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结墨缘献身艺术（上）

2019-01-21罗荣汉

文史杂志 2019年1期

关键词：美术

罗荣汉

罗文谟先生

敢冒烽烟振艺坛，笔走龙蛇灿大千。

馆兴桑梓梅竹挺，双清劲节垂万年。

我父亲罗公名忠烈，字文谟，号静盦，别号双清馆主;1902年（壬寅年）12月12日出生在荣县五宝镇涂家嘴（今属自贡市贡井区）医儒世家。受家乡“辛亥首义”民主革命思潮孕育、影响，他早年就远赴民主革命烽火的前沿上海求学，积极投身学运，任职学联常委兼宣传部主任，参与组织了反击日英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差点牺牲于帝国主义者的枪口下。这也从此给他留下爱国反帝的深深烙印。1925年，父亲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大师;返川后，历任成都美术专科学校、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南虹艺术专科学校等校教师，以及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还担任成都艺术社团“蜀艺社”社长，倡议并领衔组建了四川美术协会，任常务理事，主持协会日常工作。这期间，他广泛团结省内外各方面的艺术家，协力同心为发展大后方美术事业长期辛勤奋搏，促使大后方抗战文化艺术活动高潮迭起，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盛况。[1]为推动美术事业蓬勃发展，1944年11月，他又联合一些同行创办了《新艺》美术月刊，由更生书局出版，自任发行人兼编委;另聘请谢无量、关山月、刘开渠、邓穆卿、梁又铭、陈觉玄、洪毅然、施孝长、周浒生、王白与、王希瑾等人组成编委会，王希瑾任主编;同时还聘请了朱光潜、宗白华、吴作人、徐悲鸿、张大千、郭沫若、叶圣陶、王云阶、伍蠡甫、傅抱石、万籁天、潘天寿、常书鸿、庞熏琹等人为特约撰述。该刊以美术论著为主，发表过《谈战时绘画》（梁又铭）、《中国人物画之起源及其演变》（陈觉玄）、《气韵论》（施孝长）、《研究原始艺术的特点》（罗致中）、《雕刻泛论》（朱培均）等重要文论。父亲和王希瑾等也常带头撰文发表。据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1911年—1949年中国美术期刊过眼录》称述：《新艺》是“抗战时期后方出版的一份重要美术期刊……对当时艺术界影响巨大，特别是为推动战时美术研究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四川美协理事、《新艺》月刊主编王希瑾也曾指出：“文谟先生从事美术工作有年，深知欲负引导中国社会之使命，非将全民之意识形态纳入正轨，不足以使当前社会生活取一贯之步骤，其见地甚高，而于艺术之效用亦宏也。”[2]

除奋力推进大后方抗战美术活动的蓬勃开展外，父亲也非常重视培养美术人才和扶植艺林后进的美术教育工作，努力为美术事业的发展壮大狠抓组织、队伍建设。1939年，他抓住全国各地艺术人才流亡四川的机遇，积极向省教育厅建议并竭力协助，创办了公立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即今四川音乐学院和四川美术学院的前身）。1940年，著名的美术教育家吕凤子为在川东创办私立正则艺术学校，到成都举办画展筹募建校资金，他也为之奔走于上层人士之中劝募劝购，并带头动员美术界朋友共襄义举，慷慨解囊，终使正则艺校得以在璧山文凤桥建成。私立南虹艺专在成都建校时，他不仅助其筹集资金、物色校址，还亲自出任校董，参与主持该校的学术团体“虹社”。1947年，他又和“虹社”另外两名主持人邓只淳、洪毅然在成都创办了《艺苑》月刊，并在创刊号上发表富有卓见的《发扬艺术教育》学术论文，主张美术工作应当面向现实，发扬艺术的教育功能，以普及艺术教育为手段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并带头发表优秀的国画作品为引导和示范;而且，他还在正规从教之余，从40年代开始便零星收徒传授书画技艺，佼佼者如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画家祁博文，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叶正昌等，都曾先后就教于他。成都画院院长朱佩君生前曾说过，她年轻时学画，曾得到过他的帮扶和指点。他如陈重枢、张靖波等多人，也都曾师从于他，并都终身奉献给方兴未艾的四川美术事业。

