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彩銮

摘 要：丧葬作为人类一种临终关怀，对死者妥善殓装和安葬，以示对死者的敬重与悼念。以墓葬和随葬品为载体，以死亡观念、祖先崇拜为核心，以丧葬礼仪、祭祀习俗为事象，构成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丧葬文化体系。骆越丧葬文化习俗源于史前时期，流行集体丛葬、土坑葬、二次葬和屈肢蹲式葬;周至战国出现拾骨岩洞葬。骆越丧葬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骆越;丧葬文化;地方特色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5.014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5-0070-08

死亡是人生命的终结。丧葬作为人类一种临终关怀，对死者妥善殓装和安葬，以示对死者的敬畏与悼念，也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死者生前所作贡献的礼赞。以墓葬与葬具为载体，以死亡观念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丧葬礼仪及其习俗为事象，构成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丧葬文化体系。丧葬文化同其他文化事象一样，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演变过程，并且始终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相适应。考古学资料显示，我国的丧葬文化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形成于新石器时代，进入商周时期乃至春秋战国时期以后，丧葬文化进入发展繁荣时期。由于时代、社会发展程度及所在地区及自然环境和民族的不同，其丧葬文化的形式和内涵也不尽相同，表现出不同的时代、地区和民族特色。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不断交往和文化的交流，丧葬文化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与交融。骆越丧葬文化也是如此。

一、骆越丧葬文化溯源

骆越丧葬文化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资料显示，骆越地区的丧葬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在骆越族群分布的今广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和越南北部地区，发现有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新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的河畔贝丘遗址和洞穴遗址，也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坡遗址。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贝丘遗址里，发现有大批葬墓。

邕宁顶蛳山贝丘遗址。位于邕宁县蒲庙镇邕江河畔蛳山上，1994年发掘。墓葬集中发现于第二、三期文化层中。第二期文化层中发现墓葬16座，葬式有仰身屈肢、侧身屈肢、俯身屈肢和蹲踞葬等。第三期文化层中发现133座，葬式有仰身屈肢、俯身屈肢、侧身屈肢、蹲踞葬、肢解葬等。其中的肢解葬式独特且罕见，即自颈部、腰部及膝部将人体斩为四段，头颅置于墓坑左侧， 上躯干倒扣在墓中间，左右胫、排骨及脚掌部置于墓坑右侧，双上肢分别割下置于躯干下侧。 墓中放置不规则石块。这是骆越地区发现数量最多、葬式最奇特的一处墓葬。

横县西津贝丘遗址。位于广西邕江与西竹坑小溪汇合口的台地上，1973年发掘。在遗址文化堆积中发现墓葬100多座，绝大多数是屈肢蹲葬，头骨坐于四肢骨上，上肢骨曲向胸前，下肢骨作蹲式，成抱膝状;也有的为仰身、俯身和側身屈肢葬。

横县秋江贝丘遗址。位于广西横县平朗乡西津水库边上的郁江河畔，1973年试掘，2004年发掘。在遗址文化堆积中发现墓葬52座，可辨认的葬式有侧身屈肢葬、肢解葬、仰身屈肢葬、屈肢蹲葬、俯身屈肢葬、仰身直肢葬和二次葬等。

邕宁长塘贝丘遗址。位于邕宁县伶俐镇长塘火车站背后的邕江河畔，1973年发掘。在遗址文化堆积中发现墓葬15座，皆为屈肢葬。其中有两具骨骸周围撒有赤铁矿粉，有一具周围用石子圈成长1米，宽0.6米的墓圹，有一具无头骨，用螺壳垒成椭圆形墓圹 ，其他的墓坑痕迹都不明显。有一具人骨架手里握有蚌器，还有一具侧身屈肢葬的人骨架上有一只牛腿骨。

邕宁凌屋贝丘遗址。位于南宁市邕宁区长塘镇五合村邕江河畔，2014年发掘。在遗址文化堆积中发现数十座墓葬，葬式有仰身屈肢葬、侧身屈肢葬、屈肢蹲葬、肢解葬等。其中的肢解葬式十分独特，即将死者的头颅、四肢肢解后，再按一定的顺序摆放埋葬，有的头颅被放置在胸腔处，脚掌朝天。

