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衷

《风》《雅》《颂》是组成《诗经》的三大部分，而关于它的定义，最早则是由《毛诗序》作出的。不过，进入南宋以后，渐有学者对《诗序》定义予以质疑，直至当代，仍连牵不绝。其间的问题，已不仅在于《风》《雅》《颂》这所谓“三体”的含义，还包括十五《国风》各自的内涵、时代与地域分布等。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正确解读《诗经》应该具有重要意义。

《风》《雅》《颂》之称是由《周礼·春官·大师》提出的，原本属于周代大师（乐官）所教“六诗”中的三项内容。《毛诗序·大序》改“六诗”为“六义”，指出其中的《风》《雅》《颂》是先王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三类诗篇，并对《风》《雅》《颂》的含义作了定义性的解释。稍后东汉郑玄的《周礼注》《毛诗传笺》以及《诗谱》等对《风》《雅》《颂》的注释与编排，则不过是对《毛诗序》（简称《诗序》）的附和以及在《毛诗诂训传》基础上的发挥罢了。

入宋以后，由于疑古思潮以及与此相应的反《诗序》论争的兴起，不少学者也对《诗序》关于《风》《雅》《颂》的定义提出批评或修正。在这之中，对《雅》《颂》的詰难要相对少些，而对《风》因为还牵涉到《十五国风》，则矛盾要复杂得多，形成众说纷纭，各抒己见的局面。因此下面遂采取首易次难的顺序，先介绍《雅》《颂》，再介绍《风》的问题。

一、秦声乌乌大小《雅》

现存《诗经》有《小雅》74篇，《大雅》31篇，计105篇，合称“二雅”。其中《小雅》在《毛诗》号称“八十篇”，但有六篇“有其义而亡其辞”（只存篇目而无文辞）。这六篇即所谓《六笙诗》，其题目分作《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仪礼·乡饮酒》等说，在周代“乡饮酒礼”及“燕礼”上皆以笙演奏此六诗，故名《笙诗》或《六笙诗》。

关于《雅》，《毛诗序·大序》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这里的意思是说：用本国的事情来劝戒王者的叫做《风》，用天下各国的事情来劝戒王者的叫做《雅》。《雅》就是正，即政治，是讲王政的盛衰败亡及其原因的;也可说是“正得失”的意思（郑玄《周礼注》说，《雅》是“言今之正者为后世法”）。王政有大小，所以又分出《小雅》《大雅》来。按夏传才的理解，《诗序》所说的《小雅》“大多说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感受”，《大雅》则“说朝政大事”。（夏传才：《诗经语言艺术》，语文出版社1985年版）

诗经地理图（选自向熹著《诗经词典》）

对“雅”字，清人王引之曾有过训诂。他在《读书杂志·荀子》里说：

雅读为夏，夏谓之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证。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传》齐大夫子雅，《韩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

近人梁启超根据王引之的考释，在《释四诗名义》里论证《诗序》之小《雅》、大《雅》说：

《伪毛序》说：“雅者正也。”这个解释大致不错。……依我看，《小大雅》所合的音乐，当时谓之正声，故名曰《雅》。……然则正声为什么叫做“雅”呢？“雅”与“夏”古字相通。……雅音即夏音，犹言中原正声云尔。

今人陆侃如、冯沅君按云：“所谓中原正声，其实即是西都土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中国诗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蒋伯潜、蒋祖怡在《经与经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里评论梁启超关于雅音“犹言中原正声”之说时又不忘顺带批评《诗序》道：

旧说训“雅”为正，又训“正”为政，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实曲解。梁氏之说，远胜旧解。梁氏又谓《仪礼》所记乐工以歌诗与“笙歌”同时合奏，相依而节，正如今西乐的伴奏。……不过所谓“雅”者，我觉得还有意思可以补充。“雅”和“雅言”“方言”之“雅”一样，是对于带有地方色彩的乐歌（如采自各国之“风”、起自南方之“南”）而言的。所谓“雅言”，和我们现在讲普遍话标准国语，读标准国音一般。《论语·述而》篇：“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这是说孔子读《诗》、读《书》和执礼（即今司仪赞礼之类）时，是用普通话的。因为大《雅》、小《雅》是周代国定的标准音乐，所以谓之“正乐”，名之曰“雅”。

