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芳 整理

李伟（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戏剧艺术》副主编）：新编昆剧《顾炎武》用昆曲演绎昆曲发祥地的著名历史人物，这个创意很有挑战性，所以一开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非常有幸观摩了演出，感到编创人员实在不容易，他们难中出奇，使整出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首先是舞台呈现非常完美。不管是昆山的顾宅，还是山西的庭院，都那么古朴、简约、雅致，既很好地衬托了主人公的精神气质，又尽显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好神韵。这样的文明应该是不容侵犯的，然而恰恰事与愿违。舞台上恰到好处地运用多媒体技术表现了战争的惨烈、时局的动荡以及人在其中思绪的纷繁。动与静的流转与对比，将人物生存的环境摹写得生动而又深刻。这是舞美设计之功，更是导演总体构思之妙。卢昂教授导演的戏，我基本都看过，很少看到他这么贯穿性地使用多媒体技术制造舞台幻觉与意识流闪现，这次用在以传统著称的昆剧上却毫无违和感，堪称大胆而审慎之举。

其次是演员表演非常醇正。主演柯军本是昆剧武生翘楚，善演林冲、史可法、周遇吉等失败的英雄形象，这次演绎了先为抗清将领后为博学硕儒的顾炎武，跨度很大。柯军扮相好，功夫深，用武生的底子演老生的浩然正气，把握得相当好。作为武将的顾炎武，英气逼人，孝义感人；作为硕儒的顾炎武，历尽沧桑，清癯健朗。首场“思归”三次跨马而不得，一招一式尽显昆曲身段之美。次场“诀母”三次喂粥而不食，一言一叹尽显母子忠孝情怀。末场“问陵”，三问三答，应对之间尽显明君与圣贤之间超越世俗身份的高层次精神对话。柯军的歌唱，苍凉沉郁，味道醇厚，充分表现了文武老生的沧桑与通透之美。施夏明饰演的少年康熙也神清气爽、气宇轩昂，有帝王气象，虽只出演一场，但表现颇为不俗，令人印象深刻。

昆曲 《顾炎武》

其三是编剧词、戏俱佳。罗周是著名青年编剧，所编昆曲《春江花月夜》以词采过人而为人称道，扬剧《衣冠风流》则以戏剧性强而引人入胜。此剧中妙词颇多，不必一一列举。情境设置上，前述“三喂粥”（“诀母”）、“三跪请”（“对狱”）、“三问三答”（“问陵”）等桥段的设计都层层推进，妙语纷呈，意味隽永。特别值得肯定的是，编剧不是简单地把顾炎武当作一个地方名片、乡贤名人来展现他“初别母、再别友、三别妻”的人生历程，而是深刻地揭示了其坎坷悲壮的人生背后从救“国家”（明朝）到救“天下”（汉文化）的心路历程与境界升华。顾氏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主义者，而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本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士子最基本的人生理想，在明代这是任何一个读书人最普通不过的常识。在和平年代，从“治国”到“平天下”是很自然的，然而，在华夷之辨甚严的中国，在鼎革之变、胡汉易主之际，从“救国”到“救天下”的境界升华却需要一个契机。此剧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惊碑”那场顾炎武受伤之后遁入碑林，面对六朝遗迹陷入目眩神迷之境，“哀哉零落诗胆碎，痛哉摩挲文心摧。发愤待我辈，未肯许经史湮灭、章句成灰！”实属神来之笔，转折之机呼之欲出，顾炎武从此顿悟到平天下须救天下，救天下乃是救人心、救文化、保文明，而不在于保某朝某代某姓的江山。从此他从一个忠诚于明朝的臣子一变而成为忠诚于中华文明的救护者。有了这一场戏，以后的几场戏就顺了，无论是“对狱”的为文脉永续而逃生，还是“论试”的举荐弟子入仕，到后来“问陵”关于“易服”“修史”“进退”的坦然作答，就都顺理成章了。所以，“惊碑”作为一个“楔子”至关重要，须“发挥使透”。首演时这一点还比较模糊，修改版已经比较清晰了，当然如果更明确一点恐怕也不为过。

