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

作者 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

一场深刻而广泛地改变人类社会生存的新技术革命，早在数十年前便已发生。今日的言说，与其说是过迟的追认，不如说是一场希望犹未为晚的细查和反思。

当我们尝试以各种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去回顾20世纪60 年代之时，人们或许忽略了今日所谓“新技术革命”，亦发生在60 年代。在这20 世纪“极端的年代”中最为特异且极端的十年间，人类破译了基因密码；也是在这十年的末端，最早的互联网——美国的阿帕网（ARPA）投入运行，由国家机器的深处互联美国大学研究院。

事实上，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发表于1985 年，第一个公开的克隆生命绵羊多莉于1996 年登临公众视野；此前一年，国际互联网落地中国。笔者喜欢提及的一个记忆碎片，便是1996 年初，曾矗立在白石桥——中关村大街入口处的街头巨型广告牌，硕大的等线体字迹写着：中国人 离信息高速公路到底有多远？——似乎某种延续百年的赶超逻辑与焦虑的变奏版，但其右下方的一行小字：向北1500 米（中国最早的互联网节点站所在），则不仅以空间概念替换时间焦虑，而且以商业广告行为悄然更迭了20 世纪最后20 年的文化政治或曰政治文化的践行路径。而世纪之交，当掌上电脑最终以智能手机的形态流布于世，这一移动终端开始以肉眼可见、亲身可历的形态和速率迅速地改变着人类生活的组织形态、知识生产和日常生活。

然而，今天，我们试图全面开启对于新技术、新媒体、新文化的（来得过迟）的讨论，缘于这场以生物学革命和数码转型为标识的新技术革命，尽管已公认“在其深度和广度上，不亚于工业革命”，但其不同于以往任何技术革命的社会表征之一，正在于这近乎史无前例地改写着人类社会与文化生态的激变，在世界范围内，“完全未经抵抗，几乎不曾讨论”。在此，似乎毋需赘言，抵抗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阻止或战而胜之，一如批判的意义并非仅仅立足于对立立场的占有、解构游戏的陶醉或颠覆现实的达成。抵抗的意义在于激变时刻为我们（人类？）赢得思索与体认的时间空当，让我们发问并自问：在新技术给我们带来如此众多的便利、自由、快乐与幸运的同时，我们究竟付出了什么？或我们同时遭到了何种剥夺？以及我们是否在享有的同时剥夺？剥夺了什么？剥夺了谁人？不错，历史上曾有的、对新技术或技术革命的抵抗鲜有获胜的先例。不曾或难于获胜，并非在于技术进步乃历史规律或文明康庄；而在于当某种新技术的应用、遑论一场技术革命成为可见、可感、可识的社会事实，已无疑意味着一度或数度形形色色的权力、资本、利益集团的多重共谋、博弈、讨价还价已在台面上或暗箱中完成，社会的或文化的抵抗当然早已注定遭遇一场“不对称战争”。如果说，越来越硕大、密集的社会蜂巢内里安放着一个个封闭且丰裕之“宅”，其中是独自而不复孤独的人类个体/宅男/宅女们，（在此，且不论宅内、宅外赫然却自视无形的权力等级的固化，且不论形构了，至少是支撑着宅生存的、日益庞大的全球生产，仓储，物流，电商系统，那么，宅内的“现世安稳”，结构性安放在全球的流动、流转与流布之上。即使不考虑生物工程学的可能造就的可怖未来，不考虑由数码技术之可穿戴设备、生物工程之器官移植和人造器官（及其可想而知的昂贵价格），人类社会已然结构地“规划”并渐次固化了人类之阿尔法与贝塔、伽马式的、难于更动、不可穿越的等级。在此，我们尚且不曾涉及标识为“2016——人工智能元年”的新一轮自动化推进，其必然或曰已然造就的不可计数、不拟计数的全球“弃民”。但我们仍坚持抵抗的权利，正是为了赢得些许讨论的空间；或者用诗意的语言：赢得某种临渊回眸的时间刻度。

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宣

二次元视频平台B站的粉丝们在Bilibili Macro Link 演唱会

再度祭起“临渊回眸”这一诗意而惊悚的字眼，笔者尝试传达的是，我们身历的这轮热络、轻盈、快乐的进步/沦陷，改变了人类生活与生产的近乎相关一切，甚至改变了全球劳动力结构与资本形态，却丝毫没有改变现代性的逻辑、路径，尤其是发展主义的规划和现实。不幸的是，如果说，此轮新技术革命看似启动了一场现代文明的突破性井喷，那么，其时间窗却刚好开启在现代主义、发展主义逻辑显露或碰触到其透明穹顶的边际线上。笔者曾将其称为一个“文明冲顶”和“文明见顶”彼此叠加的时刻。这一历史时刻的遭遇，势必酿造一个“大时代”。对此，“小时代”命名如果不是一种集体幻觉，便只能出自某种盲视、某种祈愿或视差。

在这一系列问题之中，我们尝试在此再度启动关于新媒体、新技术、全球化的新时段的讨论，尽管迄今为止，我们可能触及的仍是其表层：流行文化，我们可能涉猎的，仍是习惯素材：流行文本，但我们的问题意识并非限定于此。一如文化研究的出发点：尝试逾越学院围墙并非旨在形构无墙大学，而是旨在尝试重获知识的有机性，进而是生命与社会的有机性；践行批判的文化与知识，及展开文化与知识的批判，不仅瞩目于文化与知识的更新，或为学院知识生产的流水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是坚信人类社会创造与更生的必需，坚信解放的目标和可能。

然而，即使在拓清表层的工作中，我们同样面临着基本知识构架、思考路径、理论范式与书写规范变更的挑战。在所谓“作者死亡”的大半个世纪之后，面对全新的文化工业，我们正经历的不是、不只是作品（文本）的死亡（碎裂），亦不只是读者（受众）概念的死亡（置换），而且是作者-作品-读者、生产-产品-受众作为密切相关又彼此区隔的概念集及范畴的坍塌与重组。甚至一度成为新热点的“受众中心研究”“粉丝文化”及与此相关的、林林总总的“主体性”讨论，亦在全新的资本-文化产业-知识产权（IP）-粉丝经济的连续共生体、在全产业链制造的格局中，显现为弱效、乃至失效。于是，我们必须从认知、校正我们的社会参数，尝试设立新的文化参数与知识系统开始。

从新媒介起步，以新媒介为切入，我们再度开始一次由知识生产到社会介入及社会建构的远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