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

“正如命运女神将这个世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引向同一个方向，并迫使它们都朝一个相同的目的地进发一样，作为一名史学家，他的职责也同样应该将命运女神实现其整体意图的这种进程，置于一种简明的视角之下，进而呈现给自己的读者。”早在半年前，杨之涵君私信我，说他的译著——波利比乌斯的《通史》，皇皇上下两册一百万字，即将杀青，就要出版面世。这几个月来，我尽可能地抽时间慢慢研读了这部划时代的历史巨著，恰巧这期间我亦游学于欧洲数日，虽然没有亦步亦趋地追随波氏之足迹遍游地中海沿岸城郭及崇山峻岭，但还是在欧陆腹地感受到些许古战场的波诡云谲和世界图景的新旧转换，多少与波利比乌斯《通史》开启的普遍的历史叙事若合符节。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不也同样面临着一种升级版的全球化时代的普遍历史叙事的征兆吗？

人是生活在历史中的，一个人如此，一个族群如此，一个国族更是如此。但何为历史，何为历史中的人、族群和国族，其中的时间和空间如何计算和丈量，内在的结构和制度如何构建和厘定，蕴含的意识和精神如何培育和生长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清晰和为人们所觉察的。人类历史意识的觉醒有一个开启的过程，毫不夸张地说，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便是这个人类历史意识的开启者，他的四十卷《通史》第一次建立起一个有关人类历史的普遍性史观。《通史》的出现开辟了一个人类历史作为世界史的崭新时刻，从此以后，才有了所谓的人类历史，此前的历史著作固然有很多，其中也不乏鸿篇巨制和伟大叙事，但它们都不过是某一族群的历史，某一地域的历史，诸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它们毕竟只是希腊诸城邦之间的争斗博弈，厮杀征伐的场域也只是局限于爱琴海一隅，虽然这些城邦集中体现了当时人类政治文明的精华，但它们并没有达成普遍历史的意识自觉。

波利比乌斯与希腊史学家们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虽然他从身份上说也是一个希腊人，《通史》所叙述的也是围绕着战争所展开的军事与政治史，但波氏却有着明确的世界历史的问题意识，他要写一部不同于前辈希腊史学家们的《通史》，即一部围绕着罗马的崛起而形成的人类普遍史。勾画罗马具有普遍性的人事谋略、制度结构和兴盛轨迹乃至未来演变，所谓普遍的历史，就是具有某种命定的在历史时空中展开的人为必然性的机制发生学。他写道：“一个人也许可以通过研读这种特定历史，从而知道罗马人是怎样占领叙拉古和怎样占领西班牙的。然而，他们怎样获得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哪些东西阻碍了他们的伟大计划，或者，什么东西造就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这个世界性的帝国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如果没有一种普遍史（a general history）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弄清楚这些东西。”

鉴于此，波利比乌斯写作《通史》的谋篇布局就颇费周章，其时间上的延展和空间上的扩大要支撑得起他所谓的普遍史。幸运的是，波氏的人生经历恰好为他近距离地观察罗马的军事体制、政制构架和文化生活以及卓越人物的心智行谊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他作为罗马统帅小西庇阿的朋友，跟随他征战南北十数年，历经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和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所见所识，感慨良多，不仅为罗马崛起之际遭遇的大风大浪所惊悚，也为这个国族所蘊含的顽强精神，尤其是他们创制的政治制度所折服，由此波氏坚定了自己为这个生机勃勃的政治共同体所打造的普遍世界的伟业树碑立传的史家雄心。

先来看《通史》的时间布局，应该指出，波利比乌斯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两个时间结构的维度。第一个维度也就是波氏所指出的，他的《通史》要提供一个公元前二二0年至公元前一六八年长达五十三年的罗马征服世界的军事与政制史。这个时间结构当然是波氏《通史》的主轴，也是全书的主要内容。从内容上看，这五十三年确实是罗马崛起的关键时刻，也是罗马人命运经受严峻考验的非常时刻。波利比乌斯用质朴、凝重、厚实之笔为我们刻画了这五十三年间的战争风云、英雄沉浮和制度塑造。通观这个时间刻度，波氏运用的是一种编年史的体例，把五十三年来罗马与各种对峙的力量，诸如迦太基、马其顿、塞琉古以及各方领袖人物的雄才大略和性格短长，一一道来，充分展示了罗马人开国立业之筚路蓝缕、玉汝于成。