施德玉（台湾成功大学教授）：今年于秋高气爽、桂花飘香的时节，有幸受邀参加“第八届中国昆曲学术座谈会”，并在昆山保利大戏院观看了新编昆剧《顾炎武》。该剧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山当代昆剧院演出，其创演团队的成员都是今日戏剧界、昆剧界和音乐界的俊彦，他们共同打造了一出既具文化底蕴又很厚实的剧目。

此剧倒叙方法展现了中华文化一代宗师顾炎武的生命史，以即将临终昏迷的顾炎武回忆生平的方式拉开序幕，剧中不仅铺陈了顾炎武家庭的忠孝节义的教育背景，也展现了他反清复明的心境，又深度地刻画出他内心冲突的情思，以及对于传承中华文化使命责任而受尽煎熬的事迹。可见，编剧和演员是尽其所能地展现出了顾炎武的生命意义和表演艺术的戏剧张力。但是笔者认为昆剧最重要的是剧本的体制规律，也就是昆剧排场中套式的应用，此剧在套式的安排和曲牌的使用上，许多地方没有选择适合之套曲，有的曲调音乐没有按照新填写的词进行改编，实为可惜。

昆剧唱曲是中国音乐中极具艺术特色的经典歌乐，举凡昆剧演员在演唱技巧上都须具备相当的造诣，才能字正腔圆地展现昆曲艺术之美，所以昆剧的编腔者，只有熟悉昆曲音乐的品格，才能赋予戏剧情节的深刻表现力。周雪华是上海昆剧团一级作曲，对于昆剧编腔有着丰富的经验，在此剧中应该能发挥所长，让演员在大段唱腔中有所表现，但他没有做到尽善尽美，譬如在第二场戏《诀母》中，有一些营造母子情深的柔美情节，却让演员唱高亢的北曲，使音乐情绪无法烘托出母子间的深情。

此剧的演员安排，看得出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每个脚色行当都有突出的表现。柯军能深入体悟顾炎武生命中之痛楚与孤独，刻画、诠释出顾炎武的学养与性格，并通过精致的昆曲，展现了顾炎武的生命历程，着实令人敬佩。在剧中，他所演的顾炎武从青年到老年，年龄的跨度大，精神面的层次多，从武生到正末到老外，如此跨行当的演出实属不易。柯军对于昆剧中的四功五法极为讲究，其多年来表现之优异，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在此剧中的大段唱曲，音节鲜明，并讲究唱腔之“豁音”“擞音”“橄榄腔”等，呈现水磨调的艺术特性，能体现出昆山腔之魅力。但是在清唱、吟唱或吟诗等没有音乐伴奏之处，偶有音调不准之现象，或许是因为体能负荷过大之原因。

乐团在昆笛的引领之下，配合情节的发展，展现了和声、对位等音乐内涵丰富之特色，剧中主要以传统乐器为情趣之表达，既美听又具艺术性，既传统又有现代风，是符合现代观众之欣赏口味的。

一出戏的灵魂人物是导演，他要能将戏曲的文学主题思想藉由表演、音乐、布景、灯光道具等，有机地综合成一体而呈现在舞台上。卢昂导演在情节的安排上，时空转换很流畅，安排演员能刻画剧中人物性格之深度，虽然该剧有两个多小时，但观众不觉冗长，剧末还有意犹未尽之感。相信该剧在进行不断地调整与修饰后，会以更纯熟的面貌和大家再度相见。

