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四川出版的边疆史地学术报刊

2019-01-21闫峰王兆辉唐红

文史杂志 2019年1期

闫峰王兆辉唐红

关键词：抗日战争;四川;边疆史地;学术报刊

近代以降，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关边疆史地的研究逐渐兴起。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姚莹编撰的《康輶纪行》、徐继畲编撰的《瀛环志略》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系列世界史地著作。这些作者亦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经过晚清的发轫，到民国时期，中国学界众多学者更是意识到边疆史地的重要性，纷纷成立相关组织或学会，如“禹贡学会”“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等。同时，依托边疆史地组织或学会，或研究与出版机构，学界陆续创办了《禹贡》《边政》《边疆》《新亚细亚》《边政导报》《边政公论》《边政月刊》《边疆服务》《边疆建设》《边疆通讯报》《边事研究》《边事研究抗战特刊》《西南边疆》《中国边疆》《边疆周刊》《边疆研究季刊》《边疆研究论丛》等众多的专业性的边疆史地类的报刊杂志。全面抗战时期，“因为民族危机和边疆局势的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文史工作者选择了通过研究边疆民族问题来加强中华民族认同和激励爱国主义精神的治学方式。这一时期，相关的边疆研究学术期刊、著作和文章层出不穷。”[1]其中，在四川境内，就涌现出了《西南边疆》《边疆研究论丛》《边疆研究通讯》《边疆周刊》等重要的边疆史地专业的报刊杂志，它们也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

一、《西南边疆》

主办者：中国民族学会西南边疆研究社

出版地：昆明，成都

创刊时间：1938年10月

出版周期：月刊，双月刊，不定期刊

出版时期：1938年10月至1944年6月

《西南边疆》是全面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史地文化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1938年10月，《西南边疆》创刊于昆明，由方国瑜、凌纯声、徐益棠等人主办，中国民族学会西南边疆研究社负责编辑，西南边疆月刊社出版兼发行。在发刊词中，方国瑜等人阐述了刊物的宗旨：“我们的主要旨趣，即在以学术研究的立场，把西南边疆的一切介绍于国人，期于抗战建国政策的推行上有所贡献。”[2]

《西南边疆》创刊之始，初为月刊;从第5期起，改为双月刊;以后又因客观环境成为不定期刊。在1938年10月至1941年8月间，《西南边疆》由方国瑜等人在昆明负责编印。自1941年9月第13期起，《西南边疆》迁至成都出版，主办人由方国瑜等改为徐益棠等，通讯处则变更为成都金陵大学文学院转西南边疆月刊社。至1944年6月停刊，《西南边疆》共出18期。方国瑜在《自序——略述治学经历》中谈及：“自1937年抗日军兴，内地大学及研究所迁至西南，加强抗战大后方，各地学人多来集昆明，尚论边政，瑜与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诸友好主办《西南边疆》杂志，出版至十八期而辍。”[3]

《西南边疆》栏目设置有论文、行记、评论、书评、通讯等，刊载文论内容涵盖西南边疆地区的各项调查与研究五类：甲类，生活状况与社会组织、宗教与艺术、语言与文字、教育状况、民间传说;乙类，地理与气象、交通、水利、矿藏开采、农业与畜牧、荒地移垦、手工业、对内对外贸易;丙类，民族杂处状况与统一问题、边民之战时训练、沿边交涉与对外关系;丁类，边地游记、边地通讯、关于边地图书之介绍与批评。戊类，其他等。[4]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楚图南的《中国西南民族神话的研究》，江应梁的《僰夷民族之家族组织及婚姻制度》，方国瑜的《马可波罗云南行记笺证》，马学良的《云南倮族（白夷）之神话》，邹序儒的《战时边疆移垦事业》，吴宗济的《调查西南民族语言管见》，陶云逵的《开发边民问题》等。这些文论多是作者实地考察西南边疆搜集整理的原始资料，或是基于调查的研究探讨，并附以照片、图表，是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西南边疆》所刊发文论的学者，包括楚图南、方国瑜、徐益棠、凌纯声、江应梁、胡焕庸、刘国钧、张凤歧、吴宗济、周光倬、张其昀、马学良、陶云逵、彭桂萼、凌民复、岑家梧、李希泌、白寿彝、闻宥等，人才济济，灿若群星。而由于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清一色的中国民族学会会员，《西南边疆》可以说成为中国民族学会的“学术会刊”。此外，《西南边疆》还被认为是最早开创“西南学”的文本载体。云南学界提出：“西南学，作为一个学科，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1938年中国民族学会西南边疆研究社创刊《西南边疆》，是其先声。”[5]

