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瑾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学习与应用

陈思瑾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2018年10月，南开大学宁稼雨教授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了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学术体系重建”为题的学术讲座。在讲座中，宁教授分享了自己近些年来的学术追求：以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为着眼点和突破口，借鉴西方的主题学研究，力图摆脱近代在“全盘西化”文化价值下“西体中用”的学术研究状态，并试图构建自觉的中国叙事文化学体系，以寻求新世纪中国体系的学术范式。此次讲座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同学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交流了该方法对于自身学业和论文写作以及今后学术研究的积极促进作用。

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学术体系；中体西用；学习心得

2018年10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在同新楼举办了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学术体系重建”为主题的学术讲座，讲座特邀南开大学宁稼雨教授为主讲嘉宾。宁教授以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为主要着眼点，结合自身学术实践历程，提出了打造中国叙事文化学体系，重建以“中体西用”为特点的中国学术新格局的构想。宁稼雨教授关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讲座使在场同学深受启发，会后大家结合自己学业和学位论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一、找回“中体西用”学术范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20世纪以来，随着近代西方文化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中国的学术范式在“全盘西化”文化价值下呈现出一种“西体中用”的特点。实际上，20世纪初以鲁迅、王国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在近代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学术界的缩影和局部结果。宁教授在《重建“中体西用”中国体系学术研究范式——从木斋的古诗研究和我的叙事文化学研究说起》一文中这样总结：“就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古典近代文化背景下的学术理念范式，二是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的红色意识形态学术范式，三是80年代后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背景下的学术方法。”[1]这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的主要推动力，但一味固守如此“西体中用”的畸形内核，永远无法产生全新“源泉式”的创新内推力。据此，宁教授从宏观理论把控和微观具体个案研究出发，以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为主要着眼点和突破口，灵活引入了西方主题学研究的概念，以其通行的汤普森和阿尔奈的“AT分类法”对中国主题学研究历程进行回顾，进而对如何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体系展开思考。首先，将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传统的主题学研究分门别类，从对象和本体等方面进行辨析，确定个案研究对象。其次，根据传统的文献学考据方法，结合现代文献检索手段，将现存所有的相关材料尽可能“竭泽而渔”地收集是进行研究的根本和基础，同时将所搜集的资料按照年代顺序排列，解构出故事类型的主要构成元素。最后，从文学乃至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故事类型产生各种异同形态的内在原因及其影响。

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是以中国小说戏曲为主要体裁的书面叙事文学作品，宁稼雨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西方主题学异同关系何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二》一文中认为：很多古代民间故事由“采风”等方式创作而成，并借助书面文字进行记录、保存和流传。此外，很大比例的叙事作品来自文人独创，或文人间的社会历史逸闻。具体的故事类型不计其数，来源各异，流传与变迁形态也各有特色。以唐传奇《莺莺传》为例，从元稹首创，到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其中莺莺、张生等人物形象的演变、情节内容的增删、主题情感的表达等方面大有不同[2]。宁教授与其研究团队以单篇作品和文体本位为主体研究视角，借鉴西方通用的“AT分类法”，结合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和金荣华的《六朝志怪小说情节单元分类索引》等研究成果，另起炉灶编制了《六朝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对故事主题类型进行个案梳理和研究。总体来说，《六朝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中将六朝叙事文学故事主题分为天地类、怪异类、人物类、器物类、动物类、事件类等六大类，力图打破叙事文学在故事属性等方面的局限，将中国叙事文学故事最大限度地囊括其中，从而进行精准定位和深层次分析。

20世纪以来，受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发展已经历时一个世纪，对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转型产生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现有的学术体系已经不再完全适应学术研究的发展，“西体中用”的模式必然要经过改弦更张的变革，这不仅需要整体层面的理论指导，还要落实在广泛而具体的技术层面上。

宁稼雨主导构建的中国叙事文化学体系，在宏观层面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有着改革更新式的指导意义，而落实在微观层面则对个人后期的论文创作乃至求学之路都大有裨益。这不仅考验了研究者自身的文献学功底，还对学者所具备的批判与创造性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中国宣誓学术主权的意愿和呼声更加强烈。