对蒋伯潜、蒋祖怡所引《论语·述而》“子所雅言……”句，杨伯峻曾有过注释：“雅言——当时中国所通行的语言。春秋时代各国语言不能统一，不但可以想象得到，即从古书中也可找到证明。当时较为通行的语言便是‘雅言。”（《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梁启超、蒋伯潜、蒋祖怡、杨伯峻等对“雅言”的理解，将王引之的研究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与梁启超同时的章炳麟则在《大疋小疋说》里从音乐的角度去解释“雅”：

凡乐之言疋（笔者按，《说文解字》有云：“疋，足也。……古文以为《诗·大疋》字，亦以为足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记也。”）者有二焉，一曰大小雅，再曰舂牍、应、雅（打击乐器）。雅亦疋也。……郑司农注《笙师》曰：“雅状如漆筒而弇口（指口小），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熟羊皮）挽之，有两纽，疏画（器体上画着稀疏的花纹）。”……《大小疋》者，其初秦声乌乌，虽文以节族，不变其名。……颂与风得函数义。疋之为足迹，声近雅故为乌乌，声近夏故为夏声，一言而函数义可也。

对章炳麟之言，陈子展疏云：“这是说，雅是近似鼛鼓的一种乐器名，又是一种曲调名。”（《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陆侃如、冯沅君也极赞同章炳麟在《大疋小疋说》里对“雅”的考释，称其“最为完善”。他俩认为《雅》就是乐歌（“夏声”或“秦声”），“就内容言为记事，就地点言为西周。至于现存雅诗中有东迁以后的作品，那也无害于其发源之地”（《中国诗史》）。

《诗》之《小雅》与《周颂》（宋本朱集传）

在此基础上，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指出：

雅诗为什么有大小之分，从前说诗者有许多争论。清代惠士奇《诗说》谓大小雅当以音乐来区别它们，如律有大小吕，诗有大小明，其意义并不在“大”“小”上。我们认为风、雅、颂既是根据音乐来分类，雅诗之分大小，当然与音乐有关。

梁启超、章炳麟、陆侃如、冯沅君、蒋伯潜、蒋祖怡、游国恩等学者的观点已被《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所吸收。

不过，今人高亨对于《小雅》《大雅》的由来则有与之不同的说法。他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里写道：

雅有《小雅》《大雅》，合称二《雅》，共一百零五篇，都是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域——“王畿”的诗歌，多数为朝廷官吏（公卿大夫士）的作品。雅是借为夏字，《小雅》《大雅》就是《小夏》《大夏》。因为西周王畿，周人也称为夏，所以《诗经》的编辑者用夏字来标西周王畿的诗。

在这里，高亨颇赞同“雅”通“夏”的说法，但他笔锋一转，却将《小雅》《大雅》说成按地域划分的《小夏》《大夏》了，这首先是针对《诗序》“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发难的，因为《诗序》是按《诗经》所述政事内容的大小来分大《雅》、小《雅》的。其次是针对梁启超、章炳麟等的“乐歌”说而予以补充。高亨认为：西周王畿以后归秦国所有，“从而这个地域的诗篇就是《秦风》了。春秋时人尚称《秦风》为‘夏声。……《诗经》三百篇都是以地域分编，用地域名称加标题的。十五国风的十五国（《王风》的王代表东周王朝的统治区），《周颂》《鲁颂》《商颂》的周、鲁、商，都是代表地域，可见二雅的雅也是代表地域，即借为夏字。如果不是这样，二雅是哪个地域的诗歌就表示不出来。雅诗为什么有大小的区别呢？古说都不圆通，现在还得不出确解。”

刘惠孙则在《中国文化史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里提出：“《雅》的一些作者正是管仲所定‘四民之中的‘坐而论道，文质彬彬的士阶层。”“《大雅》《小雅》之分，从内容来看可能又是卿、大夫阶层与士的阶层的不同。”

