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萧 久

《环球时报》记者住在柏林一个老牌居民区“舍恩贝格”，上世纪30年代，这里生活着很多富足、高知的犹太人，教师、律师、医生、商人、作家、艺术家……犹太裔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去美国之前也住在这里。2018年的最后一天，住户用彩灯和各种饰品装饰着自家的阳台和窗户，节日气氛十足。在公共区域的人行道上多了平时没有的摆件——两盏红烛台，它们被放在人行道正中间，蜡烛下面，露出两块刻着字、镶嵌在地砖中的黄铜板。这样的黄铜板，在欧洲范围内约有7万块，它们的名字叫 “绊脚石”。这是由德国艺术家冈特·德姆尼希在上世纪90年代发起的一个艺术项目，旨在纪念1933年至1945年二战期间，在纳粹政府的迫害下被驱逐、被谋杀以及逃离的幸存者。

像小小的纪念碑

常见的绊脚石是棱长10厘米的立方体混凝土块，有时也会被制作成长条形的“绊脚坎”。向上示人的一面贴嵌着黄铜板，像小小的纪念碑一样，以“XX曾经居住/工作/学习在这里”为起始句，逐行刻下受难者的姓名、出生年份、被驱逐时间、集中营的名称、结局等内容。

这样的“绊脚石”和“绊脚坎”被铺设在受难者生前住所门前的路面上，它们的设计者冈特说：“那些受迫害的人的名字应该出现在他们曾经居住的地方”。绊脚石略高于其他地砖，曾有一名小学生问他：“到底会不会被绊倒？”冈特的回答是：“不，不，人们的身体不会被绊倒，但在心里会。”

1992年12月16日，冈特将第一块绊脚石铺在科隆市政厅前的路面上，黄铜板上刻下的铭文是《奥斯维辛法令》的第一行。这一天，是纳粹德国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下达驱逐吉卜赛人的《奥斯维辛法令》颁布的50周年。

纪念遇难母女

在我家附近，也有几块这样的绊脚石，其中两块记录的受难者是一家人：生于1858年的阿玛丽·皮尔斯和生于1891年的女儿伊丽莎白·皮尔斯。

1942年9月7日，84岁的阿玛丽和51岁的伊丽莎白从这里被驱逐，送到捷克的特雷津集中营。

二战期间，约有3.3万人死于这座捷克境内最大的纳粹集中营，其中就包括阿玛丽。在离开家整整一个月后的10月7日，阿玛丽被杀害。我们从捷克的纳粹大屠杀网站上查到，在9月7日这一天从柏林被驱逐至特雷津集中营的受害者共100人，只有7人幸存。伊丽莎白暂时活了下来。

特雷津集中营最大的“功用”是中转站，约有8.8万名囚犯经此被转送到奥地利、波兰的集中营。在特雷津待了两年后，伊丽莎白于1944年10月16日坐上了前往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火车。同行的1500人中，1372人被杀害，这一次，她没有在幸存者的行列里。

纪念对象不限犹太人

每块绊脚石上的铭文大多在10行以内结束，除姓名外，4—6个单词就已讲完一个人的故事，但每一个字母都是手工打造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冈特自己亲手制作每一块绊脚石，直到项目壮大后，才于2006年统一交由他的工作坊制作完成。制造和铺设绊脚石的资金主要来自私人捐助，目前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非集中式的纪念碑。

直到今天，每收获一份新的资料，冈特依旧会亲自敲定这块绊脚石上的铭文。这些信息的搜集与整理来自众多志愿者、公益团体、学生团体，过去的地址簿、地方志、耶路撒冷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数据库是其重要的信息来源。

绊脚石的纪念对象并不限于犹太人，同时也包括辛提人、罗姆人、耶和华见证人（作为团体拒绝效忠纳粹政权）、因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性取向/肤色而受到迫害的人以及精神/身体残疾者、流浪汉、逃兵等被纳粹政权标识为“反社会”的人——面向1933年至1945年期间被纳粹政权迫害或谋杀的所有受难者。

1995年，在未经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冈特试验性地将第一批“绊脚石”铺装在科隆。直至2000年，“绊脚石”才正式获得德国政府的许可，得以合法铺装。截至2018年8月，7万余块绊脚石遍布德国1265个城市和21个欧洲国家。2017年，阿根廷也铺设了第一块绊脚石。

站在这几块绊脚石旁，抬头就能看到不远处的舍恩贝格市政厅。二战后，这个市政厅被用作西柏林的市政府，直到1990年德国统一。每个新年的钟声在这里敲响。市政厅的钟是美国费城自由钟的仿品，自1950年起悬挂在那里。跨年夜，烟花裹簇着舍恩贝格市政厅，自由钟敲响，迎来新年——如果“世界”会许愿，大概它每一个新年愿望都会是“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