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月平，王 楠

(云南大学 人口学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91)

人口转变理论可分为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和现代人口转变理论，与传统人口转变理论单纯强调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较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较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转变不同的是，现代人口转变更倾向于将人口转变与社会结构、环境和制度安排等因素相结合，综合考虑人口转变过程[注]笔者赞同刘爽等学者的观点，认为人口转变过程不仅表现出人口动态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而且折射着人口转变与人类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变迁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在考察人口转变过程时，必须意识到背后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经历了空前规模的人口转变历程，在经济社会尚不发达的背景下，它不仅彻底改变了人口发展的自然轨道，而且给国家的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及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刘爽，2012)[注]刘爽，卫银霞，任慧：《从一次人口转变到二次人口转变——现代人口转变及其启示》，《人口研究》，2012年第1期。。国内学者根据中国人口现实和人口实践，不断发展和创新了人口转变理论，李建民(2000)[注]李建民：《后人口转变论》，《人口研究》，2000年第4期。该理论明确提出，20世纪末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已经结束，21世纪已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该理论的视角也主要集中在人口转变完成以后的人口发展进程与特征，是对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和延续，有利于对人类历史上最新的人口发展形态做出更系统的深入分析。提出“后人口转变”理论，试图建立一个涵盖范围更广、理论解释更具说服力的框架体系。当然，部分学者对中国是否已经完成人口转变、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存在分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口转变”研究取向及其不同立场所致(刘爽，2010)[注]刘爽：《对中国人口转变的再思考》，《人口研究》，2010年第1期。。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在这种新的历史时期下，分析与判断中国人口转变阶段性特征及发展趋势，并对其内在动力机制和外在机制进行探究，思考中国人口转变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和发展困境，可以为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一、中国人口转变历程与发展趋势

(一)人口转变阶段划分

根据布莱克和寇尔等学者人口转变“五阶段论”和中国人口发展状况与人口转变过程中各指标所显现的人口学特征，结合中国1949-2015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实际变动情况，我国人口转变经历了如下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高位静止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54年[注]由于缺乏1949年之前全面的人口普查数据，因此不能对中国何时开始人口转变做准确的界定，但根据现有数据可以合理推断，中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经处于人口转变时期。。此阶段死亡率先于出生率下降，出生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基本稳定在37‰左右，由此，自然增长率稳步提升，人口高位稳定态势明显。随着建国后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死亡率开始逐年下降，由此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稳定在25‰。

第二，初期加速阶段：1955-1965年。此阶段人口再生产波动较大、人口转变状况复杂。除特殊时期异常变化，出生率基本维持在35‰左右；死亡率虽有阶段性攀升，但总体下降，基本稳定在8‰左右；自然增长率随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出现波动，虽有负值但后期仍回落至30‰左右的较高水平，增长率较高。此阶段极端值，即1959-1961年，因大跃进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政策导致全国性粮食短缺和饥荒，出生率从1955年的32.6‰断崖式跌至1961年的18.13‰，降幅远高于平均水平。同时，由于温饱得不到基本保障和疾病高发，死亡人数急剧增加，导致死亡率突变性提高，1960年死亡率达到近现代以来的峰值(25.43‰)，因此，自然增长率出现有史以来的负增长，跌至-4.57‰。1962年以后，随着国家政策与措施调整和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出现了一定时期的补偿性生育，出生率急速上涨，1963年达到峰值的43.6‰，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但人口总量与规模迅速壮大。

第三，中期扩张阶段：1966-1982年。此阶段先后受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第五个五年计划经济动荡的影响，人口再生产基本处于无政府制约状态，仍依靠家庭和个人自主生育决策，在结束短期的补偿性生育后，人口出生率由35‰左右逐渐下降至1979年的18‰，死亡率基本稳定在7‰左右，自然增长率主要受出生率变化影响，总体下降略有波动。到20世纪80年代，死亡率的下降趋势已接近最低水平的临界线，出生率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缓和措施而略有上升趋势(李仲生，2012)[注]李仲生：《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加与经济发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版，第11页。，逐渐回升至22‰左右。此阶段是由高出生率向低生育率过渡，为人口转变中期扩张期。

