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国珍

遵义会议会址（龚 琴/摄）

悬挂于遵义会议会址大门的金光闪闪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理所当然是所有遵义会议纪念体系展示中首先向观众介绍的内容。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纪念馆人都骄傲地向观众说：这是毛泽东同志为革命纪念馆唯一的一幅题字（现在的解说词已经有所改动）。

我不但是这么说的，在向客人们讲遵义会议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时，这幅题字，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遵义会议高度关注足能表明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中国革命史极端重要的一个强有力的佐证。

关于毛泽东的这幅题字，为了弄清它的前前后后，我曾进行过探究，经历了一个过程。

1991年11月12日，我向馆里的领导，全国知名资深专家们请教，他们告诉我，1964年会址维修结束后，贵州省委是派的省博物馆的副馆长吴业军和业务秘书罗会仁前往北京请杨尚昆（曾以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委身份出席遵义会议并在解放后为遵义会议会址的确定起过重要作用，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转呈毛主席题好“遵义会议会址”六字后带回来保存于省博物馆的。他们说，这是毛泽东同志于解放后为革命纪念馆唯一的一幅题字，并于1991年收录于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名匾》一书。

遵义湘江河边的长征雕塑（龚 琴/摄）

根据专家们提供的情况，我于1992年5月20日上午在贵州省文化厅文物处办公室正好碰上了罗会仁同志，就毛主席题“遵义会议会址”字一事向罗会仁同志作了请教，他告诉我：“那大概是63、64年的事了，会址维修落成后的一天，我们好几个人站在会址大门的门面处，其中有人提出，应该请人为大门题个匾。记得省里的有张叔成，文化局长田兵，遵义的有李志奇等在一起，研究时大家认为这个匾理所当然地应该请毛主席题。当即决定具体事由我办，我即着手拟好了报告，交由省委宣传部部长张世珠审定，张部长将报告送省委办公厅，由省委办公厅写信到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请毛主席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当我馆收到题字后，可能因为用的纸小了一点，遵字（时隔几十年，可能记忆有误，原件来看，“遵”的笔划不会差，如果差，也应该差在“会址”的“会”上），原件的笔划差一点，走之的部分也许是拖到了垫的纸上了。当即写信到中央办公厅问怎么办，回信说可能是疏忽了吧。结果是我们请馆里画画的陈长虹同志将那差的一划补上了，我这算知道了题字的背景。

我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到1955年2月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成立后，曾于同年3月至6月，1959年4月至7月两次简单维修，1961年由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遵照国家文物局“原件脱落、整体安装、重新复制、保持原貌”的原则，会址进行全面维修，罗会仁同志参与了很多工作，甚至是决策性的活动，所以建议他将了解的很多细节写成文字供我馆参考，他十分乐意。

虽然我后来没机会见到罗会仁同志的文字记载，但我还是继续通过其他途径探究这幅题字的方方面面（如费侃如同志的《领袖题匾》等）。

毛主席题字的原件保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给我馆的是一份复制件。题字从右至左排列，竖写在两张宣纸上，一张上写“遵义会议”四个字，另一张上写“会址”两字，每张宣纸长34厘米，宽24厘米。我馆将字放大，用上好的优质木材精心制作了一块长3.33米，宽1.39米，厚0.05米的门匾，将字放大为0.6米见方，从左至右横排，镌刻于匾上，匾底色为黑色，字为阴刻贴金，匾悬挂于遵义会议会址大门上方。

毛泽东题字时间为1964年11月，1976年他逝世后，题字原件由中央档案馆收存。1986年我与关黔新同志前往北京出差时到中央档案馆，想见这份珍贵墨宝并试图收来馆内保存，未如愿。

从挂上由毛泽东题写的匾额的那一刻起，我们纪念馆人就不无骄傲和自豪地向观众介绍：这是毛泽东为革命纪念馆唯一的一幅亲笔题字，或者说它是毛泽东一生中为革命旧址唯一的一幅题字。