应该指出，波利比乌斯在此所提供的时间并不是均质划一的，而是充盈着饱满的历史内容，尤其是军事战争的丰富性和严酷性。从现代历史学的视角看，一部古代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以及围绕着内外战争所凝聚的政治史，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的便是政治与军事，波利比乌斯的《通史》无疑是其典范。波氏善于把握每一场战争的关键点，把战争的前因后果以及战场状况叙述、刻画得惟妙惟肖，使读者犹如置身于一场大剧之中，实现了时间叙事的历史性融会。例如，《通史》关于罗马人与迦太基长年累月的战争，尤其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对于罗马人的征战，还有罗马人与马其顿腓力五世的战争，以及公元前一四六年他站在西庇阿身边目睹迦太基城在熊熊大火下毁灭之时的感慨，等等，这些关键性的时间节点经由波利比乌斯的浓彩重笔之抒写，历历在目，无不展示了历史时间的丰富含义，揭示了人类命运的跌宕起伏和莫名难测。

为什么罗马人只用了五十三年就一举征服了全世界而确立起雄霸欧亚非的帝国之地位呢？这仅仅是上天的垂爱和偶然的幸运吗？显然远非如此简单。果真如此，波利比乌斯大可不必费尽周章地撰写罗马史志，在他眼里，还有另外一个时间维度，那就是促成罗马共和国崛起的早期发生学，即任何一个事物的壮大和演进都有一个必然的时间逻辑。在《通史》一开篇，波氏就申言，尽管他的历史叙事主要是从公元前二二0年至公元前一六八年，但为此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期铺垫，在第一卷开篇他就写道，要用相当的篇幅来开启《通史》的正式演绎，具体一点说，波利比乌斯的历史撰写其实是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公元前二六四年开始，这样实际上就追加了整整四十四年的时间，即《通史》的时间维度是从公元前二六四年至公元前一六八年，大致说来应该是九十七年，而不是五十三年。

那么由此就认为，波利比乌斯实际上多少有些叠床架屋，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啰唆，直接把《通史》上溯四十四年，用一个单一的时间序列（从公元前二六四年开始）陈述他的历史故事就足矣。不过，如果深入审视，就会发现波利比乌斯的微言大义，他的关于两个时间维度的历史划分蕴含着波氏独创性的史观，具有革命性的史学意义。

第一个时间序列的从公元前二二0年以降的罗马史，这个开始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五十三年来的罗马史，本质上迥异于传统的列国史，它既是作为个别国族的罗马史，更是作为普遍国族的世界史，波利比乌斯念兹在兹的罗马《通史》，就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发达史，而是作为普遍国族的世界史，由此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普遍的大一统的新时代。这也正是波利比乌斯为什么刻意强调五十三年的罗马历史故事，而把此前的时间序列仅仅视为一个铺垫的根本原因所在。“从现在开始，历史变成了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的事件同希腊和亚洲的那些事件相勾连，所有的事件都通往一个单向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从这个时间开始我的历史写作。因为，正是由于罗马人在这场汉尼拔战争中打败了迦太基人，罗马人方才开始相信，自己征服世界的计划迈出了最为关键和最为困难的一步，由此，他们第一次开始将自己的双手伸向其他地方和跨海挥军希腊与亚洲大陆。”也就是说，在罗马史的漫长进程中，其实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革，一次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普遍革命，即罗马国族的命运经历五十三年的时间砥砺和冶炼，而从此前分散的各个邦国的时间碎片中脱颖而出，成功地把世界历史凝聚在一起，开辟出一个普遍历史时间的新时代。罗马的意义正在于此，波利比乌斯撰写《通史》的意义正在于此。“我希望读者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罗马人从一开始就有充足的理由去构造一个世界帝国的雄心，也有充足的力量去实现他们的目标。”

从这个双层的时间维度中再来审视《通史》的空间结构，我们不难发现波利比乌斯的普遍史观的横向布局，具有全新的战争与和平的融贯视野。以往的列国史的战争叙事，大多基于某个国家的视野，尤其是从战胜国的角度出发，展开战争双方或多方的杀伐征战以及成败利钝，其空间格局往往是单向度的。波利比乌斯的《通史》与此不同，由于有一个普遍史的预设，他对于罗马崛起过程中的多次意义重大的战争，就不单纯仅仅是站在罗马的立场上，甚至不是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场上，而是超越了诸多战争的参与者，呈现出一种更为广阔的胸襟。即便他力挺罗马，那也不是基于罗马的利益立论，而是在罗马共和国成长的身躯上，在罗马战争的一系列凯旋中，发现了普遍的世界史担当者的雏形。依照编年史的叙事笔法，波利比乌斯绘制了一幅远比伯罗奔尼撒战争关涉的地中海世界要广阔和深刻得多的大世界，它们随着各种战争的推进大致分为三个板块，并最终因罗马的胜利底定而连为一体，由此成就了罗马主导的普遍世界史的大舞台。