又有黎子耀在《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发表题为《毛诗秘义》绪言（节录）一文，从周代天文历法学的角度来辨析《雅》，认为“雅”为月朔之隐语。他指出：“朔望正时，为历法中之大政，象征王政。”他又引《说文》“雅，楚乌也”具体解释说：

日月合朔，无光，日如乌鸦。月本无光，亦如乌鸦。日为小鸦，月为大鸦。此小雅、大雅得名之由来。日月相会，积日成月，积月成岁，《诗经》大小雅之诗即是一岁之日数。小雅八什，诗八十篇。大雅诗三十一篇。大雅诗为一月之数，以三十日计，多一日以示闰。30×8=240日，此为八个月之日数。隐去四个月之日数为120日，隐显两者之日数合计为360日。十二月各加闰数1，得12日。360+12=372日，一岁日数为365又1/4，故小雅诗六篇有其义而亡其辞。诗本无辞，意在减少六篇，以示减少六日之数，并非本来有辞而后亡佚。辞字其义有二：一为言辞，另一为辞别。射箭如人有言辞，箭发如人之辞别。天干地支如同弓箭，相配一次，如射一箭，故以箭计数。相传隶首作数，隶首即箭镞之隐数。弓为主，箭为奴。弓中有箭则为弩。372-6=366日，接近周天之日数。

二、舞曲融融歌三《颂》

现存《诗经》有《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计50篇，合称《三颂》。

关于《颂》，《毛诗序·大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意思是说：《颂》是赞美王者的功德业绩的（郑玄《周礼注》说，颂即歌颂，是“诵今之德，广以美之”），并将他们的功绩通过祭祀报告给神明。总之，《颂》是歌颂王者的祭祀诗。

应该指出的是，《大序》这里是以“颂”的引申义来为《颂》下定义的。而“颂”的本义则是“容”，籀文作“”。《汉书·儒林传》说：“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史记·儒林列传》则说：“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可见，在上古时代，“颂”与“容”是相通的;而这里引的《史记》《汉书》的“容”则系“礼容”“仪容”之义。《汉书》颜师古注引苏林曰：“《汉旧仪》有二郎为此颂貌威仪事。有徐氏，徐氏后有张氏，不知经，但能盘辟为礼容。天下郡国有容史，皆诣鲁学之。”清人阮元注意到上述情况，而对《诗序》用“颂”的引申义而忽略其本义表示不满。他指出：

《风》《雅》但弦歌笙间，宾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为舞容。惟《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若元以后戏曲，歌者舞者与乐器全動作也。《风》《雅》则但若南宋人之歌词弹词而已，不必鼓舞以应铿锵之节也。（《揅经室一集·释颂》）

在这里，阮氏认为应当重视从“容”的层面上去探讨《诗经》之《三颂》的含义。他认为，“容”就是样子，是踏着音乐节拍唱歌跳舞的舞姿。因此，“颂”实际是一种与祭祀有关的歌舞曲。梁启超也不赞成《诗序》定义而支持阮元之说。他在《诗经解题》里说，“颂”是“歌而兼舞”;“舞则舞容最重矣，故取所重，名此类诗曰‘颂”。近人张西堂还在《诗经六论·说颂》中指出，古字“颂”与“庸”“镛”音相通，镛是乐器大钟，因此《颂》应是用大钟伴奏，声调缓慢，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张西堂之说，可以视做对阮元“舞曲”说的一种补充。

《诗·商颂·殷武》（宋·朱集传）

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里评论说，虽则阮元之说被“公认为对于‘颂解释得最为完善的”，“然而若据此而说《三颂》四十篇无一非舞曲，那未免固执不通了。因为这四十篇之不全是舞曲，那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最明显的证据是鲁、商二颂，无论就它们本身说，或就古代文献看，都难附会到舞容上去。即时代较早的《周颂》三十一篇，也难勉强一律比附。而且如果我们说现存颂诗中有一部分祭歌，那也不算出于舞容的本义之外，因为舞曲与祭歌本是有密切关连的。……故《三颂》中有不少的祭歌。”

