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改玲

(西安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 710054)

意识形态概念一直在围绕着思维和观念而展开，但是唯物史观的建立，确立了社会实践是意识形态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同时因为反映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是难以大规模自发生成的，使“灌输论”为统治阶级所重视。葛兰西和阿尔都塞分别从“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角度，探索了统治阶级是如何利用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对大众进行控制的，提出并发展了意识形态物质性理论，使该理论的内涵更加清晰和明确。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意识形态物质性理论的基础建设

1801年，特拉西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概念，赋予其观念的内涵，此后大多数思想家都在观念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考察和发展。马克思考察的仍是思想形式的意识形态观，但唯物史观确定了物质和实践对意识形态产生、发展的决定作用，使意识形态物质性理论初露端倪。马克思认为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对人民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制造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把一定的思维方式和信念灌输给社会成员。[1]恩格斯发展了马克思的构想，肯定了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对人们进行思想管理的事实。列宁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了“灌输论”。他指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2]出版社、报社、发行、书店等宣传机构都是政府和党派进行意识形态建设和引导的重要载体，这充分肯定了民众的日常话语和大众媒体在传播意识形态中的作用，是对意识形态物质性理论表现方式的直接论述。

二、葛兰西、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物质性理论的发展

葛兰西认为学校、工会、教会、各种宣传媒介、党派等都属于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他是明确强调意识形态物质载体的第一人。他在《狱中札记》中写到，意识形态和物质基础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说明了意识形态物质性与意识形态相伴而生、共同发展。葛兰西扩大了列宁意识形态灌输载体的范围，阐明了这些载体的政治作用。在他看来，学校具有正面的教育功能，法院具有镇压和反面的教育功能，因此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但是在事实上，大批其他所谓的个人主动权和活动也具有同样的目的，它们构成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霸权的手段。[3]他这方面的见解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实践或现实中，法律、家庭、工会、学校、传媒等都属于维护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物质存在。阿尔都塞发展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强制性国家机器结合起来，讨论国家机器理论发挥作用的方式，认为暴力手段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的保障。

三、鲍德里亚对意识形态物质性理论的推进

在意识形态与社会批判理论中，鲍德里亚作为其代表人物之一，从消费社会中的物的体系出发，提出“在广告的心理引导术背后，是一套群众煽动术和一套政治论述，而这个论述的策略仍建立于一项分裂之上：那便是把社会现实分裂为真实和形象两种作用元。”[4]表面上，人们是通过对物品的消费来展示自己的地位和个性，实际上是人们在各种媒介的控制下“有意识”的消费，尤其是在广告的有意引导下，对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鲍德里亚的这个观点是对阿尔都塞传媒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用的深化。当然，其理论目的是让消费者注意到，在当前的消费社会中，很多消费并不是出自人们真正的需要，而是在传播媒介的作用下，由少部分人为了利益而主动引导的结果，告诫我们在媒体大轰炸的社会环境下，要坚守本心，保持批判的意识，不要随波逐流。

四、结语

总之，意识形态物质性作为意识形态的属性之一，跟随着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唯物论的产生和发展，为意识形态物质性理论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列宁的灌输论，从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上，使意识形态物质性理论进一步明确，葛兰西和阿尔都塞使意识形态物质性理论更加鲜明，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政治作用进行了阐述，使意识形态物质性从概念走向理论，并为大众所熟知，鲍德里亚结合当今社会的消费现状，进一步推进了意识形态物质性理论的历史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