扶绥敢造贝丘遗址。位于扶绥县城西北约3公里的左江北岸上，1973年试掘，2014年发掘。在遗址文化层里发现60余座墓葬，大部分为侧身屈肢葬式，少数为仰身屈肢葬式。在每一具骸骨旁都放着一二块石头，有些石头还压在骨骸上。其中有一座幼儿墓葬，年龄仅1岁左右，骨架保存完整，侧身屈肢。这是目前骆越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年龄最小的墓葬。

柳州鲤鱼嘴遗址。位于柳州市大龙潭边的一个岩厦下，1980年发掘。在遗址文化堆积层里发现6座墓葬，骨骸分布较散乱，且多残缺不全，葬式不明显。

隆安鲤鱼坡遗址。位于广西隆安县丁当镇西北面的鲤鱼坡上，2008年发掘。在遗址文化堆积层里发现30多座，其葬式多为仰身屈肢葬和侧身屈肢葬，大部分人骨骸上都有一块重达二三十公斤的大石压身，有的压在遗骨的胸腔上，有的压在头颅上，有的压在肢骨上。

江州冲塘贝丘遗址。位于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冲塘村东北面的左江畔上，2007年发掘。在遗址文化堆积层里发现墓葬26座，葬式均为仰身或侧身屈肢葬，人骨保存较好，其中4例属未成年人。

江州何村遗址。位于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濑湍镇何村左江西岸台地上，2007年发掘。在遗址文化堆积层里发现50多座墓葬，葬式计有侧身屈肢、仰身屈肢、俯身屈肢、屈肢蹲葬、肢解葬等。

百色革新桥遗址。位于广西百色市百色镇东笋村百林屯南面的右江河畔上，2002年发掘。发现2座墓葬，葬式均为仰身屈肢葬。

越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墓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越南考古工作的发展，先后调查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并且对其中的重要遗址进行了发掘，在河内北山、义安省琼文、清化多笔等遗址发现了一批墓葬。北山文化遗址类型属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9000—7000年。因最早发现于越南北部的谅山省北山而定名，主要分布在越南东北部高谅、北太和河北等省的石灰岩地区，遗址多发现于洞穴或岩厦内。在遗址里，先后发现50多座墓葬或人体骨骸。1964年，越南考古工作者对义安省琼文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墓葬30多座，葬式多为屈膝蹲坐葬，墓圹呈圆形，多数随葬二三件石制工具及装饰用的穿孔贝壳。清化多笔遗址发现的墓葬均为土坑墓，多数为单人葬，也有少量双人葬和多人合葬，流行屈肢蹲葬。河山平省蒯洞遗址发现四座墓葬，其中一个椭圆形坟墓内有一具小孩骨骼， 另外三个为长方形的墓穴，墓中的骨骸多已无存，但仍能分析出埋葬方式和死者大概年龄。尸骨呈仰卧姿态，四肢平直。其中小的墓里发现有两个初生婴儿，头盖骨很薄;还有一墓埋葬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另外两个是成年人。在四座墓葬中，除了一座没有随葬品外，其余三座都有随葬品，用海螺壳并在上面穿孔，串连在一起作装饰。

此外，在我国海南岛桥山遗址也发现有墓葬，这也是海南岛首次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墓葬。

骆越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墓葬，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墓葬（地）均处在居住地旁。目前发现的墓葬，多数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二是设置氏族墓地，实行集体丛葬。各遗址文化堆积层所发现的墓葬，数量多者100—150座，一般为30—50座，而且排列密，朝向一致，说明当时已设有专门埋葬死者的墓地，凡死去的氏族成员，都埋葬在氏族墓地里。即使是因意外原因死于其它地方的死者，日后也要拾撿其遗骨回本氏族墓地里埋葬。墓地里出现的二次葬，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三是流行屈肢葬式，其中以屈肢蹲葬居多。骆越地区发现的墓葬，几乎每一处都有屈肢葬，既有侧身屈肢，也在蹲坐式屈肢，还有仰身屈肢。即使是截肢葬，其四肢亦呈屈肢式，极少仰身直肢葬式。这一现象说明，骆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丧葬习俗相同。四是出现了系列丧葬仪式和约定俗成的葬俗。关于骆越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丧葬仪式，我们已无法得知当时具体的殓尸方法、祭祀和埋葬仪式，但从目前所看到的墓圹、葬式、随葬品等现象，可知当时已形成特定的埋葬形式和丧葬习俗，即埋葬时在其氏族墓地里，按照既定的位置和朝向，掘出一个能够容尸的长方形土坑来安葬死者。从相关的民俗学资料可知，在埋葬前，需要用绳索把尸体的四肢绑缚成屈肢状。因为人死亡后，身体会呈僵直状态，若要使之形成屈肢状，要使用绳索把死者的手和脚加以绑缚，然后再安放进墓坑里;有的墓葬还发现石器或佩饰器随葬，然后掩土埋葬。遗址墓葬里出现许多截肢葬式，则更为奇特与神秘，其葬俗和用意值得深入探讨。