二、增强问题意识，认识把握研究对象体系内在联系

当代学者应该具有系统化的整合意识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同时要具备宏大的学术视野和整体把握能力。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打破以往局限于叙事文学史的研究，而代之以故事主题发展演变的研究。前人有关于此的学术专著，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等，大多以宏观视角系统勾勒中国小说史和戏曲史的基本轮廓。如同一个人只被赋予根根分明的骨头框架，而未让其拥有温热丰盈的血肉，这种做法其结果就是无法获取人体所需的正常机能。虽然20世纪的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但其着眼点集中于对史的研究和部分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而缺少由单个故事主题演变轨迹而构成的规模完备的成熟体系。中国叙事文化研究以故事主题的演变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来观照并丰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然比平铺直叙其轮廓框架和整体的变迁脉络的方法更有意义和价值，也更具有目的性和可操作性。

传统的西方文学研究范式较多地关注文体史或者集中关注某些作家、作品，从而忽略了被文体界限所割裂的内在联系，这相当于对中国叙事文学内在实体的忽略和疏离。从叙事文学研究的视角来看，小说和戏曲是构成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体系的基石，大批母题在不同朝代和不同文体中呈现不同的样态，但不管外在表现形式如何变迁，其内核和本质不会随之改变。如同宁教授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学术体系重建》中所说：“文体要素只是叙事文学的外显形态，其内在实体是‘故事’这一叙事文学本质属性的所在。这一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就是以故事类型为核心，以各种文体文本为载体的叙事文学发展形态。”[3]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力图突破文体与作品、作品与作品之间的界限，拓宽研究视野，着眼点不再局限于某种文体，而是把同一故事类型的多种文体以及不同作品中的同一故事元素整合起来加以考虑，以弥补以往研究中的缺漏，使得叙事文学研究更加系统和连贯。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叙事文学学术体系构建中“质的飞跃”。

目前，宁稼雨及其团队的研究规划已确立了众多个案研究对象，如嫦娥后羿神话、风尘三侠故事、红线女故事、聂隐娘故事、武则天故事、唐明皇故事、苏东坡故事等。通过文献收集整合而确立具体故事个案，从而便于深入挖掘母题背后的主题思想和传播史，使叙事文学研究不再浮于表面，真正做到了点与面的结合，避免了空疏学风。因此，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不但在理论和形式层面有所突破和创新，在具体内容的落实上也更是由真材实料夯实而成。

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方法和思维模式对刚开始学术研究不久的人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来说，以上海财经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生葛旖旎为例，她在对俞樾《右台仙馆笔记》进行的相关研究中发现，前人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或作者的创作动机等方面。若循规蹈矩地按照程式化流程进行传统文学意义上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与《右台仙馆笔记》类似文艺作品的联系，同时也放弃了一部分更有价值的研究话题。学术研究固然要借鉴并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也不能囿于其中，亦步亦趋无法推动新成果的诞生。所以，受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启发，葛旖旎在对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多达16卷、600余篇逸闻异事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完全可以在众多神仙志怪题材里寻找值得研究的个案故事类型，追溯其源头。同时，亦可将其他相关神仙怪异类题材的作品联系起来，形成以故事类型为中心的叙事体系，结合传统的志怪小说乃至神话传说，从《山海经》《穆天子传》到魏晋南北朝庞杂的题材作品，如东方朔的《神异经》、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葛洪的《神仙传》，乃至明清之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及同为俞樾所做的《耳邮》等志怪小说，其中任何满足中国叙事文化学故事类型条件的故事皆可作为研究对象。若这样展开研究，便可与先前千篇一律的研究轨迹相区别，以更灵活、更深入的眼光剖析《右台仙馆笔记》，同时也为进一步完善中国叙事文化学体系添砖加瓦。

再如上海财经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生李倩在硕士阶段的主要研究对象为神话，如果将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相关理论和思路融入其研究过程，那么此研究的广度就会大大拓展。神话是叙事文学的源头，在后世的各类文学作品中也不断作为原型或母题频频出现。如荣格所论，使用一个原型说话的人，是同时在用千万人的声音说话。因此，神话的出现和演变，对于文学乃至整体学术研究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4]且神话多存于《山海经》《穆天子传》中，以至于后来大量的小说如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郭宪的《洞冥记》、刘向的《列仙传》、葛洪的《神仙传》等，记载的神仙怪异大量是由神话故事中的人物情节为原型进行二次创作的。