父亲对发展美术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奉献精神赢得了美术界广大同仁的由衷敬重和信赖，从而使他不仅成为四川美术界当然的领军人物，而且在整个文化界团结、联谊了不少志同道合、声应气求的英髦、良友，为发展大后方的抗战美术事业共同奋进。我国近代著名美术大师徐悲鸿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父亲与徐悲鸿的交往体现着“取善辅仁”的高尚情怀，还贯穿着对国画进行改革创新的共识。徐上世纪20年代留学巴黎8年，1925年一度短期回国逗留，在上海与父亲相识、结缘，后徐归来曾在南京傅厚岗住家。1936年春，父亲转到南京工作，也住在傅厚岗，便常和徐在一起讨论中国的书法、绘画和篆刻，对徐把国画的优秀传统和西画技法相结合的革新主张及实践表示钦佩和支持。当时，父亲和徐悲鸿都认为：国画应当从师法造化入手，以推陈出新。全面抗战时期，徐随中央大学艺术系迁到重庆，夫人廖静文一度在成都金陵女大讀书，因此他经常往来于成渝两地。父亲便介绍他参加“蜀艺社”活动，并协助其在成都举办画展。徐每次到成都都要和父亲会晤，有时还带上廖静文偕我母亲一道出游，谈艺作画，甚是相得。上世纪80年代成都出版的一本美术挂历内，就有一张徐当时为父亲画的秋风立马图。[3]其时徐还为父亲画过花猫扇面。[4]父亲与徐和张采芹、林君墨、缐云平等人亦合作有一幅写意花鸟画，上面有父亲的款书：“悲鸿画蕉、采芹写雏、云平作蚓、君墨种樱桃、文谟补竹并题。”[5]1943年9月，徐因在一幅水墨山水画上题了“嘉陵山水，气象万千，蜀中画家，对之漠然，此理之奇也”的画款，触怒了部分比较因循守旧的四川国画界同仁，引起相互间的隔阂和矛盾。父亲深知徐倡导国画革新的苦心和率直讽喻的善意，便出面耐心疏通解释，并尽力支持徐举办画展，推荐其具有浓郁时代气息、深刻生活内容和完美艺术技巧的作品，让这些作品为其观点展示令人信服的样板，很快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赏。美术界多数同仁对其误解也逐步清除了。不仅如此，父亲为了对徐表示支持，还特约徐去江油窦圌山写生旅行，一道用毛笔画了不少山水素描。[6]画稿汇集成册后，徐在后面写了长篇题跋，称父亲的素描山水肇自然之性，无愧水墨画之上品。他们间的这种翰墨知交，事隔半世纪之后，还令徐的遗孀廖静文念念不忘。1993年，廖静文到成都主持徐悲鸿遗作展览时，致信我姐姐香谷提到，她对徐和我父母双亲的交往，记忆犹新。廖常住北京，我和长兄荣渠、三兄荣陶都数次到徐悲鸿纪念馆去拜望她。廖在三兄荣陶收藏的《群马图》上题词：“文谟先生之哲嗣荣陶君，以所藏之荣宝斋复制之群马图示我，嘱为题字。览之深感岁月易逝，故旧凋零，缅怀之情难以自抑。”[7]2006年，她又欣然应聘担任我创建并任会长的杏林书画摄影艺术研究会首席顾问;[8]2012年又为“罗文谟艺术馆”亲题馆名。[9]这些也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父亲与徐生前的深厚友谊非比寻常。

