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明

（肇州县博物馆，黑龙江 肇州 166400）

引言：自古以来，我国的历史就是由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挖掘，这都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然而，我国关于辽金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处于沉寂的状态，在其他断代史的研究中也是比较落后的，究其根源，就是用于参考和挖掘的史料记载文献少之又少，难以形成断代史研究的潮流。因此，王曾瑜先生的《金朝军制》以及其他研究成果一直在这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为当代关于辽金史以及其他断代史研究提供众多有益的启示。

一、王曾瑜先生与辽金史研究

（一）学术素养的集中表现

王曾瑜先生最初是宋史学界主张实证史学的出色学者，并且有着很高的学术素养，主要集中表现为两大特点。第一，史料运用上娴熟。宋代以后历史（辽夏金除外）与唐代以前历史相比，文献史料数量种类都是非常丰富的。在汉唐时研究领域，如果说史料运用达到娴熟的程度是正常现象，那到宋史研究领域，还能做到史料运用非常娴熟的学者就为数不多了，单从史料的掌握运用这点上说，王曾瑜先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第二点是研究涉猎范围非常广泛。由于宋元明清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分工越来越细化，几乎已经没有“包打天下”式的学者，这样相比之下，王曾瑜先生研究领域涉及到的范围就非常广泛了。关于宋史，政治史、经济史、典章制度史均有涉足，同时在辽金史上也没有空缺。宋史学界兼及辽金史者自是不乏其人，不过从涉及的问题来看，一般都是与宋史有关的，亦即属于宋辽关系史或宋金关系史的内容，其出发点依旧是宋史，像王曾瑜先生这样能够完全脱离开宋史去研究辽金史的学者并不多见。

（二）关于辽金史的观点

王曾瑜先生对于辽金史研究多次明确发表过他自己的见解，他强调要主张辽金史研究者应兼顾宋史，以改变就《辽史》论辽史、就《金史》论金史的状况。其实这是有一定道理和依据的，本世纪的辽金史研究之所以始终处于不太景气的境况，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史料太少。近百年来，各个断代史几乎都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先秦史有甲骨文、金文，秦汉史有简牍文书，魏晋南北朝史新近也有吴简出土，隋唐史有敦煌、吐鲁番文书，宋史有《宋会要辑稿》的问世，西夏史有黑水城文书，元史有域外文献，清史有数量惊人的档案资料；唯独明史和辽金史没有重大的新发现。明史研究一直比较沉闷，可能与此有关，辽金史研究的困窘则更能说明问题。

二、《金朝军制》优势与不足

（一）优势及特点

《金朝军制》这本书给读者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也是最大的优势主要总结为两点。第一，史料收集全面，辽金史研究过程中一直都存在着史料匮乏的困难和阻碍，当然仅仅局限于辽金当朝的史料记载是不全面的，所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对宋史文献产生依赖。由于宋金两国当时曾经多次长时间交战，所以宋史文献中关于金的相关记载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这对于研究金朝兵制起到了促进作用。前边已经提到过，王曾瑜先生对于宋代史料运用非常熟练，在史料的把握和收集上有着独到的优势和见解，这就为《金朝军制》具备极高的学术价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大优势，整体结构清晰有条理。《金朝军制》是目前为止第一部对于金代兵制演变始末作出系统梳理的著作，整体上看，线索清晰，不管是中央军事机构还是军区设置沿革，结构都是非常有条理性的，这就能看出王曾瑜先生对于繁冗复杂的金代兵制是有很准确的定位和良好的整体把握的。

（二）不足之处

说到此书的不足之处，尽管叙述显得很有条理，但某些章节多少有点堆砌史料、平铺直叙的感觉；另外，此书给人的总体印象似乎比较平淡，这主要还是受到史料的限制。事实上，在不可能发现更多新史料的情况下，金朝兵制的研究很难取得重大的突破性成果。其次，此书似乎忽视了对于金代考古资料的关注，在书中提到的石刻材料大多是清代的金石学著作，这其实仍然属于史料文献的范围。

三、辽金史研究方向

谈到辽金史研究方向，就一定要从整体全局出发。其研究出路呈十字路口交叉状，可以从上下和左右来概括。“左右”实质是指史料范围横向扩大，不局限于辽金当朝的史料，还要包括五代十国、两宋、西夏、高丽以及日本，特别是宋代和元代的史料文献，更要加大发掘力度。“上下”，主要是指研究过程中具体方法、角度的延伸，比如当针对辽金汉制开展研究时，可以尝试从唐宋入手。这里谈到的上下、左右之法，也体现在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中。《金朝军制》一书可以说比较典型地代表了从“左右”收集史料的模式；而他的另一篇论文《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则主要是从“上下”来求索辽代制度。

四、结语

王曾瑜先生虽然是一名宋史研究者，但他对辽金史的研究贡献却功不可没。先生多年的研究成果不断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着史料文献和研究方法的支持，让众多学者和读者从中受益匪浅，希望在未来能又更多宋史研究者能够重视辽金史领域历史文化的探究，为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价值开发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