图1 1949-2015年中国人口转变“三率”变化趋势资料来源：中国历年统计年鉴

第四，后期减速阶段：1983-2002年。出生率从1983年20‰左右降至2002年的13‰，自然增长率从15‰左右降至7‰，死亡率继续保持在6.5‰左右，这种状况长时期保持低位稳定。20世纪80年代，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管控下，人口出生率仍保持在20‰-23‰左右，主要与60年代初补偿性生育高峰相关。随着高峰期出生人口逐渐达到生育年龄，生育群体造成总人口出生率小幅上涨，死亡率基本稳定，自然增长率随之同向变动，人口转变逐渐进入减速期。

第五，低位静止阶段：2002年至今。出生率维持在12‰左右，死亡率小幅上涨，自然增长率小幅下降，2017年已降至5.32‰。总体来看，人口转变相对平稳。死亡率上涨的原因主要是，在第一、二人口高位发展阶段出生人口逐渐步入老年，老龄化日趋严重，死亡率由此上升。基于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低水平静止特点，该时期称之为低位静止阶段。

中国人口转变的阶段划分量化指标虽并未完全重合[注]人口转变的阶段量化指标是大致上判断人口转变发展状况的简单标志，在本文的阶段划分中，指标与实际数值存在一定出入，并未完全重合，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存在诸多特殊状况和不可控因素，故不完全与判断指标重合是正常的。，但可以基本把握中国人口转变的阶段性特征。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现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虽已降到较低水平，但自然增长率仍超过4‰。随着老龄化加深与生育政策的调整，育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人口转变情势必定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

(二)人口转变发展趋势判断

1.人口基本状况趋势判断

依据《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修订版)》相关数据(表2)，2030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约0.4‰，接近零增长，此后将呈负增长，2040-2100年均为负增长。此预测结果基本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相符，2030年起人口总量将不断减少，自然增长率加快下降，2080年达最低值-6.3‰后略有回升，21世纪末将达-4.5‰。初步断定：人口自然增长率将在2030年后出现负增长，正式完成人口转变。

中国2030年起将步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负自然增长率的“后人口转变”期(图2)，在人口老龄化加深和预期寿命延长共同作用下，进入死亡率为主导的后人口转变，2030-2100年后人口转变阶段划分为：第一，进入期：2030-2040年。出生率降至9‰以下，死亡率10‰左右，自然增长率为-1.7‰(表1)，死亡率增幅大于出生率降幅，且二者差距不断扩大。第二，扩张期：2040-2060年。随着死亡率加速上涨至14‰左右，出生率缓慢下降至8‰左右，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人口转变明显加速，死亡率上涨与三年困难期的补偿性生育紧密相关，同期出生人口总量较大，随着老年人口逐渐结束生命历程，总人口死亡率出现加速上涨。第三，稳定期：2060-2080年。死亡率缓慢增至15‰左右的高峰值，2080年后逐渐下降；出生率从2060年缓慢增长，并逐渐稳定在8.7‰；自然增长率持续徘徊在6‰，死亡率逐渐回升。第四，收缩期：2080年一直延续到2100年。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上涨，自然增长率逐渐回升，即完成后人口转变。由于预测时间跨度有限性和人口长期发展的不确定性，这里对后人口转变具体完成时间不做深入探讨。

表1 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预测(2020-2100年)(单位：万人，‰)

说明：表中自然增长率指标，是根据2020-2100年的总人口预测数据计算所得，可以用来粗略估计中国未来人口增长速率和方向。

数据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5 Revision.New York:United Nations

图2 2020-2100年中国人口转变趋势预测资料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5 Revision.New York:United Nations