二、《边疆研究论丛》

主办者：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出版地：成都

出版周期：年刊，不定期刊

创刊时间：1941年12月

出版时期：1941年12月至1948年6月

《边疆研究论丛》由徐益棠主编，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发行。《边疆研究论丛》的主编者——徐益棠（1896—1953），浙江桐乡人，中国现当代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被誉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先行者。徐益棠出身贫困家庭，早年入读东南大学，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师从“20世纪法国民族学之父”马塞尔·莫斯，获民族学博士学位。自20世纪30年代起，徐益堂先于金陵大学入职中国文化研究所，并组织增设了边疆社会研究组和边疆研究室，后参与发起创立了中国民族学会、加入中国边政学会，其间组织編辑了《边疆地理调查实录》《边疆研究论丛》《西南边疆》《民族学研究集刊》等文献及期刊，还实地调研和撰写并发表了《雷马屏峨纪略》《西康行记》《非常时期之云南边疆》《浙江畲民研究导言》《雷波小凉山之倮民》《中国民族学之发展》《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民族学上的新疆民族问题》《台湾高山族之文化》《外蒙古地理简说》《新疆问题之地理观察》《西北建设纲领及其方案》等重要学术成果。可以说，徐益棠是中国最早发起边疆史地研究的著名学者和中国民族学的创始人。[6]

南京金陵大学旧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边疆研究论丛》的主办者——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30年，停办于1951年，为金陵大学附属之独立单位。该所以“研究并阐明本国文化之意义，培养研究本国文化之专门人才，协助本校文学院发展史学及国文课程，鼓励本校师生研究本国文化”为宗旨。[7]金陵大学自1938年由南京迁四川，至1946年返宁复校。在战争期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吸纳的学者囊括了徐养秋、李小缘、刘国钧、徐益棠、刘铭恕、商承祚、陈登原、王古鲁、史岩、刘叔遂、黄云眉、王伊同、吕叔湘等诸多学界同仁，所出学术成果涵盖了史学、考古学、文法学、目录学等学术领域，并编印有《金陵学报》《金陵文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及《边疆研究论丛》等一大批学术成果。

成都金陵大学编发《边疆研究论丛》

《边疆研究论丛》于1941年12月创刊，初定为年刊，但由于经费等问题，出版极为迟缓，实际为不定期刊。其至1948年停刊，仅出版3期，主要发表成都金陵大学师生关于边疆特殊问题的研究著述。[8]包括有：闻宥的《西藏缅甸系语文略说》（194l），徐益棠的《猡猡道场图说（附图）》《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194l）、《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婚姻》《广西象平间瑶民之饮食》（1942—1944），胡鉴民的《羌族之信仰与习为》（194l）、《苗人的家族与婚姻习俗琐记》（1942—1944），陶云逵的遗著《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故事（附地图一）》（1942—1944）、《车里摆夷之生命环》（1945—1948），黄文弼的《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1942—1944），丁骕的《土谷浑之世系与名义（土谷浑研究之二）》（1942—1944），刘铭恕的《南诏来袭与成都大秦景教之摧残》《元人杂剧中所见之火祅救》（1942—1944）、《忽必烈之首猎拭血礼》《蒙古之髀石游戏》《椤民战争和懈条件之骨价与盟誓》（1945—1948），马长寿的《凉山杂剧中所见之火祅教》《凉山罗夷的族谱》（1942—1944），史岩的《阳关探访记》（1942—1944），任诚的《党项及于弥语原辨》（1942—1944），岑仲勉的《卫拉特即卫律说》（1942—1944）、《突厥马之输唐与其Tamga》（1945—1948），张绍梅的《摆夷婚姻习俗之初步研究》（1945—1948）等。这些学术成果，覆盖了广西、云南、四川、蒙古、西藏、新疆等省地，包括了藏族苗族、羌族、瑶族、彝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风土文化，体现了新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与方法，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边疆史地领域的重要学术风貌。

三、《边疆研究通讯》

主办者：成都金陵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边疆社会研究室

出版地：成都

创刊时间：1942年1月20日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时期：1942年1月20日至1943年6月20日

