将使用第二类、第四类支付方式的家庭视为支付便利家庭。在28 140个样本家庭中，支付便利家庭数为6 111个，占比21.72%。其中，城镇样本中这个比例为26.74%，农村样本中为10.90%。

2.自变量

家庭创业。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创业，定义为家庭是否创业。具体定义创业的内涵是“从事个体经营或企业经营”。若回答是肯定的，则“家庭创业”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在全部样本中，创业家庭共有4 000户，占比为 14.21%。其中，城镇家庭创业发生率远高于农村家庭，分别为16.68%与8.91%。尽管农村土地、厂房等固定成本低廉，但这只是表明在农村地区创业的初始资本更低，并不意味着农村家庭的创业发生率就高。从理论上分析，只有当农村家庭的自有财富水平高于创业的资本门槛值，且其从事创业活动所得的预期收益高于从事普通农业生产或成为雇员所得的预期收入时，该农村家庭才会选择创业。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为反映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地区特征的变量。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③、政治面貌、婚姻状况、身体状况④、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是否为单位负责人、父母政治面貌；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口规模、家庭自有财富水平、家庭负担人口比例⑤、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家庭社会资本；地区特征变量包括所在地区人均GDP以及地区虚拟变量。

(1)家庭自有财富水平。本文设定家庭资产净值作为家庭财富的代替指标，是根据问卷所涉及的房产、车子等资产总值扣除家庭所列支的负债得到。

(2)家庭金融知识水平。2013年CHFS中涉及金融知识水平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利率、通胀和投资⑥。参考张号栋、尹志超[24]的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知识水平的衡量指标。我们认为，是否回答正确和无法回答以及不理解体现出来的金融知识水平存在很大差异的，所以对应于各个问题使用两个虚拟变量衡量。其中一个反映答案正确或者错误，另一个反映回答的直接性。通过统计答案，运用迭代主因子法进行因子分析。参照特征值的数量，确定因子是否舍弃，最终计算的结果是家庭拥有的金融知识水平(见表1)。

(3)家庭社会资本。我们认为，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亲友关系网络是家庭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因为我国是非常传统的国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礼尚往来至今仍被视为良好的传统美德，尤其是传统的法定节假日，是交流感情、重新取得联系的绝佳机会。因此，我们选取“家庭在春节、中秋节等节假日和红白事方面的现金或非现金收入与支出总和”度量家庭社会资本。

表1 因子分析KMO检验结果及各因子载荷

(二)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借鉴张号栋、尹志超[24]的研究方法，设定如下Probit模型：

Prob(Entreprei)=α0+α1zi+αiXi+μi

(1)

其中，Entreprei表示家庭是否从事自营工商业；若家庭从事自营工商业，则该值为1，否则为0。zi表示解释变量家庭普惠金融水平；Xi为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地区特征等；μi表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包含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信息。

四、实证检验及其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表明，在28 140个样本家庭中，家庭创业的均值为0.142 1，表明创业家庭占比为 14.21%；家庭普惠金融水平的均值为0.349 2，信贷可得性的均值为0.860 9，支付便利性的均值为0.217 2，保险覆盖面的均值为0.091 1，表明综合来看有34.92%的家庭获得了信贷、网络支付和商业保险等金融服务的支持。其中，获得正规信贷服务的家庭占比高达86.09%，获得网络支付服务的家庭占比为21.72%，获得商业保险服务的家庭占比为9.11%。年龄平方的均值等于年龄的平方除以100。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

在回归前对变量做相关性分析可知，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低于0.7，这表明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在表3中进行了三次回归，分别是全样本的估计和将样本区分为城镇和农村进行估计。

1.核心变量的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3可知，在全国、城镇以及农村三个样本中，家庭普惠金融水平的系数均为显著的正值，表明家庭普惠金融水平越高的家庭，其创业的可能性越大，并且农村地区受家庭普惠金融水平的影响更大(其回归系数更大)。这意味着，由信贷可得性、保险覆盖面、支付便利性构成的家庭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是家庭创业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与刘雨松等[25]、彭克强和刘锡良[26]、周广肃和李力行[10]、冷晨昕和陈前恒[12]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表3 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影响家庭创业决策的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估计结果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2.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3可知，户主年龄平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年龄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呈现先升后降的非线性关系；并且对比城乡家庭估计系数可知，年龄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更大，农村家庭创业更趋向于年轻化。男性户主创业的可能性更大，但并不显著；已婚家庭会有更多的负担和顾虑，因而创业的可能性更低；户主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家庭越可能创业；规模越大的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越高，这是因为，家庭人口规模越大，家庭拥有的劳动力等资源也会越多，能够参与创业的资源也会增加；与此同时，家庭负担人口比例对家庭创业有阻碍作用；户主教育水平越高，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越低，这与已有文献结论是一致的[27]，可能的原因是，高学历人群找到合适工作的概率较高，因此更有可能放弃创业；户主是党员的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更低；户主有一定行政职务的家庭，其创业的可能性更高；家庭自有财富水平越高，社会资本越多，其创业的可能性越大。