2.人口年龄结构趋势判断

(1)2020年起，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及比重不断下降，2030年人口转变完成，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约为14.82%(表2)，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后，少儿人口总量仍将不断减少，比重基本稳定在13%左右，与表1出生率预测结果基本一致，基本保持在8-9‰；(2)从2020年起到21世纪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不断减少，从99310万人下降到53048万人，累积将减少46262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2020年的70.79%降至2100年的52.82%，下降17.97个百分点；(3)2020-206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不断增长，2060年达到峰值，总量为42008万人，比重达32.90%，届时每3个人中就有1个65岁及以上的老人。此后，随着总人口规模的缩减，老年人口总量下降，但比重却不断上涨，2100年将达33.75%。整体来看，后人口转变时期，人口总量不断减少，少儿人口数量保持水平稳定。进入后人口转变收缩期，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接近1∶1，意味着1个单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供养1个单位被抚养人口，社会抚养负担不断加剧，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也将发生重大调整。

表2 分年龄组人口分布状况(2020-2100年) (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5 Revision.New York:United Nations

目前来看，中国人口转变进程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到2030年左右基本完成第一阶段人口转变，此后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零自然增长率(或负自然增长率)为特征的“后人口转变”期，也称“第二次人口转变”。当然，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势必会对人口发展状况产生一定影响，但政策是否会在短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否需要较长时间的政策普及和政策适应，是否会加速或减缓人口转变进程，都需要政策实施效果与时间的检验。

二、人口转变后期相关现实问题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人口也不再是一种“自然”“自发”的过程，仅在传统和狭窄意义上理解和认识人口转变，显然已无法满足当代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需要,也难以满足人类自身的需求(刘爽，2010)[注]刘爽：《对中国人口转变的再思考》，《人口研究》，2010年第1期。。应将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置于社会各要素核心位置，回归“以人为本”理念，具体考察和分析人口转变产生的诸多现实问题。

(一)人口的内在结构性问题

1.老龄化日益严重，社会负担加剧

首先，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来看，2000年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表3)，虽远晚于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等国，但发展迅速，至2015年就增长了3个百分点，美国和英国同比例增长用了30多年。2015年，中国老龄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同年世界65岁及以上老人共计60735万人，美国、法国、英国、日本、中国分别为：4754万人、1277万人、1157万人、3344万人、14397万人。中国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总人口的比重是23.71%，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数量庞大，且将愈来愈严重。

表3 1980-2015年部分国家人口老龄化状况比较(单位：%)

注：人口老龄化指标指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资料。

据《世界人口展望2015(修订版)》预测数据，2050年世界总人口将达到97.25亿人，2100年达112.13亿人。其中60岁以上人口分别为20.91亿和31.73亿。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看(表4)，除日本外，其他地区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重不断增加，21世纪末，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和中国分别达14683万人、2728万人、2891万人、3402万人和39774万人，中国46.9%的劳动年龄人口需供养39.6%的老人。

表4 全球部分国家人口老龄化发展状况预测(单位：%)

数据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5 Revision.New York:United Nations

2000-2015年，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增长了4.4个百分点，总数增加了5562万人，老年抚养比占同期总抚养比也在增加，增长了15.4个百分点。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涨，到21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33.75%，总抚养比将达89.3%，其中老年抚养比将达63.9%(表5)。每单位社会抚养支出中，用于老年人口支出将不断增加，且在2030年后赶超少儿抚养比，逐渐占绝对比重。老年人口所需社会公共资源、服务和资金投入较少儿人口更为多样。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社会和家庭抚养负担加重，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本投资于老年群体，对社会保障水平、社会抚养体系建设等将提出更高要求。

表5 2000-2100年中国人口抚养比变动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2000-2015年数据来自中国历年人口统计年鉴。2020-2100年数据来自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5 Revision.New York:United Nations

其次，从老年人口年龄构成看，随着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高龄老年人口总量将不断增长。学界一般将65-69岁、70-79岁和80岁以上老年人口分别划分为低龄老人、中龄老人和高龄老人。1982-2010年，80岁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比重从10.25%增加到17.65%(图3)。2015年、2050年和2100年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重将分别为1.6%、8.9%和16.5%，高龄老人不断增加，且增速不断加快(表5)。高龄老人绝对数量不断增长，不仅对家庭抚养提出了增加投入的需求，而且对社会公共支持和社会抚养提出更高要求。