《边疆研究通讯》以研究中国边疆民族文化、边疆社会问题为范围，划分为边疆史地、民族文化、社会问题及其他四方面。其中，边疆史地包括民族或地区的历史记述或考证，民族分布及迁徙，各民族住区的地理环境;民族文化包括语言文字，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生产方式（生产品之种类及技术等），社会组织（婚姻、家族、地方组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等），宗教习俗，艺术（绘画、织绣、音乐、歌舞、戏剧、雕刻等），生活习尚（生、冠、婚、丧、葬、装饰、嗜好、游戏等），社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地方政治、民族关系等），经济问题（资源开发、生产改良等），社会问题（人口、卫生等），教育问题（语言、教科书内容等）;其他部分包括游记、通讯、边地文献介绍。《边疆研究通讯》的名誉撰稿人及通讯撰稿人有：胡焕庸、白寿彝、林名均、庄学本、黄奋生、凌纯声、马长寿、吕叔湘、吴文藻、周游、周太玄、张镇国、傅述尧、贺觉非、张廷休、孙本文、任乃强、王文萱、卫惠林、芮逸夫、闻宥、徐益棠、马长寿、方国瑜、岑家梧等，群星璀璨，不乏大家。

《边疆研究通讯》共出版二卷三号，总计九期。开辟栏目内容分为：专论、资料、游记或通讯，学术运动消息、书刊介绍等五部分。文稿体裁，以叙述为主，宁采资料，不取空论。[9]柯象峰在《发刊辞》中说：

我国版图辽阔，边区民族，亦复庞杂。历代靖边，未能彻底，留意边政者有若凤毛麟角，时至今日更感藩篱易撤之苦。抗战以还，学术界人士之迁徙边区者甚众，其间亦颇不之急起直追从事边疆之同志，亡羊补牢，或亦未为晚乎？

本校前任首都时，从事于边疆社会之研究亦亦有年，且承教育部拨款协助，研究益形便利，四载来，迭经各方鼓励，曾组织西康社会调查团，专赴西康作学术之考察，继后组织峨边调查队，及参加研究，猎获有些许资料，然终嫌微薄。本年度社会学系，为扩充该系工作计，对于边疆社会组更稍事充实，乃附设边疆社会研究室，一方面整理各地業已刊布文献，一方面拟搜集边疆边区各地现实之资料，公之于世。惟我国边区范围至广，事态至繁，断非一人力财力有限之研究机构所能胜任愉快，势必集合各方面人士之贡献以完成之。而多方面之消息或资料，又或需一刊物作交换之工具，是则本通讯之问世，或亦不为无故欤？

学术贵在求“真”，有价值之科学巨著，应给予真实事项之罗列。故本刊所载之文章，当以刊布第一手最真实之文章材料为第一原则，终冀此区区之真实材料，得有于海内学人著述时之参考焉。[10]

1942年1月20日的“创刊号”中，除柯象峰的《发刊辞》外，还有卫惠林的《中国边疆研究的几个问题》，芮逸夫的《西南民族语言分类》以及《边疆研究资料：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地理概况》《边疆学术消息十六则》等，附录《金陵大学边疆社会研究室研究计划》。

1942年3月20日第一卷第二号，刊载有卫惠林的《中国民族分类论略》，于式玉的《藏民妇女之一生》，贺觉非的《昌都帕巴拿呼图克图事略》，潘景衍的《滇南边区行纪》以及《边疆学术运动消息十则》，“书评”是卫惠林撰写的《边疆研究论丛》《〈边政公论〉三四期合刊》等。

1942年6月20日第一卷第三号，刊载有闻宥的《关于法罗字典作者邓明德神父》，黄楚三的《乌兰察布盟旗民生活习俗》，林名均的《威州的民歌》与“边疆研究资料”《评皇卷碟盘古榜文（采自粤北八排傜民），《边疆学术运动消息十五则》。“书评”分别是徐益棠的《〈中国回教史鉴〉——马以愚著》，卫惠林的《〈民俗〉第四期——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编辑》。