朱恒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现在许多地方努力以当地名人和名人的事迹为新编剧目的题材，来打造地方文化的“名片”，但大多数不成功，上演之后，起不到“名片”的作用，因为那些“名人”的事迹多不具有戏剧的因素，也就是说缺乏戏剧性。如果仅用他的名字，其“事”完全虚构，则违反了历史的真实性，效果则会更差。而顾炎武不同，他本来就是一个奇人，他所做的事又多是奇事，所以，用他来做戏剧的主人公，表现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展示他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思想，能做出一部好戏来。因此，昆山当代昆剧院编演昆剧《顾炎武》是可行的。事实上，从几场的演出来看，它在舞台上基本立住了。

该剧的成功首先得力于导演卢昂对于整部戏的“谋篇”和抓准了这部戏的“戏眼”。顾炎武的嗣祖蠡源公和嗣母王氏也是“有故事”的人，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更是非凡，在其七十年的生涯中，组织并参加过昆山保卫战；做过抗清游击队的“军师”；杀过自己家的恶奴；到大江南北联络遗民志士；因文字狱案而坐牢数月，还是靠自己与朋友和清朝官府斗智斗勇才得以解脱；拒绝清廷让他入史馆修撰明史的邀请。然而，这么多富有传奇性的事迹，卢昂只采用了三件事：即“受母遗训”“脱难出狱”与“劝生出仕”，而这三件事都是围绕着戏眼—“兴天下”而服务的。应该说，卢昂对顾炎武的思想、胸襟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他知道以顾炎武这样曾经激烈地批判过封建专制制度和批评过明朝廷在治国理政上的种种失误，并对历史和社会的走向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坚决不与清廷合作，并不是为了恢复明朝的统治，而是为了保持汉民族的民族尊严和和护卫汉民族的文脉。彼时的统治者，不仅以肆意杀戮汉人的凶残方式，逼迫汉人屈服，还在各个方面强力推行相对落后的文化，有意识地鼓励背叛、诬陷、虞诈等卑劣的行径，用以摧毁汉民族长期构建的文明体系，使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尤其是士人，品行日趋败坏，许多人为了一己的荣华富贵，不惜干着欺宗灭祖、出卖朋友的罪恶勾当，所谓“人相食”是也。长此以往，天下必亡。为了不让人世间尚存的丝丝正气彻底断绝，顾炎武和一帮志同道合之人坚决不与摧残文明、腐蚀道德的执政者为伍；为了民族之兴，他委曲求全，忍受人格上的侮辱与生活上的困顿，苟延生命于黑暗的社会；为了阻止社会风气的糜烂，他又带着矛盾而痛苦的心理，劝学生出山入世，以减轻小民百姓所遭受的苦难。

导演的剧目构想凭借着以柯军为首的一帮优秀的演员而得以实现。尤其是柯军，用体验与表现相结合的戏曲表演方法，将顾炎武这一位自觉地将天下兴盛、民族幸福、社会进步视为己任并孝顺母亲、眷爱妻子、挚爱朋友、关怀学生的士人形象真实而艺术地表现了出来。最为精彩是“对狱”一场戏，逼真地摹写出顾炎武在生死抉择上的矛盾而痛苦的心理，让每一个观众为之动容、动情。

尽管有着一流的导演和一流的演员，该剧的编剧却没有为他们提供一流的剧本。就现在的已经经过反复加工的剧本来看，还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没有深刻揭示出顾炎武毕生“为天下兴”而奋斗的主客观原因，也就是说没有向观众交代清楚顾炎武为何能成为这样一个伟大的人；二是戏剧的结构较为松散，所写的事件不够集中，缺乏由故事和人物的行动自然发展而形成的大小高潮，有少数“紧张”的场面亦多是由编剧人为构建的，因此，就“讲故事”而言，没有取得引人入胜的效果；三是许多词语生造，佶屈聱牙，曲子和剧情、人物性格配对不当，文理不通、不合曲律的唱词也有不少。总之，该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林鹤宜（台湾大学戏剧学系教授）：《顾炎武》是一部由罗周编剧、卢昂导演、柯军主演的“原创昆剧”，它所拥有的“金三角”阵容，吸引了海、内外昆曲爱好者慕名而来。它同时也是配合“第七届中国昆剧艺术节”的命题创作，为了弘扬地方精神，从昆山先哲中，选中了有清一代学术宗师顾炎武为题材。