神话是积淀人类集体无意识的集合体，其发展演变的过程漫长又宽广，以往对神话的研究多从历史学、宗教学，以及文化学、人类学等角度出发，而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以故事主题类型为中心，使神话又重新回归文学研究视域中。该研究方法主张关注作品本身，从神话的母题意义出发，打通不同文体之间的壁垒。同时，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从历朝历代小说、戏曲等叙事性文学作品中梳理出不同时代神话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因此，我们在对神话中具体故事类型研究时，可借鉴宁稼雨研究团队已完成的相关故事类型研究，如嫦娥后羿故事、女娲故事等，在吸取和借鉴他们研究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国叙事文化学体系。

另外，上海财经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生陈诗文试图以中国叙事文化学视角，结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西厢记》进行分析。陈诗文认为：唐有元稹的传奇《会真记》，金有董解元诸宫调《弦索西厢》，元有王实甫杂剧《西厢记》等，在关于《西厢记》传播史和接受史的研究已十分繁复的情况下，可以借鉴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唐人元稹对张生“非礼不可入”的行径持肯定态度，认同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甚至称莺莺是妖于人的“尤物”。宋人赵德麟在其《商调蝶恋花》的卷首明确谴责了张生的薄情，称“最恨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而董解元则对故事情节加以改造，扭转前人对故事情节的负面感情色彩，大胆歌颂爱情，颂扬青年男女对礼教的反抗。王实甫的《西厢记》更是对故事题旨作了全新的改造，除了赞赏莺莺和张生为追求幸福而反对封建礼教势力的斗争，更明确提出“自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对“情”的关注更进了一步，甚至大胆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愿望。在唐代社会，婚姻对象的门第高低影响士人仕途的观念与社会风气逐渐蔓延，文人士子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已经形成，他们以仕宦为人生第一要义，以婚姻作为仕途的加码因素，而绝不允许因婚姻而拖累仕宦之途。大多数士人一旦发觉恋爱对象可能会阻碍其前程，就会选择斩断情缘。因此，对张生抛弃莺莺的行为，时人并无谴责，作者元稹也为张生辩护。仕宦作为唐代士人的头等追求，科举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而从宋入元，社会思潮发生变化，思想禁锢有所松弛，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使得尊重个人意愿、感情乃至欲望成为人们的自觉要求。因此，同为“崔张故事”，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叙述，折射的是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正如宁稼雨所说：“如果只是把研究目光盯在一种文体或一部作品上，那么对于一个完整的故事类型来说，无疑就会产生忽略甚至割裂的效果，形成离开故事类型这一最能体现中国叙事文学内在实体价值的研究局面。”[3]只有把跨越若干朝代、若干文体、若干作品的故事主题加以整合，才能实现对文体和单篇作品范围界限的突破和超越，从而更加全面地探寻人类在时代压力之下做出的选择性回答，体会矛盾个体自我拯救的渴望，体察他们对性与爱、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探索。

三、夯实文献考据功底，提升整合资源能力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主张将那些与研究故事类型相关的所有材料搜集至“竭泽而渔”为止，无论是史传、小说、戏曲，还是诗歌，皆可拿来参考。因此，对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来说，文献材料的广泛搜集工作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难的。因为这不仅需要研究者对文学史有整体把控能力，更需要扎实的文献学知识、目录学知识，还需要丰富的古籍实践经历，同时研究者还要具备耐得住寂寞、踏实肯干的学术精神。

宁教授在《目录学与故事类型的文献搜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七》中提及文献搜索的主要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已知书名查找该书著录年代和版本存佚情况，掌握该书基本文献信息；二是对未知书名者通过目录学著作的相关类目查询，掌握更多与同一故事类型相关的文献材料。”[5]其中，对于各类文献资源又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正史艺文志及经籍志，如《汉书 · 艺文志》《隋书 · 经籍志》等；带有目录学性质的笔记，如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明清时期小说戏曲书目，如高儒《百川书志》、赵琦美《脉望馆书目》等；现代人所著通俗小说戏曲与讲唱文学目录，如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傅惜华《中国古典戏曲总录》等；现代人所著文言小说书目，如程毅中《古小说简目》，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等；现代人编综合性小说书目，如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等。

事实上，上述通过文献学和目录学等手段对故事类型进行文献搜集的工作，可看成是文学溯源意识和大数据思想的集中体现。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资源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各类数据库将现存的思维成果、情报资料统统集成起来，千百万人的智慧成果汇集成浩大的科技工程，大数据时代也随之而来。当文字、词语乃至文学都可以成为数据捕捉的对象时，关于文学的研究便产生了新的路径。文学研究与诗性的意境探幽、精致的文本细读、宏范的知人论世紧密相关。