陈子展亦在《诗经直解》里说：“大较言之，《诗》三百皆可诵、弦、歌舞。自《二南》以下《风》诗，多属里巷歌谣之言，本为徒歌，而亦可以入乐。《雅》作为政治诗，合乐而不必配舞，略与《风》诗不同也。《颂》作为宗庙祭祀之乐章演出，当是采用载歌载舞、有声有色、美先人之盛德而形容之形式。”在这里，陈子展实际已对《诗序》以下关于《颂》定义的诸说兼采并蓄，综合归纳之。而作为对《颂》的内涵最凝炼的总结，还当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颂的意思是形容，也含有赞美之义，是祭祀所用的乐歌，部分是舞曲。

但发明“雅”为月朔之隐语的黎子耀，在前举《毛诗秘义》绪言（节录）里则认为，“颂”为月望之隐语。他引《诗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句而说道：“月望之月即是盛德。”他指出：

鲁颂、商颂象月之五行循环，而为九畴。周颂之数象征一月之日数。商颂按五行相克顺序，周颂按五行相生顺序。《孟子·万章篇》比喻五行相克为传贤之制，五行相生为传子之制。

黎子耀之言虽有刻意比附之嫌，但却又具别开生面之象，似可备为一说。

在三《颂》之中，谁个生成时代最早？一般认为是《周颂》，它而且还遥居《风》《雅》《颂》三体之首。详细的论证可参见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至于具体的时代，《辞海》归纳历代研究者的考释，认为“多为周初的作品，是西周统治者用于祭祀的诗歌”。高亨《诗经今注》还进一步指出说：“从它们的内容和艺术性观察，多数是昭王、穆王以前的诗篇。”

过去有认为《商颂》时代最早者，认为生成于商代，属商诗。一般而言，持此论者为古文经学派，最初见载于《毛诗序·小序》。其在《商颂·那》题下说：“《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

按微子为周代宋国的始祖，商纣王的庶兄。周公旦攻灭武庚后，封他于宋。宋戴公于公元前799～公元前766年当政。《毛诗序·小序》在这里的交代尽管不甚清楚，但指《商颂》为商代作品的意图却是很明白的。

不过，早出于《诗序》的《国语·鲁语下》却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又据《史记·宋世家》及《后汉书·曹褒列传》李贤等注，此正考甫（父）为宋襄公时代（公元前650～公元前637年）的大夫（陆侃如、冯沅君说：“或者有两个正考父），“孔子之先也”。这三条资料，则将《商颂》的时代降至春秋早期。高亨在《诗经今注》里赞同这一意见，认为《商颂》“不是商代的作品，而是周代宋国的作品。宋国疆土在今河南东部及江苏西北部。”至于为什么要称《商颂》？高亨解释说：“宋国是商汤的旧地，也称为商，宋君又是商王的后代，所以宋诗称为《商颂》。原有十二篇，只剩下五篇。”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里说，现存《商颂》五篇可分作两类，“前一类的时代似乎较早，不妨假定为公元前8世纪的诗;后一类似较晚出，或者是公元前7世纪的诗。”这大致也是近代以来大多数研究者的共同看法。

至于《鲁颂》，一般认为是公元前7世紀鲁国（在今山东省西南部，开国君主是周公旦之子伯禽，都城为曲阜）的作品。理由是根据《鲁颂·閟宫》以及在《鲁颂·驷》下之《小序》里提到的两位作者奚斯与史克的活动时代——前者约当公元前7世纪中叶，后者则处在公元前7世纪末至公元前6世纪初。由于《鲁颂》四诗前的《小序》都具有“颂僖公”等文字，所以《辞海》也予以了认可，称《鲁颂》“歌颂贵族统治者鲁僖公”。

研究者还注意到《鲁颂》风格与《风》《雅》的某些接近处。诚如宋人王柏在《诗疑》中所言：“《鲁颂》四篇有《风》体，有《小雅》体，有《大雅》体，颂之变也。”（待续）

（注：上期第58页—61页《“四家诗”是如何争得官学地位的》属“诗经悬案”之五，漏排眉题，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