从骆越地区目前发现的墓葬及葬式与葬法，可知从新石器时代早期，骆越先民的丧葬文化已经形成，开启了骆越地区丧葬文化的先河，各地墓葬及葬式与葬法大同小异，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方特征。

二、骆越丧葬文化的发展

商周至秦汉时期，是骆越族形成和发展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骆越丧葬文化在前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秦始皇和汉武帝先后统一岭南、设置郡县，大批中原人迁居岭南，同时汉王朝实行“以其故俗治”的羁縻政策，任用当地骆越首领为官，由其自治其地其民。随着中原人迁居岭南，中原地区的丧葬文化也随之传入，对骆越传统丧葬文化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墓葬形式，还是随葬品及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骆越丧葬文化。

在骆越分布的岭南西部及越南北部等广大地区，发现了大批骆越时期的墓葬，包括岩洞葬及土坑式墓葬群，出土了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随葬品，为我们了解和重构骆越丧葬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一）岩洞葬

古骆越分布地属岩溶地区，喀期特地貌，到处群山绵延，奇峰耸峙，岩洞众多。在生产力尚较低下的原始社会时期，骆越先民选择冬暖夏凉、可遮阳避雨、防避猛兽伤害的岩洞为栖息之所，许多新生命诞生于岩洞里，也有老终者埋葬在岩洞里。于是，岩洞既是先民们生命的诞生地，也成为其生命终点的安息处。因而，骆越人对赖以栖息生活的岩洞有着深刻的记忆和深切的情感，以岩洞为安葬之所，便成为骆越人情有独钟的选择，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葬俗。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骆越分布区发现并清理了一批属骆越族早期的岩洞葬。

武鸣弄山岩洞葬。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广西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雷蓝屯东面的弄山山腰一岩洞里内，发现至少两个个体的人骨骸，因年代久远，葬具已腐朽无存，人体骨骼亦不完整。人骨四周散布许多石器、陶器、玉器、蚌器等，共80多件。其中以陶器数量居多，共50余件，器型有罐、釜、壶、钵、碗、杯等;其次是石器，有锛、斧、大石铲、刀、辗槽等，多数为通体磨光，制作工艺精致。还有玉玦和用蚌壳制成的穿孔串饰及挂饰，未发现有金属器具。据此推定，该岩洞应是一处古代墓葬。根据出土陶和石器的形制特征判断，其年代应为新石器时代末期，其下限可能已进入商代。

武鸣岜旺山岩洞葬。2001年，南宁市博物馆考古专家在武鸣县两江镇英俊村岜旺山山脚下的一个岩洞的小支洞里，发现并清理了一处岩洞葬。大部分人骨骸和随葬品已被厚约40厘米的泥土覆盖，未见墓坑和葬具，人骨骸已残缺不全。经鉴别，人骨约有12个个体，年龄以中老年居多。在人骨周围，散布有陶器、石器、玉器等，共30多件。其年代与弄山岩洞葬相近，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其下限可能已进入商代。

武鸣岜马山岩洞葬。位于广西武鸣县陆斡镇覃内村南面岜马山山脚下，1985年发现，1986年发掘。洞内原生堆积已被扰乱，人骨骼和随葬器物散乱，器物有陶器、石器、玉器等。根据洞内保存的陶器和石器的特征判断，其年代大约为商周时期。

武鸣敢猪岩洞葬。位于广西武鸣县马头乡那堤村东面的敢猪山山腰间，1974年发现，2006年发掘。洞内有8座墓葬，排列密集，葬具无存，随葬品数量和种类甚多，计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青铜器、海贝等，共100多件。根据随葬器物的年代特征断定，其年代大约为商周时期。

武鸣独山岩洞葬。位于广西武鸣县两江乡东南面的独山山腰间，洞室内有一座墓葬，尚存部分骨骼，葬具无存。随葬品处于尸骨旁，计有陶器、石器、玉器、青铜器等，共15件。其中青铜器12件，器型有斧、剑、钺、矛、戈、镞、刮刀等，铸造工艺精良。其年代应为春秋战国时期。

