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维 吴兰兰

摘要：厘清汤某某案事件发展经过，归纳出涉事媒体在该事件报道中的失范表现，并对其内在逻辑机理进行分析与评价，文章认为在注意力经济驱动、后真相时代加持、公民参与新闻推动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新闻真实的呈现过程变得更为漫长，新闻客观性变得更为珍贵，舆情链条也拉长，致使新闻专业主义面临悖论与博弈的伦理尴尬处境。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 媒介伦理 真实客观 汤某某案

2008年，14岁的汤某某给河南省龙城警方写了一封举报信，称自己从7岁起，先后被家中亲人、邻居和老师等十余人强奸7年，随后全家入狱，7年前骇人听闻的事件浮出水面。11年之后，母亲获释出狱要寻找她的女儿。2018年1月30日，澎湃新闻的一篇新闻《10年前，14岁的她以性侵等罪名把全家送进监狱，然后失踪了……》，文中直接曝光了户口信息，引起网民对汤某某案的关注。1月31日，《新京报》发布新闻称，被全家人“性侵犯”的女孩不能“失去联系”，文章开始被大量转载传播。两篇报道的作者王乐和佘宗明被网民责骂，在报道发布后遭到网络人肉搜索，两大媒体也深深地卷入了舆论批评的旋涡。网络大V包括@我不是谦哥儿@马伯庸等意见领袖在微博发表自己的意见，微信公众号自媒体账户“旧闻评论”“新闻实验室”等发布文章对此事发表意见。舆论的轩然大波背后，媒介伦理问题值得探讨分析。

案例分析

文本表述：偏离新闻客观性，背离新闻专业主义。首先，澎湃新闻和《新京報》在此事件的文章报道中，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在新闻标题方面，澎湃新闻以《14岁的她以性侵等罪名把全家送进监狱》为标题，按照我国的司法程序，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送”人进监狱的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其次，《新京报》的标题《被全家“性侵”的女孩，不能就这么“失联”着》，其中表露出对涉事人物主体的人文关怀淡薄。再次，由于被害人更名迁户，使用“失踪”和“失联”一词，不符合法律关于失踪情节的认定。传媒机构的传播活动需要遵循法律法规，遵守媒介规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报道。

另外，在新闻文章的内容素材上，报纸新闻的稿件来源相对单一，所报道的所有材料都来自本案的辩护方。父亲、母亲、姑父姑母、村主任、小学老师都属于被告方，这样单方面的信息公布，虽然体现出“有闻必录”，但另一方面恰恰就有倾向于认为汤某某是有意陷害编造谎言。这不符合新闻客观性的要求，新闻报道追求真实客观、立场公正，对每一方的观点都要公平采用，不偏不倚，虽然新闻是有选择的过程，但是有主观意图的选择信息行为不利于揭示真相。

价值取向：泄露隐私，造成二次伤害。该案件的主体汤某某，被确认为家庭性侵犯案件的受害者，在事件发生时是一名未成年人。警方处理了她的新身份，并转移了她的户口，显然是为了隐私和人身保护。报道中把汤某某的新的身份信息部分泄露，虽然局部打了马赛克，但是已经走在了新闻职业道德甚至法律的边界。汤某某是否有户籍、是否搬迁，与案件事实无关。试图利用报道来找人的媒体报道更是不合乎媒介规范，这不仅是新闻报道角度和写作技巧上的失范，也是更深层次的媒体伦理底线的挑战。

蚁坊软件鹰眼舆情观察室关于汤某某案的舆情报告显示，网民对汤某某案的观点中，34%的网民指责一些媒体在报道中揭露了受害者的身份，丧失职业操守，26%的网民怀疑案件本身的真实性。超过一半的网民对媒体关于该案的报道是失望的，因为报道泄露公民隐私，未尽到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对于当事人来说，公开报道并且追问汤某某在哪儿，这无疑是对受害人的二次伤害。

舆论监督：操控舆论，影响司法审判。传媒有着监督社会、激浊扬清的作用，在新媒体时代发展的今天，借力新媒体平台，更是能够彰显其议程设置效力，发挥着正面积极的作用。例如，媒体对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大案的追踪与网络发布，让尘封的冤案得以昭雪;对魏则西事件的网络舆情紧跟，让百度与莆田系医疗乱象等问题进入了公众视野。正因为传媒所代表的舆论压力足以扭转事态发展，所以它至关重要。但如果做出错误的判断，操控舆论影响司法审判，则会造成巨大影响。

此案中，澎湃新闻和《新京报》在微信公众号上首发有关汤某某案件的文章，由于平台的传播速度快，加之文章的表述让舆情病毒式发酵传播。记者单凭个人经验判断此事必有蹊跷，话语态度倾向于嫌疑人，如多名被告当庭翻供，“11名入狱者无一人供认”，对于消失的户头文中一直追问“而她在哪？“说的家属仍然参与了投诉，他们等待着出现汤某某”，所有被选择的材料都呈现汤某某在撒谎。而事实真相尚有待司法机关查清，记者的角色只是客观地陈述报道，如果用“有罪推论”描绘出信息图景来，最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则会影响司法公正秩序。

