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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尔石窟壁画流失的历史回顾

2019-01-16

海外星云 2019年1期
关键词:现藏探险队考察队

弥勒菩萨兜率天宫说法图克孜尔第224窟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掀起西域探险热潮,先后有俄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探险队来克孜尔石窟考察探险。这些探险队或多或少地都从克孜尔石窟劫掠盗割和窃取过壁画、雕塑、木板画等珍贵文物,其中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盗割的壁画最多。本文对克孜尔石窟壁画流失的历史进行回顾。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七公里木扎提河(渭干河)北岸、却勒塔格山对面的明屋塔格山断崖上。克孜尔石窟现存洞窟339个,壁画近4000平方米,以及少量的彩绘泥塑遗迹,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克孜尔石窟大约建于公元3世纪,止于公元8~9世纪,是我国开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我国四大石窟。

1961年,克孜尔石窟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克孜尔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掀起西域探险热潮,先后有俄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探险队来克孜尔石窟考察探险。伴随着考察与探险,这些探险队或多或少地都从克孜尔石窟劫掠盗割和窃取过壁画、雕塑、木板画等珍贵文物,其中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盗割的壁画最多。

俄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考察活动

最早到达克孜尔石窟的是俄国人。在后山区第213窟西壁上有几行用铅笔题写的俄文,时间是1879年1月15日。在谷西区第38窟左甬道券顶上也有俄文铅笔题记,时间是1893年。

1905年, M.M.别列佐夫斯基和其堂弟H.M.别列佐夫斯基带领考察队前往新疆。考察队于1906年2月6日抵達库车,考察了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龟兹地区的多处遗址,盗割了克孜尔第60窟的部分壁画。

1909~1910年和1914~1915年,印度学、佛教艺术史和新疆古文字专家C·Ф·奥登堡奥登堡(Sergey Fyodorovich Oldenburg)率领探险队两次赴新疆考察。第一次考察涉及龟兹地区多处遗址,并在克孜尔石窟逗留数日,盗割了克孜尔第198窟、第198A窟和第199窟的部分壁画。

俄文题记克孜尔第38窟后室左甬道券顶

满身绘千眼的天人克孜尔第198A 窟主室侧壁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1903年4月7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一次考察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到达拜城。4月10日到达克孜尔村庄的当天,从村民那里得知有明屋(即克孜尔石窟),立即冒沙暴前往。4月15日,他们再次到达克孜尔,调查了各区域的洞窟,拍摄了一部分壁画和洞窟外景,并且在部分洞窟中盗割壁画。同时,他们在洞窟中还清理出不少木简和文书残纸,最为重要的要数“孔目司文书”以及唐代龟兹语寺院帐历MS00541(大谷文书五四一号)的发现。大谷探险队首开在克孜尔石窟盗割壁画的先例。

孔目司帖克孜尔石窟出土

因缘故事局部克孜尔第206 窟右甬道外侧壁现藏韩国首尔国立博物馆

1909年3月18日至20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二次考察队的野村荣三郎到克孜尔石窟,盗掘了13个洞窟。盗割了克孜尔第206窟甬道侧壁的部分菱格本生和因缘故事壁画以及第224窟左甬道内侧壁“八王分舍利”图中的婆罗门独楼那。

1912年5~6月,日本大谷光瑞第三次考察队的吉川小一郎曾在克孜尔停留数日,盗掘了部分洞窟,没有得到出土文物,便盗割了若干壁画,并拍摄、临摹了部分壁画。大谷考察队自新疆带回日本的文物,1910年曾由专家从中选出精品,于1915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谱》,其中有出自克孜尔的壁画11幅,佛典写本六件。大谷考察队的队员都没有受过专门的考古训练,工作比较粗疏,对盗掘物品未作编号,致使后来在整理探险劫掠所获时发生混乱,所以他们的盗掘都没有出版正式的考古报告。因此,队员的工作日记便成了了解他们调查盗掘和文物出土情况的文字材料。这些日记直到1937年才发表在《新西域记》两卷本中,书中有克孜尔石窟壁画和外景照片、洞窟形制以及壁画示意图等。

婆罗门“独楼那”佛传故事“八王争分舍利”局部克孜尔第224 窟现藏日本东京国立中央博物馆

供养人克孜尔第184 窟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迦叶头部克孜尔石窟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20世纪初,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曾派遣“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 (根据第一次德国探险队主要目的地——吐鲁番而命名)先后四次在新疆地区进行探险考察。后两次考察队分别于1906年和1913年在克孜尔石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工作。

1906年2月26日,德国第三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到达克孜尔石窟。考察队由四人组成,队长是格伦威德尔(Albert Grunwedel),队员有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巴图斯(Theodor Bartus)和波尔特(H.Pohrt)。格伦威德尔对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布局、纹饰图案等都做了较详细的记录。勒柯克和巴图斯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代写本、木板画、塑像、壁画残块等文物。波尔特拍摄了洞窟外景、洞窟形制和壁画,并丈量洞窟、绘制测图。有關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形制图、题材内容及位置分布的记录,主要是在这次考察期间完成的。考察队还给洞窟编号并命名。另外,考察队还盗割了一部分壁画,连同其他文物一起运往柏林。这次考察的收获,除掠夺壁画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古写本。探险队成功地将包括第二次探险队所获的224箱的文物带回德国。

第四次德国“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由勒柯克率领,队员仅有巴图斯一人。他们于1913年7月1日到达克孜尔石窟,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这次考察队的主要任务就是盗割壁画,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上次。此次探险队从新疆带回了156箱文物。

伯希和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1907年,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率领的考察队在库车停留了几个月,考察了克孜尔、库木吐喇以及克孜尔尕哈石窟等,并从克孜尔尕哈石窟窃取了一些脱落在地的壁画,还重点盗掘了库木吐喇石窟南面的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伯希和劫掠品中的文献材料大部分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美术品则入藏巴黎卢浮宫,后归集美博物馆。

斯坦因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1914年5月28日,英国斯坦因(A.Stein)对克孜尔石窟作了为期一天的考察,拍摄了部分壁画照片。

由于上述西方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肆意盗割壁画,给克孜尔石窟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留给世人的是斑斑斧痕、千疮百孔的惨像。我们相信,每个有良知的参观者面对一个个满目疮痍的洞窟都会对这场人类文明史上的暴行进行谴责。(本文转刊自新疆龟兹研究院)

(编辑/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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