龙州更洒岩洞葬。位于广西龙州县逐卜乡三叉村谷更屯东面更洒山腰间，2006年发现，2007年发掘。在其洞内的一个小支洞里，发现有约10个个体的人骨骼，包括未成年人3个，青年人5个，中年人2个，未见葬具，在人骨周围，散布着许多陶器碎片和玉石器。这应是一处岩洞葬。根据共存的陶器特征判定，其年代约为商代。

忻城矮山岩洞葬。位于广西忻城县红渡镇矮山东面的山腰间，1989年发现，1990年清理。洞内散布着许多人骨及石器、陶器、骨器、蚌器、铜器等40余件，证实这是一处古代岩洞葬，年代大约为商代。

忻城翠屏山岩洞葬。位于广西忻城县城南面的翠屏山腰间，1992年发现。洞内堆积已经被扰乱，散布有许多人体骨骸，经鉴别，其骨骸分属于4个不同个体，同时还有破碎的陶器。该岩洞葬的年代大约为商代。

大化北景岩洞葬。位于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北景乡北达村红水河畔的腊岜山山腰间，1991年发现。洞内原生堆积已被扰乱，散落着许多人骨骼和石器、陶器、骨器等物，应是一处岩洞葬，年代约为商代。洞内还发现有用圆木料刳成带有子母口扣合的棺具，说明该岩洞继续为后来人作为葬地。

兴宾古旺山岩洞葬。位于广西来宾市兴宾区（原来宾县）溯社鄉古旺村西北面的古旺山腰上，洞内堆积保存完好，发现有多具人骨，墓坑和葬具无踪迹，出土器物有青铜器、石器和陶器。其中铜钺2件、铜匕首1件、铜镦1件;石器有有肩石斧、石锛各一件;陶器已破碎成片，为夹砂陶和绳纹陶。根据青铜器的年代特征判定，该岩洞葬的年代约为周代至春秋时期。

兴宾白面山岩洞葬。位于广西来宾市兴宾区（原来宾县）良江乡白面山一处崖厦下，1986年发现。洞内发现有三具人骨骸，呈仰身直肢姿势，骨骸旁有一小堆碳化稻谷，小腿骨上放置一件青铜矛。根据铜矛的年代特征判定，该墓葬年代应为春秋时期。

宜州六桥岩洞葬。位于广西宜州市矮山乡六桥村坪上屯东北面的凤凰山上，洞内堆积已被扰乱，人骨骸和随葬品散布于洞室里，其人骨骼有2个以上个体。随葬品主要是陶器、石器、玉器等。其年代大约为西周中晚期。

宜州鹞鹰山岩洞葬。位于广西宜州市祥贝乡古龙村下地良屯南面的鹞鹰山腰间，1999年发现。洞内堆积已被扰乱。洞室内散布着大量人骨骼和随葬品。以鉴别，大约有18个个体。随葬品数量和种类甚多，计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滑石器、海贝、五铢铜钱等，共90多件。发掘者认为，该岩洞葬的年代应为西周时期。

此外，在广西南丹吾隘、宜州范家洞、北牙洞、武鸣敢刀岩、敢庙岩、马鞍山、龙州八角岩、忻城下丹岩、隆安、百色等地，都发现有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岩洞葬。惜洞内堆积已被扰乱，随葬品多已散失。

以上是骆越故地发现的岩洞葬，其年代为商至春秋战国时期。早期岩洞葬的岩洞位置大多较低，一般距离地面10米左右，有的位于山脚下，而且洞口大多较小且隐蔽，有的用大块石头封堵，洞内弯曲且较宽敞、平坦。死者埋葬于地面上，常见有多具尸骨，随葬品多为石制生产工具和生活日用陶器，也有佩饰的玉石器。因年代久远，葬具无存，多为一次葬。这些岩洞葬的发现，说明先秦时期，骆越人曾流行岩洞葬之俗。

（二）土坑墓葬

骆越故地发现的另一类墓葬是土坑墓。此类墓葬分布广，凡骆越分布的广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和越南北部都有发现，而且数量多，规模大，葬式复杂，随葬品丰富。其中以战国至汉代的墓葬数量居多，这与秦汉封建王朝统一岭南、设置郡县、大批中原人迁居岭南的社会背景有关。