图3 1982-2010年中国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状况资料来源：1982-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资料

年龄组男性女性性别比65-6949.9850.0299.9170-7449.0750.9396.3675-7947.5652.4490.7080-8444.1255.8878.9485-8940.1359.8767.0390-9435.0564.9553.9795+28.2471.7639.36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2015年1%抽样调查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最后，从老年人口性别结构看，一般情况下，同期老年女性比男性预期寿命长4-5岁左右。随着老年人口年龄不断增大，女性老人数量逐渐多于男性，65岁以上老人分年龄段性别比明显下降(表6)。低龄老人中，男女两性基本保持平衡，但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女性老人数量逐渐多于同龄男性。尤其高龄老人，性别失衡更为突出。以95岁以上老人为例，2015年，性别比为39.36，女性是男性的2.5倍。在老人照料服务中，满足老人基本物质资料需求的同时，应考虑老人精神和心理健康。对于单身老人，尤其数量相对较多的高龄女性老人晚年生活，需要子女、救助机构和社会投入更多精力予以支持和保障，确保老人安度晚年时光，追求高品质、有尊严的老年生活。

2.总和生育率偏低，影响人口合理更替

1975年至今，中国总和生育率始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表7)，1995年左右开始低于更替水平，2010年为1.18，低生育率若持续，中国将陷入“低生育陷阱”。与2017年世界银行发布数据相比较，虽与国内数据有所出入，准确性有待商榷，但也反映出一个不可否认事实，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远低于国际公认的2.1更替水平。据2020-2100年预测结果，中国低生育率将一直持续。

表7 中国和世界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1960-2100年)

数据来源： 1960-2015年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相关统计资料，2020-2100年的预测数据来自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5 Revision

“全面二孩”政策颁布实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以内的可能性较大，即1.8左右(王广州，2016)[注]王广州：《影响全面二孩政策新增出生人口规模的几个关键因素分析》，《学海》，2016年第1期。。由于数据可得性和生育行为本身的复杂性，生育政策调整具体效果如何需要较长时间验证。据目前数据，中国总和生育率仍然较低，并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现状，长此以往势必造成人口规模萎缩，人口更替难以维持，家庭和社会抚养负担将日益加重。

3.性别结构失衡，婚龄人口问题堪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快速下降压缩了人们的生育空间，致使部分无法通过多胎生育实现男孩偏好的人转向采用技术手段进行性别选择，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李树茁等，2011)[注]李树茁，闫绍华，李卫东：《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1期。，人口转变一直伴随性别比失衡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出生性别比不断增大，2005-2010年超过118(表8)，2015年降至113.5，但总体新出生男孩明显多于同期女孩，导致成年后男女数量差异较大。从总人口性别比来看，1982年至今，中国总人口性别比偏高。20-49岁各年龄段男女性别比均存在不同程度失衡(表9)，尤其20-24岁年龄组，高达108.5，该年龄段是青年男女交往和婚配最频繁时期，性别数量严重不均衡，势必带来适婚人口尤其适龄男性择偶和婚配问题。

表8 中国人口性别比变化状况(1982-2015年)

数据来源： 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数据为第三、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1995年、2005年、2015年数据为1%抽样调查数据

表9 2010-2014年中国分年龄组未婚人口状况(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 2010年数据根据第六次人口统计年鉴整理计算，2014年数据根据2015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2010-2014年适婚人口未婚总体变化不明显(表9)。2010年，男性明显高于女性，25岁以后差距更显著。这说明随着年龄增长，男性未婚人口远多于同龄女性，且暂时没有明显改观。