相较于诉说昆曲音乐家故事的《魏良辅》，刻画学术宗师一生的《顾炎武》，就题材处理而言，可谓各有难为之处，却也各有着力点。顾炎武遭逢鼎革巨变，不仅是学问家，更是关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编剧选择了三个重心，以简驭繁，试图从生命精神掌握人物。一是顾炎武的身世和家庭生活；二是顾炎武面对明清易代的作为；三是顾炎武的思想和襟抱，而这三个重心同时也是全剧的架构。

整体而言，不能说没有巧思。例如，通过对嗣母王氏绝食以终的刚烈性格的描述，衬托出顾炎武的家庭生活和对他成长的影响。再就是将顾炎武因“黄培诗案”入狱，得外甥徐文元力救得脱的事，附会到清康熙二年“庄廷鑨明史案”上，友人潘柽章和吴炎遭下狱处死，并将其和之后顾炎武拒绝参与《明史》的编修串连了起来，更虚构了顾炎武撰写《明史稿》一事。最后，甚至虚构了顾炎武和康熙在拜谒明陵的途中相遇，以一代明君和一代宗师的对话，论证顾炎武的思想高度，称得上虚实并用，虚中有实，实中有虚。

或许因为考虑戏曲对抒情的需求，编剧舍弃了顾炎武一生中许多重要的环节和事迹，例如，顾家既是昆山望族，也是大地主和大财主；顾炎武曾因财务争讼受诬而杀仆入狱；他曾效命于福王，又受唐王封职；他的生母何氏曾被清军断去一臂；他不仅不受康熙之诏修明史，也曾拒绝庄廷鑨修明史之邀等。如此，一方面单纯化了历史中的顾炎武，回避了以严苛道德标准对他提出的质疑；另一方面却也削弱了此一人物形象的真实感和深度。

又或许因为制作时间的不足，无论编剧或舞台呈现（导演和表演），斧凿之迹处处可见。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诀母》一场戏，十分刻意地用了一碗热粥来作文，王氏刚说了要绝食，热粥就捧出来了。于是，一碗粥带出了顾氏兄弟的牺牲、王氏未嫁守节、顾炎武过继为子的事情，还有顾炎武和贞姑的夫妻之情，最后王氏由贞姑相陪，入房而亡。情感跌宕却断裂，如同剧中激烈身段的运用，往往突然而起，又戛然而终，缺乏铺垫和转化。

年轻的康熙和老年的顾炎武在拜谒明陵的路上偶遇，可以说是最值得一观的场景。编剧从大处着眼，藉康熙之口，对顾氏提出“尴尬一世”的质疑，再以心怀天下，非止囿于改朝换代，为顾炎武一生作解。这样的创意虽非自编剧始，（郑怀兴《傅山进京》即有康熙夜访傅山的情节）却也颇能得其妙。施夏明以举手投足的秀气及霸气，表现出了年少康熙的帝王气度，与扮演逐渐沈隐下来的顾炎武的柯军演对手戏，可谓旗鼓相当，令人击掌，将全剧推向了高潮，做了相当完美的收束。

江巨荣（复旦大学教授）：有幸借第七届昆曲艺术节和第八届昆曲座谈会的机缘，在昆山保利大剧院观看了新编昆剧《顾炎武》。其演出把观众带入了明清易代之时社会激荡、山河变色、人民涂炭的历史生活之中，重现了一位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的形象。观众反映热烈，掌声不断，演出十分成功。