武鸣元龙坡西周晚期墓葬。位于广西武鸣县马头镇东面的元龙坡地上。1985年发现，1985—1986年发掘。共发掘清理墓葬350座， 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分布密集，排列整齐，葬具及人骨骸无存。出土随葬器物1 000多件，有陶、铜、玉、石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佩饰等。墓坑普遍较为窄小，随葬品也较少，一般只有一两件陶器或青铜兵器;有的小墓无随葬品。该墓葬年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这是目前骆越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墓葬数量最多的一处墓群。

武鸣安等秧战国墓葬。位于广西武鸣县马头镇东面的安等秧岭坡上，与元龙坡周代晚期墓葬群隔沟相望，1985年发掘。共发掘清理墓葬86座，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多较窄小，宽度不足1米，葬具和人骨无存，随葬品普遍较少，一般只有二三件生活生产实用器及佩饰物，其中21座无随葬品。出土随葬器物有铜器、陶器、石器、玉器等，共205件。青铜器有剑、刮刀、斧、镞等;陶器均为夹砂陶，有罐、钵、盒、碗等;玉器有管、环、镯等，石器有凿、玦等。根据出土器物的特征判定，该墓葬的年代应为战国时期。

田东锅盖岭战国墓葬。位于广西田东县祥周乡联福村修福屯西面锅盖岭上，1977年发现。共2座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具无存，尚有部分人体遗骨。两墓出土青铜器12件，玉饰器5件。青铜器包括鼓、剑、矛、戈、钺、斧、镦、叉形器;玉石器有块、环、钏、管等。其中铜鼓分属万家坝型和石寨山型，保存完好。根据出土青铜器的特征判定，墓葬年代为战国时期。

宾阳韦坡战国墓葬。位于广西宾阳县甘棠镇上塘村韦坡岭上，1977年发现，1980年发掘。共发掘清理两座墓葬，皆为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宽度约80厘米。随葬器物多为青铜器，计有斧、剑、鼎、钟、矛、叉形器、刮刀等。根据墓葬出土青铜器的年代特征判定，其年代为战国时期。

西林普驮汉代墓葬。位于广西西林县八达乡普合村普驮坡地上，1972年发现。这是一座铜鼓作为葬具的二次葬。墓葬形制独特，墓坑略呈圆形，上用石板封盖，遗骨尚存，经鉴定，死者为25岁左右男性。使用四面铜鼓作为葬具，相互套合，类似棺椁。用于随葬的青铜器达270多件，器型有铜鼓、俑、六博棋盘、钟、洗、耳杯、弹丸、弓、带扣、车饰器等。还有大量玉石、玛瑙、水晶及铁器。这是目前骆越地区发现的唯一以铜鼓作为葬具，是目前单座墓葬中出土青铜器最多的一座墓葬。墓葬年代为西汉早期。

贵港汉代墓葬群。位于广西贵港市（原贵县）贵城镇西北，墓葬分布南起郁江北岸，北至七里江桥。在这一东西长7.5千米，南北宽2.5千米狭长地带上密集分布有数百座墓葬，墓葬上隆起的宽大封土堆依稀可见。自1954年配合修筑黎（塘）湛（江）铁路时起，历年都有发掘，目前已发掘500余座，出土各种器物1万余件。墓葬形制有土坑木椁墓和砖室墓两种，前者多为西汉时期，后者则多为东汉时期。

贵港曾是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置的桂林郡郡治所在地，汉武帝灭南越国赵氏地方政权后，于此设置郁林郡，继续为郡治所在地，历来是骆越居住地。因其墓葬规模较大，墓室结构复杂，随葬品丰厚，因而应是当时郡治军政官吏、贵族或各阶层死后埋葬的墓地。1976年发掘的罗泊湾1号墓，是一座有代表性的西汉前期大型本椁墓，墓葬不仅规模大，结构复杂，随葬品多，而且还有殉葬者。有斜坡墓道。椁室用板分隔成前、中、后3室，前室和中室又分隔成3部分，后室隔成6个部分，内有漆棺3具。在椁室底板下，有7个殉葬坑和两个器物坑。殉葬坑中各置木棺一具，骸骨保存完好。经鉴定，一具是13岁左右的男性少年，其余6人是16—26岁之间青年女性，应是墓主人生前的乐舞伎。器物坑内堆放着40多件精美的青铜器。另外在墓道东侧有一长方形车马坑，内有铜车马器30多件。整座墓出土随葬品1 000余件。其中铜钫、铜壶、铜匜、蹄足铜鼎，形制与中原地区出土的相同;而铜鼓、羊角钮铜钟、铜捅，筒形铜钟、盘口铜钫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应是当地所铸造。其中有一批刻有容量、重量铭文的铜器，许多漆耳底部烙印“布山”二字，表明是当地产品。还有书写随葬农具及器物清单的木牍。墓主应是郡一级的高级官吏。1979年发掘的罗泊湾2号墓，木椁底部也有殉葬人，并出土“夫人”玉印和“家啬夫印”封泥。墓主应是高级官吏的配偶。