父亲和另一挚友张大千相识于上海美专师友的一次活动中。他俩因志趣相投，又都喜爱梅花，从此结下墨缘，渐成莫逆之交。父亲对张的艺术造诣极为推崇，曾指出张不画西画，搞国画由临摹古画起步乃独辟蹊径;又对四川美术界一些人借此反对徐悲鸿师法造化的主张不以为然，认为十分偏颇。他强调，张决非在古人的水平上停滞不前，其平生畅游名山大川、博览名花奇石、细察鸟兽虫鱼，师法自然，成竹在胸，故能下笔如神，大有发展创新，成就早已超出古人，与徐实际上是殊途而同归的。全面抗战初期，张从北平回川，一度客居青城山上清宫。1939年暑期，父亲为了向大自然汲取艺术创作营养，也应张之约携眷上山，住在玉清宫。两人便经常切磋绘事，过从甚密。下山后，为预防日机轰炸，张常住在成都老西门外，父亲也常住老西门外营门口，除经常一道谈诗论画、探讨促进大后方美术事业发展大计外，还一起参加“蜀艺社”聚会，或分工挥毫，或泼墨一纸;还相互题咏，韵事多多。1941年3月，张为川剧名演员陈书舫画了一幅小像，即请父亲题诗于画以添彩。[10]现存的1944年秋张与父亲画书合璧的扇面[11]和网传的《高士松竹图》，也都是张与父亲、以及马万里合绘的珍品。1944年春节，父亲还曾带着我去给张拜年。张感到特别欣慰，也很喜爱年方7岁的我，当场就画了一幅墨猿相赠。我看后嫌画未着色，嘟着嘴说：“颜色都没得！”张一听乐了，马上又另画了一幅彩色的《迎喜图》，并题款：“甲申正月初三日，文谟社长携其五公子荣汉世讲来过大风堂，戏为迎喜图赠之。”而且说：“补起、补起”[12]。此外，张还多次为父母双亲画人物、花鸟条幅，以及扇面、册页、诗笺等，并常赠送父亲碑帖、笔墨等珍贵物品。它们后来虽历经劫火灾难，却仍有一些原作尚由我们子嗣珍藏。[13]当然，父亲也为张举办各种展览、出版书画集等操劳、相助不少。[14]1948年张去香港转赴印度后，和父亲仍时有书信联系，并一再动员父亲出国，到他那里去。1951年父亲谢世前不久，还收到过张在印度举办画展后寄赠的画册;后闻父亲蒙冤遇难，张万分悲痛，赋有七律一首歌以当哭：

观公解脱叹无方，蹴踏层霄礼象王。

撒手定知能接引，到头应共住清凉。

睹光久贱三生石，渡海勤求一苇航。

莫倚阎浮看净土，人间弹指有沧桑。[15]

著名雕塑家刘开渠也与父亲结有很深的艺缘。刘1930年赴法攻读雕塑专业，1933年回国后在杭州西子湖畔创作了“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蜚声远近。1938年刘到成都，有志于在大后方继续运用雕塑为宣传抗战服务，但有关方面未予重视。父亲慧眼识人，并深知发展雕塑艺术不仅对激扬民族正气非常重要，而且也是战时四川美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遂联合“蜀艺社”和美术界其他知名人士大力向有关方面说项，终于获准为抗战名将王铭章将军和无名英雄各塑一座铜像。但实施中却接连遇到经费上的窘境和缺乏翻砂铸铜设备的困难。父亲除一再向有关方面交涉，争取筹集经费外，更多次对刘进行慰问、鼓励，提供帮助。刘受到激励，又在夫人程丽娜不惜变卖首饰筹资的无私支持下，决定勉为其难，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翻砂铸铜。他经苦心筹划后，亲自指挥工人操作，将铜像分成几部分进行翻铸，然后合成整体，终于取得圆满成功。父亲对刘忠于艺术、勇于奉献的爱国思想深为敬佩，在1944年7月铜像落成时给予了高度赞扬，并推荐刘出任四川美协常务理事。刘也从此视父亲为患难之交，不仅多次赠予雕塑作品，[16]还拟亲为父亲塑像;后又在父亲支持和美协的配合下，在成都春熙路北段为孙中山先生塑造了纪念铜像。1948年，父亲竭力向省教育厅厅长任觉五推荐刘出任省艺专校长，但因诸多妨碍，刘未能就任。[17]