(二)外部环境作用下相关人口问题

1.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与人口流迁问题

我国国际人口迁移比重较小，更多集中是境内迁移流动，且主要表现为中西部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由于东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科学技术更为先进，产业结构分布相对合理，能吸引更多人口迁移流动，人口转变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呈现出同步特点。根据人口迁移流动动机，经济迁移和婚姻迁移是两大主要迁移方式，且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从经济迁移角度看，“五普”-“六普”人口净迁入的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图4)，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和浙江省排名前五，2010年相较于2000年，人口净迁入率更高，分别增长了19.29%、17.12%、14.41%、2.83%和13.58%。净迁出省份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西、湖南、四川和贵州等省区，2010年净迁出率较2000年大幅增长。人口迁移主要从经济落后中西部地区向中东部迁移。迁出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口转变相对滞后。经济发达迁入地受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影响更明显，出生率和死亡率均维持在较低水平，随着医疗卫生和科学教育投入不断提高，能够相对较早地实现人口转变。

图4 2000年、2010年全国各省份人口净迁入状况比较[注]图4所用数据均来自2000年、2010年中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其中，人口净迁入指标是指，现住地在一地，而户口登记在其他省市某一级行政单位(即省际的人户分离状态)的人口占同期现住地常住人口的比重。

图5 2010年各省份跨省迁入人口受教育状况比较[注]图5所用数据均来自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其中，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四级：未上过学、初等教育(指完成小学和初中九年义务教育)、中等教育(指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包括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研究生)。

从迁入地看，江西、陕西、重庆、湖南和湖北吸纳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外来人口最多，占总迁入人口比重分别为37.39%、28.72%、27.51%、27.48%和26.95%(图5)。而浙江和福建吸纳受过高等教育外来人口相对较少，仅占总迁入人口的4.01%和4.97%，这主要是广东、浙江与福建是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水平较快地区，但其产业结构和发展环境决定了能够吸引更多初等教育者就业。当然，从区域经济长远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出发，东部发达地区应积极引进和吸纳高端技术人才，提高当地就业者科学文化素质。不过，未上过学文盲人口多流入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等地区。总之，迁移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受过初等教育的低端劳动力群体，其择业灵活性和自主选择性相对较大。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状况较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劳动力供需类型，进而影响劳动人口迁移决策，影响迁出地和迁入地人口转变方式和人口转变进程。

从婚姻迁移角度看，一直以来婚姻迁移是中国女性实现迁移流动的一种重要方式，2010年的数据表明，通过婚姻方式的迁移人口女性占85.66%，且高密度地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图6)，上述省区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最快地区，其强劲吸附能力促使女性通过婚姻迁移。东北和中部地区女性婚姻迁移相对较少，山西、江西、河南等部分省区仅为2%左右，西部民族地区更低。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影响婚姻迁移方向和强度。

图6 2010年全国各省份女性婚姻迁移状况[注]图6所用数据均来自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其中，女性婚姻迁移，是指在某地区的迁入人口中，因为婚姻嫁娶的原因迁移的人口。

2.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性导致被动人口转变

传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转变时期存在巨大经济差异，法国、瑞典、英国等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较早，因此，这些国家最先开始了人口转变，经济发展与人口转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自主自发情况下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才最终完成人口转变，德国和意大利历经90年[注]杨凡：《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也相继完成人口转变(表10)。中国人口转变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育政策强制性调控下进行的，并且在人口转变中一直伴随着政府强有力的干预，这大大加快了人口转变所需的时间。中国用30多年时间就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近百年人口转变的历程，取得了显著人口转变成效。

但中国人口转变也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如2000年北京、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出生率已相对稳定，十几年并没有较大改变。说明经济发展迅速、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较早、政策力度更强地区，较早进入了人口转变后期稳定状态。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较晚，政策较为宽松的西部省区，人口转变还在进行中，从而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3.女性受教育状况改善，社会角色发生转变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两性社会分工趋于模糊化，女性社会角色多样化，女性拥有更多自主决策权，获得了较为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受教育程度自进入中职以上两性差异越来越小(表10)。

表10 2015年全国6岁以上人口分性别受教育状况(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2015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从生育角度看，女性受教育年限延长，致大多数女性初婚年龄不断推迟，生育年限不断压缩，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拥有越独立的生育决策权，从而增加了生育行为的不确定性。