合浦汉代墓葬群。位于广西合浦县廉州镇东南郊望牛岭、风门岭、宝塔山和东北郊堂排一带，范围东西宽约5公里，南北长约13公里，面积68平方公里。目前探明的墓葬共7 000余座，许多墓顶上尚保存有高大的封土堆。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先后发掘1 200余座，出土各种器物一万余件，计有铜器、铁器、金器、银器、陶器、玉器以及水晶、玻璃、玛瑙、琥珀等随葬品，其中包括铜凤灯、干栏式铜屋、玻璃杯、碟等罕见的珍品。墓葬形制有土坑木椁墓和砖室墓两种，前者多为西汉时期，后者则多为东汉时期。土坑木椁墓墓坑多为长方形竖穴，底有枕木沟，铺白膏泥，木炭及沙层;也有大型的多宝木棱墓出现，大多带斜坡墓道。墓室除放置棺具的主室外，有的还有耳室或侧室。

汉元鼎六年（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赵氏地方政权后，于此地设置合浦郡，并为郡治所在地。合浦一直是骆越居住地，曾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因其墓葬规模较大，墓室结构复杂，随葬品数量及种类多，因而应是当时郡治军政官吏、贵族或各阶层死后埋葬的墓地，其中有的应属被委以官职的骆越上层人物的墓葬。

越南东山古墓葬。位于越南清化省东山县马江河畔的东山村，1924年发现，此后进行过多次发掘。墓葬处于遗址之中，有土坑墓、船棺葬，也有火葬或仅将头颅葬于铜缸之中的葬俗。因出土青铜器具有较为明显地方特色，被命名为“东山文化”。凡出土此类型器物的遗址或墓葬，皆属东山文化系统，是越南境内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最有代表性、墓葬和出土遗物最多的一种考古文化类型。其分布范围主要为越南北部永富、河山平、河北诸省。在此范围里，已经发现墓葬40 处，其中9处经过了发掘;居住和墓葬复合遗址24处，其中16处经过了发掘。出土有大量青铜器、陶器、玉器及少量铁器、石器等。青铜器有铜鼓、短剑、戈、矛、靴形钺、箭镞、犁、斧、锄、锹、瓮形缸、圈足盖盅等。在一些墓葬中，出有草叶纹铜镜、蒜头扁壶、圆壶、铜剑、五铢钱、王莽钱等中原汉式器物。其年代为战国到西汉时期。

越南富寿嘎村遗址和墓葬。位于越南富寿省红河左岸的嘎村附近，1960年发现，1970 年和1977年进行了两次发掘。墓葬处于遗址之中，共发掘清理墓葬307座。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穴多较窄小，平均长2米、宽 0.50 米左右，随葬品普遍较少，葬具和尸骨无存。此外，还发现一座直立瓮棺葬。出土随葬品217件，包括青铜器、陶器、玉器等。铜器有斧、矛、铜鼓、铜钟、匕首、矬、刻刀、 锥、钉、砝码等。在307座墓中，没有随葬品的占 84.1%，有 1 至 2 件随葬品的占10.4%，有11至15件随葬品的墓约占1%。其器物种类与形态特征属东山文化类型，故其年代为战国到西汉时期。

越南清化绍阳遗址和墓葬。位于越南清化省绍化县邵阳公社阳舍内村，遗址面积5 万平方米。1960—1965年共进行了3次发掘，总发掘面积达3 561平方米。发掘墓葬25座，出土器物有陶器、青铜器和玉石器等。其中以各式陶器居多，共875件，次为青铜器，共205件，包括13件犁、41件斧、82件靴形钺以及缸、鼓（明器）、盅、凿、锥、刀、鱼钩、镰刀、匕首、箭镞等。如此多的铜犁，为骆越地区所首见。另外，还有89 件玉质或石质的突沿手镯，其年代与东山的墓葬相同，为战国到西汉时期。