此外，家庭金融知识水平的系数为显著正值，表明具备创业所需的金融知识能极大地促进家庭创业；所在地区人均GDP的系数显著为正值，表明家庭所在地区的经济环境越好，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越高；在城镇和农村家庭样本的估计结果中，社会资本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其家庭创业决策均受到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但农村家庭系数稍大。

(三)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影响的异质性

1.信贷可得性、家庭财富水平与家庭创业决策

在不同财富水平的家庭中，信贷可得性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为此，我们根据家庭自有财富水平将全样本等量划分为四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家庭自有财富水平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信贷可得性对家庭财富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的家庭创业影响更大。具体的，无论采用Probit模型还是IVProbit模型估计，财富分布中最低25%和25%～50%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家庭信贷可得性变量的系数均为正值，并且均在5%或更高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在财富水平较高的50%～75%和75%以上的样本家庭中，信贷可得性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均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说3，因家庭自有财富水平的差异，信贷可得性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且对自有财富水平较低的家庭的创业决策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表4 根据家庭自有财富水平的分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估计结果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控制变量省略。

为进一步研究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我们引入信贷可得性与家庭信息获取能力的交互项进行回归，无论采用Probit模型还是IVProbit模型估计，在财富分布最低的0～25%、25%～50%、50%～75%三类样本家庭中，信贷可得性与家庭信息获取能力的交互项系数分别在1%、1%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值，但在75%～100%的样本时不显著，即交互项系数随着家庭财富分布水平的提高逐步失去了显著性。这意味着：家庭信息获取能力越强，信贷可得性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越大。即家庭信息获取能力的提高将强化信贷可得性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其可能的原因是，信息获取能力越强的家庭，获得外界的信息越多，越有可能抓住有关信贷、创业方面的有利机会，从而更有信心选择创业。

2.保险覆盖面、家庭风险态度与家庭创业决策

对于风险态度不同的家庭，保险覆盖面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在CHFS调查问卷中，受访家庭对投资项目选择的回答反映了其风险态度。选项分别为：“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略低风险、略低回报项目”“平均风险、平均回报项目”“略高风险、略高回报项目”“高风险、高回报项目”，将上述回答由高到低进行赋值，代表其风险厌恶程度的下降。根据家庭风险厌恶程度的得分将样本分为风险厌恶、风险中性、风险偏好三组，然后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三个回归中保险覆盖面的系数均为正值，但仅风险中性家庭的保险覆盖面系数是显著的，其原因可能是，风险中性的家庭通常风险承受能力也是居中的，相比风险偏好的家庭，其对风险变化的感知更加敏感，认知更加理性，一旦获得了商业保险的保障，家庭抗风险能力大幅增强，其选择创业的可能性因此增加；风险厌恶的家庭，其风险规避倾向非常强烈，保险覆盖面的扩大并不足以让其选择创业。

表5 根据家庭风险态度的分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估计结果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控制变量省略。

3.支付便利性、城乡差异与家庭创业决策

由于城乡之间基础设施的巨大差异，支付便利性对城乡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这是因为，第三方支付可以通过提高支付便利性，降低交易成本，进而影响创业。那么，在金融机构未能触达的农村地区，第三方支付有助于进一步增加其他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进而促进该地区的家庭创业。因此，我们在实证中将区分农村和城镇样本研究第三方支付对创业决策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在城镇样本中，互联网支付方式的系数为0.071 1，在10%的水平上显著；在农村样本中，该系数为0.163 3，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第三方支付对创业决策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的农村地区更明显，假设4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在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影响的回归中，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或测量误差而影响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一方面，创业者可能因为创业活动提高了自身在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即创业决策也会对家庭普惠金融水平产生影响(反向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家庭普惠金融水平的测量本身可能存在一定误差，受访者对信贷相关问题的回答可能不精确或者刻意隐瞒。为此，本文通过引入工具变量解决上述问题，参考宋全云等[26]的方法，以所有家庭住所与市/县中心的平均距离作为家庭普惠金融水平的工具变量。通常，家庭住所与市/县中心的平均距离越近，其获得金融服务越便利，家庭普惠金融水平越高，而家庭住所与市/县中心的平均距离与家庭创业决策并无直接关系。