当研究面对巨量材料时，仅仅根据研究者的主观臆断而采取“随机式”的分析法，往往会错失一些更有价值的内容。中国叙事文化学所主张采用的“地毯式”文献搜集方法，力图达到“竭泽而渔”的地步，超越了传统小说戏曲的同源研究方法，考察视野不再局限于小说和戏曲这两种主要的叙事文体。每个与故事类型相关的文献资料，甚至是非文字记载的考古发现、历史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皆可入选为研究对象。从海量的信息资源、实体物证中“提纯”出值得研究的对象，可见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是跨领域、跨学科、多视角的综合性研究，其价值比仅局限于文本研究要大得多，着眼点也更加具有创新性。这种做法虽然有别于理工应用学科的大数据统计学计量方式，但在思维路径上却有相通性。因此，关于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收集与筛选方法，是大数据时代下文学研究的飞跃，同时也是重塑关于文学史、文学理论认知的一项创新之举。

此外，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中所必需的文献研究工作对文献学，特别是古代叙事文学目录学的影响重大。通过对西方主题学汤普森和阿尔奈的“AT分类法”的吸收和扬弃以及对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借鉴，宁教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对中国叙事文化学体系进行设想和规划，他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文本出发，推动了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的形成。其“地毯式”的搜集方法将古代、近现代相关书目内化构建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也相当于进行了查漏补缺的完善型工程，这样不但使中国叙事文学书目的索引编制分类更加合理、完备，同时也为中国学术体系提供了一条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路径。

四、引西方研究之活水，创中国学术新篇章

清代及以前，古人对叙事文学的研究是零散且不成系统的，如明清时期的叙事文学研究多以对作品的评点形式为主，研究角度越来越细致，涉及范围也越来越大。但这时期的研究多属于研究者的有感而发，并不是出于自觉构建叙事文学体系的意识，尽管还不成系统，但较之以前实属叙事文学研究的突破。清代以后，学者对叙事文学研究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以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一批学者为代表，他们只对叙事文学中的主要文体即戏曲小说进行深度研究。而在随后的近百年时间里，叙事文学研究基本没有跳出西学范式。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固然对研究中国叙事文学曾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全盘西化”或“西体中用”不仅割裂了各文体与各文本之间的联系，也“遮蔽”了中国学者的目光。

关于西方的主题学研究，国内学者黄维跃在《夏雨来故事AT分类法研究分析》一文中对“AT分类法”进行探索实践，他根据“AT分类法”的划分标准，将潮汕民间故事“夏雨来故事”归类为以“惩恶扬善”为宗旨的人物传奇类主题故事。同时，文章对夏雨来人物形象进行虚实考证，并借鉴了丁乃通按照“AT分类法”所编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德国学者艾伯华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但值得注意的是，黄维跃通过将艾伯华对夏雨来主题故事的研究与自身对夏雨来主题故事研究相比较，发现了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通过比较艾伯华列出的夏雨来引文，可以发现，艾伯华的‘AT分类法’编制的索引有个突出的特点：它把中国的民间故事套进西方人所设立的框架之中，体现出很强的‘西方性’。因此自然而然的，很多精彩的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情节模式无法被套进‘AT分类法’，这就导致夏雨来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中得不到全面而集中的反映，那么这种索引的价值则将会大打折扣。”[6]由于“AT分类法”一般通过现存的书面材料分析“夏雨来故事”人物形象，而“夏雨来”主题故事的流传既有书面也有口传，那么西方理论则无法从叙事文学的研究角度对主题故事做全方位的分析。

上述黄维跃的观点正好与宁稼雨关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设想不谋而合，二人同时看到了西方“AT分类法”的弊端和其无法真正适用于中国叙事作品的实际情况。黄维跃将其原因总结为：一是大量资料的缺乏；二是中国民间故事是由很多稳定的母体耦合成的集合体，与西方主题学的适用背景并不能完全相符。黄在文章结尾处详细表述了当前中国叙事研究所处的困境，希望在充分考虑中国民间故事的实际情况下，于“AT分类法”的基础上做出调整，或者以更加合理的原则和标准划部分类，形成独立、完备的中国叙事文化学体系。我们认为，以宁教授倡导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正力图弥补西方主题学的不足，尽可能地囊括中国民间故事以及其他叙事作品，以分析故事类型源流异同背后的文化意义为主要目的，打破文体界限的壁垒，以更加广泛的角度和丰富的材料对主题故事进行剖析。