越南义安鼎乡遗址和墓葬。位于越南义安省义坛县太和镇鼎乡，1972年发现，先后进行过三次发掘，发掘面积1 136平方米，发掘墓葬246座。墓葬形制较为独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用石块掩埋和充填的墓葬，占总数的28.4%，墓里用小石块充填，另一些用石块覆盖，并用大块的山石或卵石在墓葬的填土上堆积成屋状，个别墓葬的墓壁或墓底垫有陶片。此类墓葬随葬有许多贵重的铜器，墓主生前应是官吏或贵族阶层人物。第二类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占总数的 42.4%，是该墓地中的主要类型。墓坑多较窄小，宽度不足1米，葬具和尸骨无存。有些墓葬的墓壁或底铺有碎陶片，甚至有的墓主人的尸骨被一层陶衣包裹。这种用陶片加固的竖穴土坑墓多为富有者的墓葬。每一座墓的随葬品数量不等，有些只有几件陶器随葬，有些却有十件以上的青铜器随葬，这些差异反映了墓主人社会等级的差别。第三类为瓮棺葬，占总数的28%。有两个陶瓮相扣或是一瓮一钵相扣，也有三个瓮和钵相叠而葬，中间的瓮底部凿一小圆孔穿，横置掩埋，墓坑长度通常在1.2—1.3米之间，深约0.6米，葬者以孩童居多。随葬器物有铜器、石器、陶器等。按其用途，有武器、生产工具、乐器、生活用具、装饰品等种类。武器类主要为青铜器，其中以铜钺居多，其次为匕首，柄部形式多样，造型别致，有如蛇衔象足、虎衔象足、象背 鸟、龟等的形象。 生产工具主要为青铜器和石器，常见有石斧、研磨盘、磨盘以及多件铸造青铜器的石范，还有100多件石质和陶质纺轮。其年代与东山遗址和墓葬的年代相同，为战国到西汉时期。

此外，在古代骆越分布的广东西部及海南岛，也发现有许多春秋战国及汉代墓葬。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种类及特征等，与广西发现的墓葬大同小异，兹不详述。

（三）瓮棺葬

所谓瓮棺葬（也称陶缸），是用一个特制的、专门用来殓装死者尸骨的陶质葬具。椭长形，高约130厘米，腹径40厘米，敛口，平底，口沿略内敛，上配有敞口小底盖，瓮体饰有各种花纹图案。目前主要发现于越南陶盛、东山遗址里。瓮棺葬多为二次拾骨葬，也有殓装儿童尸体的一次葬。发现时，陶瓮有陶器、青铜器或玉石器等随葬品。在骆越后裔的壮铜语族诸民族民间，普遍流行瓮棺葬俗（壮族称为“金罈”）。

综上所述，目前骆越地区发现的岩洞葬和土坑式墓葬，年代最早的是商周时期。这一时期的墓葬，以岩洞居多，竖穴土坑墓相对较少。

巖洞葬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所在岩洞地方多较隐秘，人迹罕至，洞口普遍较小，洞室较宽平、深幽、昏暗、干燥;二是许多洞口用巨大石块封堵;三是属于商周时期岩洞葬的随葬品主要石器、陶器，少见青铜器，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岩洞葬，随葬品仍以石器、陶器为主，有部分青铜器和玉器;四是多数岩洞葬因附近村民挖掘岩泥或其它原因，使得洞内原生堆积被扰乱，未见葬具，尸骨和随葬品原貌亦被扰乱。

周代以后特别是战国至秦汉时期，流行竖穴土坑墓，分布广泛，在骆越分布都有发现，数量剧增，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墓葬形式。墓葬规模、棺椁结构和随葬品种类及数量呈现出大与小、繁与简、多与少乃至地方性差别，反映了骆越社会的发展和阶级、贫富的分化。瓮棺葬主要用于孩童死者。这样丰富多样的墓葬形式，标志着包括骆越丧葬观念、信仰观念、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在内的丧葬文化的多元与繁荣发展的面貌，同时又是骆越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骆越是我国古代南方百越族群居住在岭南西部的重要一支，是古代中华民族的重要一员。因而，骆越文化不仅与南方百越民族有着密切联系，而且始终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骆越的丧葬文化，一方面由于居住生活的自然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骆越丧葬文化表现出一定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如骆越地区居住在石山地区，岩洞众多，骆越人因地制宜，流行岩洞葬。另一方面，骆越是我国古代南方百越群的一支，很早就同中原地区交往，秦汉时期属于统一的政体之中，因而，从墓葬形式到随葬品组合乃至随葬器物的种类及器形方面，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岭南后，骆越地区纳入了秦王朝的统一管辖范围，大批中原人南迁“与越杂处”，许多墓葬已相互交融，难以分辨出哪些是骆越人，哪些是中原人。骆越地区春秋战国墓葬随葬的青铜兵器，许多是从中原传入的，而中原地区的厚葬或薄葬之风气，也对骆越丧葬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说，骆越文化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骆越丧葬文化的深远影响