从经济角度看，职业女性因为生育放弃工作机会或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对个人和家庭生活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更多职业女性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不得不衡量生育所带来的机会成本，若生育成本超出个人和家庭承受范围，则可能做出晚生、少生甚至不生的决策。

从个人发展看，女性对未来生活期望值不断提高，家庭被视为获得“个体性利益和快乐的单位”[注]武志伟，马广海：《人情实践的认同单位与行动逻辑——对“差序格局”的实证性反思》，《齐鲁学刊》，2017年第3期。为了享受更多自主宽松生活，更多年轻夫妇和独立女性选择少生育甚至自主放弃生育权，以保证高水平的生活质量。总之，女性受教育状况不断改善、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是社会文明进步重要表现和内在要求，但女性社会角色日益多元化，自主决策和社会负担增强，也给生育行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性生育行为，微观上影响全面二孩政策的贯彻和实施。

4.核心家庭成为主流，风险家庭增多

人口转变另一变化即家庭结构精简、家庭户规模缩小。2014年全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97人/户，即使在乡村也只有3.15人/户，全国二人户和三人户家庭共占54.33%(表11)，在城市、镇和乡村所占比例分别是62.47%、53.32%和48.43%。中国传统的“四世同堂”基本不复存在，家庭规模日益缩小，核心家庭已成为现代主要家庭形式。从子女抚养角度看，子女抚养成本远超过任何一个时期，养育子女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致使父母无力兼顾多子女，从而降低了家庭生育意愿，同时也使得独生子女成长存在诸多问题。

表11 2014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及户数构成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5》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在持续鼓励“少生”“独生”的人口政策导向下，人口安全系数在降低，人口发展风险在积累，中国将从一个低风险的人口转变时期逐渐过渡到高风险的人口转变时期(穆光宗，2006)[注]穆光宗：《中国人口转变的风险前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重构”[注]武志伟，马广海：《人情实践的认同单位与行动逻辑——对“差序格局”的实证性反思》，《齐鲁学刊》，2017年第3期。，中国“失独家庭”“空巢家庭”“残缺家庭”等风险型家庭不断增多，既严重影响到个体生存和发展，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风险和挑战。

三、简要结论

1.人口转变过程没有完全结束。关于人口转变趋势，本研究认为中国依然处于现在时而非完成时，且随着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势必迎来新的人口发展期，与之相随的是带来人口新问题。随着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时间的累积与各项相关支持性政策的完善，出生率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长，这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产生一定影响，随之将延缓人口转变的完成时间。

2.人口转变后期将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相比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人口年轻化，但西部农村地区因外出务工人口多，导致其城乡养老倒挂现象比东部更为突出，同时加上西部老年人口经济性收入来源养老金比重远低于东部地区，因此，更多依赖于家庭养老(晏月平、吕昭河，2015)[注]晏月平，吕昭河：《中国女性老年人口健康与经济性收入来源比较分析——基于六普数据》，《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由此，国家人口政策及其他配套政策，既应充分满足西部地区的个人合理诉求，也要充分考虑国家的区域发展规划，在保证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长远发展利益目标的同时，实现国家与个人利益、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人口的均衡与协调发展。

3.人口转变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无论人口自然结构还是社会经济环境影响社会结构变化，随着两性社会角色的日益互动和重叠，甚至在部分领域社会性别逐渐模糊化。女性在家庭外社会、经济和文化等众多领域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另外，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和承担的社会角色的多元化，导致女性的生育意愿下降。女性成为人口转变中的重要受益者。

4.中国人口转变与传统西方国家人口转变历程存在较大不同。与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转变是一个自发过程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国家宏观人口政策调控与个体自主选择共同作用的产物，在分析和理解中国特色人口转变历程时，既要把握人口政策随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变迁而不断调整的宏观态势，也要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对社会个体的生育价值观念、生育行为的深刻影响。

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三者协调发展是国家根本性战略目标。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和重要受益者，在整个社会运行系统中处于核心位置。因此，我国的人口政策及相关配套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应时刻牢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将人口、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思考，既要使人口转变助力于经济发展，也要使经济发展适应于人口转变，从而实现人口转变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