宁教授已经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论文，如《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叙事 · 叙事文学 · 叙事文化——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叙事学的关联与特质》《关于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入选标准与把握原则——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六》《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文本研究类型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关联作用》[7―11]等，对究竟如何打造中国本土化的学术范式以及相对应的标准和原则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宁稼雨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本土学者所应具有气质和风度，即不依赖于一时填饱中国人肚子的“牛排奶油面包”，而是致力于寻找“稀粥面汤蔬菜”的精华所在。诚如他所言：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确实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事件。但是人们在欢呼政治主权恢复的同时，却很少有人深入反省文化主权与学术主权的恢复和建立问题。当今时代，“创新”话题被人们反复言说和推崇，这就要求当代学者必备批判与创造性思维，然而实际上多数人在面对创新时却畏葸不前。因为真正的创新者大多会遭受质疑、冷漠、反对甚至嘲讽，而更多人渴求安逸舒适，这就导致了故步自封的现象和盲目从众的风气。在学术研究中，部分学者倾向于紧跟前人步伐，而忽视思维方式的创新。虽然改弦易辙实属不易，但“学术陂塘”中的“死水”早晚必须迈出变成“活水”的那一步，否则将不复有生机之象。

宁稼雨所主张建立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可谓是恢复学术话语权的一次成功尝试，在一定意义上摆脱了依附性思维对现实中主导性文化的认知，从而在既定的观念世界中创造出全新的理论体系。宁稼雨继承和创新了中外学术界已有的叙事学，倡导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这种新的研究模式对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宁稼雨在《重建“中体西用”中国体系学术研究范式——从木斋的古诗研究和我的叙事文化学研究说起》一文的结尾处写道：“笔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把一条凝固的冰河凿开一道裂缝，呼唤大型破冰船的到来和引渡。”[1]此次宁教授在上海财经大学主讲的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学术体系重建”为主题的学术讲座，如同一块砖石投入上财中文系这片平静的陂塘中，激起了有力而响亮的水花，为众多古代文学专业乃至文艺学专业领域内的同学们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域和学术思维。这不仅对他们今后的文学研究有指导性的意义，同时对中国叙事文化学体系的逐渐完备有着添砖加瓦式的帮助，更对中国学术体系的重建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前辈的“气象风骨”和学术精神勇开先河，我辈当以宁稼雨教授为榜样，将恢复中国的学术主权和文化主权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努力为“中体西用”学术道路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宁稼雨．重建“中体西用”中国体系学术研究范式：从木斋的古诗研究和我的叙事文化学研究说起[J]．学习与探索，2013(6)：139―142．

[2] 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西方主题学异同关系何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二[J]．天中学刊，2012(6)：14―16．

[3] 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学术体系重建[J]．天中学刊，2013(4)：17―20．

[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6：6―7．

[5] 宁稼雨．目录学与故事类型的文献搜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七[J]．天中学刊，2016(3)：10―14．

[6] 黄维跃．夏雨来故事AT分类法研究分析[J]．南方职业教育学刊，2012(1)：76―81．

[7] 宁稼雨．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J]．中州学刊，2007(1)：214―216．

[8] 宁稼雨．叙事 · 叙事文学 · 叙事文化：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叙事学的关联与特质[J]．天中学刊，2014(3)：20―23．

[9] 宁稼雨．关于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入选标准与把握原则：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六[J]．天中学刊，2015(8)：19―21．

[10] 宁稼雨．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97―103．

[11] 宁稼雨．文本研究类型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关联作用[J]．天中学刊，2013(6)：17―19．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Narrative Culture Studies in China

CHEN Siji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Professor NING Jiayu of Nankai University gave an academic lecture on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Academic System” a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 Oct.2018, focusing on Chinese ancient novels and operas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Western thematic studies, trying to get rid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status of “Western essence and Chinese utility” under the cultural value of “Whole Westernization” in modern times. It also tries to construct a conscious system of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ology in order to seek an academic paradigm of the Chinese system in the new century. The lecture aroused strong repercussions among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Humanities Colleg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hey exchanged the positive role of this method in their own studies and thesis writing, as well as in future academic research.

NING Jiayu;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e; academic system; Chinese-essence-and-Western utility; learning emotion

2019-02-20

陈思瑾（1996―），女，安徽亳州人，硕士研究生。

I206

A

1006–5261(2019)03–0017–07

〔责任编辑 刘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