我觉得《顾炎武》剧的成功，首先是选材上的突破。我国昆剧历史悠久，剧目丰富，常演的就有百千种。虽然每种优秀的剧目，都有各自的思想内涵，有鲜明的人物形象，但随着文人化和程式化，昆剧形成了以生、旦戏为主的选材模式。在这类戏中，虽也出现过爱国志士与文人学士的形象，但他们大都处在一个不脱生旦爱情剧的框架模式之中，一般不占主要地位。《顾炎武》的突出之处，就是抛开固有模式，以顾炎武这样一位具有代表意义的古代思想家、学问家为主角，反映他在天崩地裂、鼎革易代之际的人生经历、学问气节、精神灵魂。这是五六百年来昆剧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物，是昆剧剧目全新的选择，也是对历代昆剧选材的大胆突破，给观众以面目一新之感。

其次，该剧把一个学术性、思想性很强的题材改编成一个情节性、观赏性、舞台性都很突出的剧目。如果说选好题材是重要的一步，那么把文学剧本变为舞台演出本，把案头之曲转化为场上之曲则是能否成功的关键。昆曲剧目里不乏思想性和文学性都属上乘的作品，但由于过度的文人化，流于雅化和案头化，一直脱离舞台、脱离观众。《顾炎武》的成功在于编、导、演、美的密切合作，充分利用顾炎武作为思想家和实践家的生平特征，充分借助昆曲文学抒情写意的表现力、昆曲音乐喜怒哀乐的表现力，充分借鉴昆曲舞台行之有效的表演手法和程式，使这样一个看似文人化、学术化的题材，做到情节起伏跌宕，戏剧冲突激烈，人物性格鲜明，舞台冷热调度协调、文武场次安排合理，不同人物角色在不同的场合都能各展所长，成为整体上融合协调的一部昆曲舞台剧。

该剧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在民族危难时刻敢于承担振衰起敝责任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一面为抵抗野蛮入侵、反清复明而作殊死斗争，一面艰苦继绝，以经学、史学为重点来延续中华文化，保卫中华文化精神。他针对时弊，倡言“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面对国难喊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千古绝响。这些思想已经使中华儿女铭刻心灵，也增添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内容。观众面对这位伟大的爱国志士、卓越的学者和思想家，无不表现出仰慕、赞颂之情，影响将留于久远。因此，该剧也成了一部富于历史感和时代感的佳作。

张晓芳（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新编昆剧《顾炎武》以精巧的构思取胜，它采用倒叙的手法，以顾炎武临终前“遥望家乡”开场，昆山秀美的山水尽现于舞台，让游子魂归故里。《诀母》一场中，“王氏喂粥”掀起了第一个情感高潮，说明母亲是顾炎武最初的人生导师。《问陵》一场，顾炎武与少年康熙的神交堪称神来之笔，少年康熙的“三问”，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讨论，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振聋发聩之声，直抵人心。顾炎武临终前呼唤玄烨的名字又将观众拉回到曲沃病榻前的一幕，首尾呼应，结构完整，串联起顾炎武的一生，再现了他与母亲、妻子、友人、弟子、天子的多维情感空间。

该剧有着强烈的抒情性，为一部历史抒情剧。它借助昆曲精巧、雅致、细腻的表现艺术，调动灯光、舞美、布景等戏剧艺术的要素，集中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长里浓缩了顾炎武始而武装抗清，继而自觉承担传承道统历史使命的一生，再现了一代鸿儒在鼎革之变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豪迈气概。该剧戏剧冲突激烈，人物性格鲜明。《惊碑》中面对断壁残碑的感慨，《对狱》中对求死保节和续写文脉的内心挣扎，《荐试》中正人心、拨乱世的胸襟；《问陵》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号召，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理出了顾炎武一生的思想轨迹，每一场都有情感点，一个个情感点的串联又涌动起《问陵》的情感高潮，直至复归于平淡，留给观众长久的品味。

最值得称道的是演员的表演。顾炎武这一角色内涵丰富而又颇具挑战性，从行当的跨越到年龄的跨度，再到人物内心情感层次的揭示，柯军的表演拿捏到位，光彩夺目，显示出了文武兼擅的艺术特长，精彩演绎了一代大儒顾炎武在朝代更迭、国破家亡中的命运跌宕，在痛苦的情感创伤中内心的挣扎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赤血丹心。