回归结果显示，家庭住所与市/县中心的平均距离的边际影响为0.092 5，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前文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这进一步表明，家庭普惠金融水平是家庭创业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对家庭创业决策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普惠金融视角出发，基于2013年度CHFS数据，建立二值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并从信贷可得性、保险覆盖面、支付便利性三个层面研究其对家庭创业决策影响的异质性，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区分城镇样本、农村样本以及全样本的回归发现，在所有样本中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农村家庭受到的影响更大。

第二，根据家庭自有财富水平将样本分为四等份后的回归分析发现，拥有中低财富的家庭受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更大；采用交互项的方法引入家庭信息获取能力后发现，源自互联网发展而增强的家庭信息获取能力强化了信贷可得性对家庭创业决策的正向影响。

第三，将样本根据家庭风险态度分为风险厌恶、风险中性和风险偏好三组进行回归后发现，保险覆盖面对风险中性家庭创业决策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第四，将样本区分为城镇和农村进行分组回归后发现，在金融基础设施落后的农村地区，支付便利性对家庭的创业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基于以上实证结论，对于进一步提高我国家庭创业水平，我们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提升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增强家庭创业意愿。实证结果表明，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家庭普惠金融的构成看，信贷可得性、保险覆盖面、支付便利性均对家庭创业决策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进一步提高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增强家庭创业意愿、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进一步强化农村金融市场竞争，鼓励更多金融机构、民间资本和新兴金融科技企业进入农村市场，通过竞争不断提升城乡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其次，进一步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加快推进网络、征信、担保等基础设施建设，降低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风险和成本；最后，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完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推动省联社减员增效，发挥四大行“普惠金融事业部”的示范效应。

第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实证结果表明，保险覆盖面对家庭创业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风险中性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强。这意味着，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是影响家庭创业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家庭抗风险能力，为家庭创业提供必要的风险保障。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城乡统筹的家庭养老保险和疾病保险，发挥社会保障体系的“兜底”功能；另一方面，在城乡同步推进政策性和商业性保险的发展，充分发挥商业性保险的“主导”作用和政策性保险的“补充”作用。

第三，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增强农村家庭创业动力。实证结果表明，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农村地区家庭创业决策的促进作用更大，拥有中低财富的家庭对信贷可得性表现更为敏感，支付便利性对基础设施落后的农村地区家庭创业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这表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地区家庭财富水平较低，创业的难度更大，同时意味着提升其创业可能性的空间也更大。因此，“大众创业”的一个有效着力点就是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增强农村家庭创业动力。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进一步夯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道路、网络通讯、电力供应等方面的建设，为农村电商、互联网支付、特色旅游的发展提供必要条件。

注释：

① 杨博、张楠于2018年发表在《西北人口》的文章中，对流动人口是否接受过职业病、艾滋病、结核病防治等9种健康教育赋值后加总衡量流动人口的健康知识水平。

② 交叉询问是英美法中最具诉讼特色的程序。由于法庭询问最精彩的阶段集中体现在对证人的交叉询问过程中，并在发现事实真相上显示了极为有效的作用，诱导性询问是交叉询问中对证人进行盘诘的重要的常规方法。所谓诱导性询问，是指询问者为了获得答案而在所提问题中添加有暗示被询问者如何回答的内容，或者将需要被询问人作证的有争议的事实假定为业已存在的事实加以提问而进行的提问。诱导性询问一般在问题中含有答案，被询问者只需回答“是”或者“不是”，或者被询问者选择回答问题本身就意味着对某个暗含假定事实的承认。

③ 问卷中受教育水平选项为：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我们将其依次设为1、2、3、4、5、6、7、8、9。

④ 问卷中询问了家中各成员的身体状况，选项分为非常好、很好、好、一般和不好。我们将报告身体状况一般或不好的个体定义为身体不好，非常好、很好、好定义为良好。

⑤ 本文将家中年龄小于等于15岁的个体定义为小孩，60岁以上的定义为老人，以老人和小孩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衡量家庭负担人口比例。

⑥利率计算问题。假设您现在有100元钱，银行的年利率是4%，如果您把这100元钱存 5 年定期，5年后您获得的本金和利息为？选项：1.小于120元；2.等于120元；3.大于120元；4.算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