如前所述，骆越丧葬文化是一种承前启后的文化形态。前承原始时代先民的丧葬习俗，后启其后裔的丧葬文化。随着骆越的发展与演变，一方面，其丧葬文化对后来民族的丧葬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其传统的丧葬习俗一脉相承下来，包括岩洞葬、土坑墓葬和瓮棺葬。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骆越后裔的丧葬文化不断发展，在丧葬形式和随葬器物的种类具有时代特色。

（一）岩洞葬的传承与发展

骆越地区的岩洞葬源于新石器时代。商周至春秋战国继续流行。东汉以降，特别是唐宋至明清时期，岩洞葬（也崖洞葬）有了新的发展，无论是分布范围和发现数量，还是葬具形制、丧葬习俗及选择的岩洞位置，都有了新的变化。其遍布柳江、红水河、浔江、郁江、左江、右江等流域，目前已发现140多处崖洞葬，其中又以红水河、左江和右江流域的大新、隆安、平果、田东、东兰、忻城等地，发现的岩洞葬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密集。如东兰苏仙岩洞里尚保存有木棺40多具，隆安县那矿山、平果红岩山各发现殓装有尸骨的木制棺具16具，其它岩洞发现的木棺多为2—5具不等。这些岩洞，多位于高山绝壁之上，形势险峻。葬具大多为圆木棺，头大尾小，形制独特。木棺皆用整段圆木中剖为二，将上下两半刳空而成。下半为棺身，口沿凿出子口，个别棺凿成人形。上半为棺盖，口沿凿出母口。棺身、棺盖子母口相合，有的子母口上灼小孔，插木销固定。棺身、盖的两端均雕各种头角饰和尾角饰， 有的于头、尾角饰的根部各凿一方形或长方形榫眼，眼中插木销，以栓固棺木。个别葬具为方形或船形木棺，亦于棺身的两端凿出头、尾角饰。墓葬里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铜器、瓷器、玉器、织品、铜钱及玛瑙、海贝佩饰器等。年代上限为南朝，下限为明清时期。以上岩洞葬分布地为古骆越主要居住地，因而，追根溯源，这种岩洞葬式应是古代骆越岩洞葬俗的传承与遗风。

（二）瓮棺葬的传承与发展

骆越地区以陶制的大型瓮器作为葬具的瓮棺葬，源于新石器时代。骆越时期继续传承，而且多用于殓葬孩童。东汉以后特别是唐宋以至明清时期，骆越故地的瓮棺葬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不仅分布广，数量多，而且葬式多样。唐宋时期，骆越故地的瓮棺葬出现了变异，出现一种特殊的葬式，即用一具特制的小型陶罐，罐肩部塑有各种佛教中的莲花图案或道仙人物造型，罐口设有立式口沿，上有罐盖。罐内殓装死者的遗骨或骨灰进行安葬。

明清时期，流行瓮棺葬，属二次葬，即一般是死者先实行土葬，待四五年尸体腐烂后，再掘棺捡骨，殓装入一个特制的专用陶瓮里，上加盖，然后安放于岩洞里的台龛上，也有的则土葬。这种既用陶瓮殓装遗骨，又安放于岩洞里的葬俗，应是古骆越瓮棺葬与岩洞葬的结合体。

（三）土坑葬的传承与发展

东汉以后，骆越后裔继续流行竖穴土坑葬。除了位高權重者墓葬规模较大、结构较复杂外，一般人的墓葬规模日趋小型化，墓葬形制和结构也逐渐简单化。随葬品以陶器、瓷器为主，也有金银器、玉石器、玛瑙等佩器。这些小型化、简单化的丧葬习俗，与当时社会的动荡、经济凋零及流行的薄葬之风有关。

责任编辑：郑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