中国戏曲是以歌舞来承载故事的，而新编昆剧《顾炎武》利用昆曲这一艺术样式在开拓和叙写人物内心世界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对抒情性艺术手法的过度使用带来了故事叙述的断裂感，对顾炎武思想的揭示不够全面和深刻，历史厚重感稍显不足。不可否认，昆剧《顾炎武》在舞台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观众的掌声早已做了最好的说明。但要成为“留得下，传得开”的精品力作，《顾炎武》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邹元江（武汉大学教授）：昆剧《顾炎武》没有走当今一些剧目“跑故事”而缺乏传统戏曲抒情性的創作模式，剧作紧紧抓住“初别母、再别友、三别妻”的情境大做文章，节省了大量罗列情节、编排故事的笔墨，集中抒写了顾炎武在人生的落幕之前对自己人生历程的回顾和反思。应当说，对于描写像顾炎武这样如此复杂的伟大思想家而言，这种“断章取义”的结构安排实非易事，只有对顾炎武的整个人生境遇作了全方位了解和把握之后，才能如此提纯出非故事结构——思想结构。这个“思想结构”通过“思归”“诀母”“惊碑”“对狱”“论试”和“问陵”六个场次的剧情得以充分显现。

显然，由此而来的该剧作非故事形态的“思想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告别了王国维在20 世纪初为戏曲所下的定义——以歌舞演故事。这是被视作戏曲艺术創作圭臬的不二法门。但这个定义并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讲一个极其复杂的、起承转合的（陡转、发现、高潮）、在情节的展开中塑造人物性格的故事，这其实是自古希腊以来的以故事为核心的西方剧作结构，而中国戏曲艺术却是以演员极其复杂化的、建立在童子功基础上的、以唱念做舞呈现出一个真相已经大白的故事（梗概）的剧作结构。这种以“故事”叙述为主的西方戏剧的重心在于“真”，而这种以歌舞表现为主的中国戏曲的重心在于“美”。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戏剧结构。

但昆曲《顾炎武》也不是中国传统戏曲的“故事梗概”式结构。传统戏曲之所以用故事梗概来结构，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古代的戏曲观众对戏曲艺术所要表现的“故事”早就通过说唱艺术而“耳熟能详”了。因此，古代戏曲严格地说没有多少现代意义上的剧作家，现代被称作“剧作家”的古代戏曲家，他们大多并没有“原创”一个剧作，而多是将原本已在民间流传（主要是口头流传）的“故事”（传奇）加以重新整理填词，以作为优伶用歌舞加以叙述的媒介。因此，古代的戏曲观赏者更主要的是在已“真相大白”的“故事梗概”（副末开场和盘托出故事梗概、角色上场自报家门自剖性格特征等）的背景里观听把玩绝技绝艺的歌舞表演。

而昆曲《顾炎武》非“故事梗概”结构的“思想结构”，将其“思想”的表达作为主体，而将戏曲本体的唱念做打的“歌舞”倒做了陪衬，于是，作为演员表演艺术的审美特性便相对地弱化。

振兴戏曲可以寻求不同的路径，然而采取以剧作思想引领青年观众的策略还需要慎重。尽管“昆山当代昆剧院”成立时间不长，但昆山籍的昆剧艺术家，尤其是可调动的江苏省的优秀昆剧演员的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作为昆山当代昆剧院的第一部大戏，《顾炎武》凸显了“剧作家”和舞台制作精良的团队优势，这与昆山的经济文化强劲发展的实力是相匹配的。相信未来昆山当代昆剧院在属地优秀演员和剧作家、舞台制作队伍的培养等诸方面都会有长足的进步，能够真正扛起在昆曲的诞生地重新回归昆曲艺术审美本位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