内在逻辑

本文认为在新时代发展的今天，新闻话语语境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在注意力经济、后真相、公民参与新闻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新闻真实的呈现过程变得更为漫长，新闻客观性变得更为珍贵，舆情链条也拉长，致使新闻专业主义面临悖论与博弈的伦理尴尬处境。

注意力经济时代，新闻价值理念发生变化。当今世界信息爆炸，资源无限而人们的注意力有限，在知识爆炸的后信息社会，注意力已经成为十分稀缺的经济资源，演变出的符号观念让传统新闻价值衡量标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流量当道的大势下，谁获得了注意力谁就成功了一半，因此阅读量、转发量、点击率成为衡量文章好坏及受欢迎程度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指标。为吸人眼球引人关注，有的主流媒体也开始大用标题党，虚假新闻、“三俗”化新闻充斥眼球，刺激迎合人的原始低级欲望，以致于激起网民的愤怒、不满。

有学者认为，传播环境的改变、传播娱乐功能的增强、传媒作为经济市场主体一部分，其经济效益的突出等原因导致了传统新闻价值理念的异化。这种异化伴随着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新媒介技术一同成长，渗透在传播的IP剧、网红现象各个领域之中。传统新闻价值理念受到冲击，优秀传统美德、正能量、典型模范等极具新闻价值的素材面临让位于猎奇惊艳的拷贝危险，支配着人们的所思所见所闻，一切以受众注意力为中心。当这种“注意力”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后，那么必然有一种人文的、人道的情结被遗落甚至遗忘。

“后真相”语境下，情绪比事实先行。“后真相”的核心观点是客观事实只能对舆论或舆论的形成产生“有限的影响”，与事实相比，情绪可能更重要。真相是至高无上的，客观事实是新闻报道的基础，失去了真实客观，新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然而，“后真相”呈现出的反民主、去中心化的特征，媒体为迎合时代碎片化的阅读习惯，迎合受众情绪化、极端化的行动特征，往往将情绪、个人观点带入文中。网民一度情绪先行，事实尚未定论，网上舆论一片语言攻击，网络暴力。在汤某某案中，网民中不乏键盘侠，泄愤者、人身攻击者有之，在微博、各大新闻网站、移动端，虽然有过滤管理机制，网民评论依然游走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

总结来说，在社交媒体时代的众声喧哗中，无论是认真挖掘、探险，或故意歪曲、篡改，這本身已经不再是新闻报道的核心，在情感的喧嚣下，新闻真实呈现的过程也变得漫长，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变得弥足珍贵。

公民参与新闻，解构新闻专业主义。新媒介技术赋权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与新闻制造与生产的环节当中，传媒垄断话语权的局面被打破，所谓“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出版家”，我国公民参与新闻传播的热情在空前高涨，但也身处困境。网络直播让每一个普通个体都有获取关注的机会，但也挑战着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底线;无人机将人们的视野延伸到了天空，也使得专业记者和业余爱好者的界限变得模糊;“众包新闻”“众筹新闻”概念的出现，让新闻队伍的力量变得庞大起来，但同时也加大了新闻的审核难度和不可预测性。

新闻专业主义由西方泊来，在我国被建构成传媒领域不可或缺的标签，如今公民新闻的参与正在慢慢解构着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在公民新闻和非专业记者中，存在很多的不规范、不合法行为。在汤某某案件中，网络大V@我不是谦哥儿以及公众号自媒体“大浪淘沙”等也都参与其中，加剧了舆论的跑偏。大体而言，由于“公民记者”和“社会媒介”素养参差不齐，没有经过专业的新闻采编与报道培训，整合网络信息不需审核把控即可一键推送发布，引来网民流量关注，这些都是对新闻专业性、客观性、真实性的极大挑战。

结语

追逐热点、舆情冷却之后，应冷静思考媒体在实践操作过程中的媒介伦理问题。在当下伦理争议突出的时刻，追溯现象背后的问题本质，探寻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今社会环境下的生存环境，直面新闻专业主义的尴尬与悖论，努力寻求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栏目责编：杨 刚

参考文献：1.鹰眼舆情观察室：《汤某某性侵案》，2018/02/07。

2.敖 鹏：《网红为什么这样红？——基于网红现象的解读和思考》，《当代传播》，2016（4）。

3.程晓宇：《注意力经济背景下我国现代传媒伦理问题探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4.史安斌，杨云康：《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国际新闻界》，2017（9）。

5.欧阳赵岚：《“人人都有麦克风”时代——网络传播中受众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提高》，《传播力研究》，2018（22）。

6.郭镇之：《公民参与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介伦理：中国的问题》，《国际新闻界》，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