1942年12月20日第一卷第五、六号合刊，发表有马长寿的《川康民族分类——四川博物馆川康边疆民族文物标本说明》，张松涛的《羌民的建筑》，刘远东的《云南澜沧之老缅族》，龙取直的《倮倮学者罗文笔先生访问记》以及《边疆研究消息十七则》。“书评”两则分别是卫惠林的《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徐益棠的《畜牧兽医月刊》。“通讯”四则分别是陶云达的《新平通讯》，方国瑜的《昆明通讯》，马鸿纲的《西昌通讯》，白永达的《理番通讯》等。

1943年2月20日第二卷第一号，刊载有卫惠林的《建设西北的基本问题》，张少微的《谈“坐月”》，刘远东的《旅行搭记——从腊戍到澜沧》以及《边疆学术研究消息十九则》。“书评”两则分别是徐益棠的《田汝康著〈摆夷的摆〉》与卫惠林的《〈边疆通讯〉一卷一至四期》。

1943年4月20日第二卷第二号，为“成都金陵大学五十五周年纪念号”，刊载有徐益棠的《金陵大学边疆研究事业之经过》，汤定宇的《东北夷与燕赵长城》，符气雄的《边疆民族人口及其分布中心》，以及《边疆学术文化研究消息》，卫惠林撰写的“书评”《胡耐安著〈说谣〉》等。

1943年6月20日第二卷第三号，为最后一期，所刊载内容难以寻迹。

四、《边疆周刊》

主办者：中国边疆学会成都分会

出版地：成都

出版周期：双月刊

创刊时间：1942年1月

出版时期：1942年1月至1944年7月

全面抗战爆发后，“古史辨”学派创始人、历史地理学开拓者顾颉刚愈加重视并致力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探索。早在1938年12月，顾颉刚等就于云南昆明复刊的《益世报》上创办了副刊《边疆周刊》。他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创刊号上阐述了中国边疆史地的重要性。他指出：“要使一般人对自己的边疆得到些知识，要使学者们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要使企业家肯向边疆的生产事业投资，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边疆去作冒险的考察，要使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直到边疆……也成了中原而后歇手。”他强调：“必须开发了我们的西边才可收复我们的东土，亦必须开发了我们的西边才可巩固我们的东边。”1941年3月，顾颉刚在四川成都中国边疆学会（成都边疆学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理事长。1942年，顾颉刚等组织创办了成都边疆学会的机关刊物——《边疆周刊》，即《党军日报·边疆周刊》。《边疆周刊》由顾颉刚等人依托中国边疆学会成都分会及《党军日报》主办，中国边疆学会成都分会编行。1944年7月停刊，共出36期。[11]

全面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右起第三人）及其同仁

在《边疆周刊》发刊词中，顾颉刚发表了对于边疆史地事业的重要观点，并且阐释了《边疆周刊》的价值意义：“我们几个人为了受良心的督促，不忍见类似东北的问题再度爆发，不得不起来呼喊以激起全国同胞的注意。我们知道要紧紧守住这些地方的疆土和人民，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我们这班人肯挺身而起，尽量做边疆的工作，能调查的去调查，能服务的去服务，能宣传的去宣传，能开发的去开发;一方面要使内地同胞认识问题的严重，为了保卫国家不怕到边地去，一方面要使边地同胞认识自己地位的危险，一齐在一个政府之下团结起来，和内地人同心合作。我们要对外争取自由，必须先对内加强组织。到那时，我国的疆土是整个的，不再有‘边疆这个不详的名词存在;我国的民族是整个的，不再有‘边民这个类乎孽子的名词存在。这才是我们理想的境界……古人说‘亡羊而补牢，又说‘弭患于无形，这是我们创办中国边疆学会的原因，也即是现在编印这个周刊的理由。”同时，顾颉刚还强调指出：“这个周刊的篇幅虽少，我们希望利用这一点仅有的篇幅，把读者和作者联合起来……如何可以在我国的边界上建立起一座铁的长城，使得任何的野心国家都伸不开他们的魔掌来？这是我们的同志所该天天自省着的一个大问题而引作我们工作的大目标。我们希望，读者和作者都莫忘却了下列几句短言：边疆问题的提出，为的是抵抗帝国主义！边疆建设的推进，为的是复兴中华民族！我们要争取民族的自由，所以我们要健全民族的组织！我们提出边疆问题，就是要打消边疆问题！我们现在设立边疆学会，就是期望将来没有边疆学会！”[12]《边疆周刊》不仅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边疆史地学术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也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边疆史地学术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