为了增强“唯一”说的分量，我查了《中国名匾》一书，其中有费侃如同志撰文介绍的毛泽东所题“遵义会议会址”六字，他写道：毛泽东的题字，在其行笔用墨上，腕下刚劲雄健，墨色润泽相当。笔走龙蛇，豪迈奔放，潇洒倜傥；两个“会”字肥瘦相宜，产生了强烈的韵律感，使横匾风采飘逸，精神横逸，表现出书家精深的功力素养。在书中，见到了毛泽东于1956年春为福建上杭县才溪乡题的“光荣亭”，当即我就有了一点疑惑：这“光荣亭”算不算革命旧址或遗址呢？当然是革命遗址啦。应该建有革命纪念馆吧？从此时开始，我一直底气十足的讲着的“唯一”说动摇了。为了探一个究竟，于是我去书店买了两本关于毛泽东题词的书，一本是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题词鉴赏》，一本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题词趣谈》，从书中我了解到：毛泽东一生中题词500多幅，对象涉及到有为列宁、孙中山、朱德、任弼时等政治家、革命家；有为方志敏、刘志丹等杰出的人民英雄；有为著名的大家鲁迅、邹韬奋题词等；有为优秀的共产党人雷锋、焦裕禄等，还有为普通工人、农民、战士等的题词，还涉及到报、刊、书名、学校、单位、碑亭、古迹、重大建设项目等。形式丰富多彩，文字特色鲜明，简洁明快，博大精深，书写格式横竖皆有。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毛泽东书法艺术的顶锋期，“用笔潇洒恣肆，章法变化无穷，线条灵气飞扬，凸显大气磅礴之势”。

我将毛泽东所题涉及到的与革命纪念馆、旧址、遗址内容的一部分摘录出来，进行认真琢磨，有了一点新的认识。

1931年8月为中共兴国县城岗乡党支部题：

主义遵马列，政权归工农。

1931年9月中旬，为黄公略题挽词：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竞牺牲，堪恨大恨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叫后世继君来。

1934年1月15日，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题：

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

1937年10月，为抗大新校舍落成题：

我们伟大的事业。

据收录者介绍，1937年10月抗大新校舍落成时，“党中央特地赠送了毛泽东手书的‘我们伟大的事业’的门匾”。

1941年9月，为中国医科大学题：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1943年5月，为刘志丹题：

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1947年3月25日，为刘胡兰题：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据辑录毛泽东题词的同志介绍：1957年1月，毛泽东为刘胡兰纪念馆重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题二·七烈士纪念碑。据辑录者介绍，这是毛泽东“为湖北武汉市二·七纪念馆题。”

1964年11月，题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

……

四渡赤水纪念塔（刘国华/摄）

且不论毛泽东题词中所涉及到的众多的革命家、政治家、英雄人物等等，多数一定会建纪念馆以作纪念，仅就以上简单的所列，可以认定：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毛泽东为革命纪念馆的题字不只一次；解放前他曾为新落成的抗大题匾，为中国医科大学题词，它们虽然是学校，但我认为它们同样是革命旧址。那么解放后呢？根据目前所见到的资料来看，毛泽东所题“光荣亭”算革命遗址，遗址与旧址还是略有区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在解放后为革命旧址题字，“遵义会议会址”应该是唯一的一幅了。当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名匾。虽然毛泽东在1937年的10月为抗大新落成题“我们伟大的事业”被辑录者说成是“门匾”，但这能叫“门匾”吗？“遵义会议会址”才是真正的门匾吧。可以说：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亲笔为革命旧址题门匾，“遵义会议会址”这六个字应该是唯一的一次。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个转折点，是中国革命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对毛泽东个人政治生命的影响更是非比寻常，所以在他生前对遵义会议这个重大事件的关注度无人可比，为遵义会议会址大门题匾，固然表明他老人家对遵义会议历史地位的高度关注，在他众多的著述和谈话中论遵义会议的内容和次数相较于其他党的会议，是最多的，诸如他的“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等等。这些说法是对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要性的高度肯定，是至理名言。不但是毛泽东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领导人们，他们对遵义会议也是极为关注的，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到馆参观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已有约200多位，即使没能前来的，他们中不少或著述、作诗，或在北京参加相关活动，或作指示等等，这在全国的革命纪念馆中也算最多的。所以，即便毛泽东题词“遵义会议会址”不是“唯一”的一次为革命纪念馆题，丝毫不会减弱我们纪念馆人、遵义人乃至贵州人 的自豪感，它就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珍贵墨宝，我们永远以此为荣，迄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我们仍然以此为荣。

正如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周福明等于2001年8月来馆参观时告诉笔者：毛泽东主席题字是有一定原则和认真考虑的，不是谁想要都题的，好多地方想要都没题，他给遵义题，说明他对这里的重视。关于他题“遵义会议会址”，我是有印象的，但因时间太久，经的事多，细节无法给你们提供了。不过应该是在晚上写的，不是在白天，因为他是晚上办公的。

我之所以费功夫去探究这珍贵墨宝的前前后后及“唯一”说，是职业习惯使然，更是想琢磨出一个准确的表述，让那些同样拥有毛泽东题词的兄弟馆的同行们不多心，同时也使那些曾经来馆参观过并也去过那些拥有毛泽东题词的馆的观众们不再质疑我们的解说中“毛泽东‘遵义会议会址’的题字，是他为革命纪念馆唯一的一幅亲笔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