罗文谟作品：《岁朝图》

罗文谟作品：《松鹿图》

父亲德望素著，除以上大师外，仅当时在成都与之交往较密切者，即有谢稚柳、黄君璧、马万里、于右任、沈尹默、张书旂、李育灵、叶浅予、张采芹、芮敬于、谢无量、张寒杉、易均室、冯灌父、晏济元、江梵眾、萧泽溥、吴一峰、周抡园、林君墨、屈义林、张寔父、朱乐之、钟道泉等众多名家，其中不少人常与他互赠精品，墨缘殷殷。特别是有的友人知其癖好梅竹，还特意画梅竹送他。张大千和董寿平都为他画过梅花小品;[18]梅兰芳也为他画过一张墨竹扇面;著名画家吴一峰还为他的梅杖刻了一行字：“春在先生杖履中”;齐白石则在他的折扇扇骨面上刻过几片竹叶。[19]还有不少同道十分敬重他的人品、才艺，如徐悲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忆述抗战时期艺坛史事，就特别提到他;“蜀艺社”耆英林山腴在为他的面像题诗时，则以“社中书画多英彦，不及临风玉树枝”赞美他，耆英刘豫波更赋诗称“我读罗君画，如读杜老诗”[20];原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蜀中名宿向仙乔还以元代著名画家倪瓒（外号迂翁）和清代著名画家罗聘比拟他：“迂翁写意墨如金，不教湿笔上枯林。好向松台参画诀，个中罗聘是知音。”[21]名画家芮敬于甚至称道他的作品：“纸贵洛阳声价重，三绝高名冠艺林。”[22]他的同窗挚友、四川美术协会常务理事、著名画家张采芹在赞誉《文谟学长画展》诗中，还特别提到了他们携手共创四川美术协会的艰辛和翰墨深情：“……好书好画乐平生，从政闲余每寄情。运笔得意趣过我，泼墨一纸同经营。其间甘苦两心同，君画瑰丽有宋风。描摹花竹特韶秀，点染丘壑亦自工……”[23]

美术活动之外，父亲还广泛关心摄影、音乐、戏曲等艺术事业的发展。他不仅与摄影大师郎静山和去台的摄影艺术家高岭梅有着深厚友谊，和著名音乐家马思聪、蔡绍序等也交往密切，而且常参加他们为配合抗战举办的演奏会或演唱会。进入全民族抗战后，父亲还学习和研究昆曲，与母亲一道加入了“啸隐昆曲社”，并参与邀请昆曲泰斗、著名表演艺术家俞振飞及夫人黄曼云来蓉示范传艺、客串演出等活动。父亲当时赋诗赠俞：

鸾凤锵锵曲听真，昆山良辅是前因。

曾扮太白颠狂态，几见飞琼现在身。

接翅双飞来锦水，和鸣歌断遏梁尘。

吴丝奏彻人空巷，唐突花卿漫学颦。[24]

俞读诗甚喜，回赠了一把制作精美的竹笙和一把与昆曲名家陈富年书画合璧的折扇为谢。[25]

此外，父亲一向敬重学术界的硕学鸿儒，喜与交往。如朱自清、朱光潜、梅贻宝、蒙文通、吴宓、闻在宥、石蕴如、李梦雄、罗玉君、李方桂、叶石荪等大学名教授，父亲都时相过从。有一次朱自清、朱光潜联袂登门拜访，父亲还让读过朱自清《背影》和朱光潜《谈美》而久仰其盛名的我们弟兄到厅堂拜见客人。朱自清、朱光潜甚为高兴，特应邀为父亲合写了一张扇面。[26]

总之，父亲在抗日战争中，于文化艺术界作出的团结、协调的努力，为推进抗战文化艺术活动的发展的作用是不小的，是诚心诚意的，可谓功莫大焉。他不愧是近代四川美术史上的一位杰出的策划、组织者，是当时四川美术教育、美术活动和整个美术事业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