第一板块是意大利——罗马人的建城立国之地，以及围绕着这个中心点的争夺，还有它作为罗马共和国腹地的扩张。虽然这个立国史的地域根基不是波氏《通史》的主要内容，但它作为枢纽一直是波利比乌斯历史观的隐匿中心，这个中心点的要义并非仅仅是自然物理学意义上的土地，而更是制度，即罗马得以存续的共和国政体制度才是支撑罗马人发展的支柱，才是罗马文治武功之力量的源泉。在波利比乌斯看来，罗马共和国本质上就是罗马混合宪制，这种体制既不是模糊的，也不是杂糅的，而是一种成熟、稳固且优良的政体制度，并且在他的《通史》所关涉的五十三年的历史中，罗马混合宪制是富有生机的。按照波氏的考察，迦太基的政体制度似乎也属于这类混合宪制，但是，迦太基在三次与罗马的军事对抗中之所以最终败北，主要是由于这个政体在此时已经度过了它的生长期而处于没落之际，相比之下，此时的罗马恰好处于混合宪制的发展演进的高峰期，所以汉尼拔再英雄盖世也拗不过命运的击打，而罗马共和国虽然遭遇多次战败，甚至降至低谷，但混合宪制最终能够使其经受严峻的考验，死里求生，重新焕发勃然的生机，支撑和促使罗马共和国一跃成为雄霸世界的帝国。

这个罗马混合宪制究竟是怎样的呢？对此，波利比乌斯并非仅仅立足于理论上的沙盘推演，而是结合罗马的政体制度运行，在第六卷那些随处可及的章节中，具体分析解剖了看似“共和”实质“混合”的罗马宪制的内容与结构。从形式上看，罗马宪制伴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演变，到了波利比乌斯《通史》所论述的时代，大致处于他所谓的“全盛时期的罗马政体”阶段，“从薛西斯跨海进抵希腊，尤其是在这次事件后的三十年的时间当中，罗马政体继续向前发展，以至于罗马政体在汉尼拔战争时期达到了最优良和最完满的状态”。在此，罗马氏族大会所体现的直接民主的内涵在罗马混合宪制中的权重日渐薄弱，但其形式意义还是非常必要的。而真正构成罗马混合宪制的核心内容及其结构的是执政官、元老院、罗马人民三个机制的创设及其之间的相互制衡的动态关系。此外，罗马政制的运行中，还有一系列相关的制度，例如检察官、国库管理官、法律的制定和司法的裁判等，还有社会治安、祖庙和神灵的祭祀、礼仪的颁布、荣誉的嘉奖，还有军事制度中的各类官职的设立与职责等等，这些大体上都被纳入上述三个组织体制之中。例如，立法方面的权力，主要是归属元老院，即便是执政官颁布的命令条例以及对外签署的条约，也需要元老院的审批核准，关于战争、和平与结盟的决定最终则要获得人民的批准;司法主要是归属人民或归属百人团会议重大的案件审理，尤其是刑事方面的，包括所有被判死刑的罪犯均要由人民决定，当然，执政官与元老院也有一些司法权;至于国库管理、官吏检察和社会治安，也都归属于执政官，但有些方面要征得元老院或保民官（職权是保护罗马人民或罗马平民阶层的利益不受执政官和元老院贵族的侵犯。保民官均由罗马平民来担任，退职之后，有些可以进入元老院，继续维护平民的权利）的同意。

波利比乌斯结合罗马政体，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给予了重大的理论创新，他强调的不是共和制的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参与政治决策的问题，他认为共和的实质在于混合体制，即如何达到一种一人、多人和少数人合作治理的宪制结构，这个合作治理的政体结构就是罗马共和国的混合宪制。通过实证的考察以及运行实践的检验，罗马共和国的根本在于混合政体，在这个混合宪制中，平民会议的权力维系着罗马民主的基本架构，尤其是保民官的创设，保证了多数人的罗马平民的利益和权力;而元老院制度则培育和巩固着罗马政体中最有智慧和能力的贵族群体，使得他们实质地参与和决策，主导着罗马政制的大政方针和实质运行，并且持久地维护着这批权贵的利益和权力不被暴民颠覆;至于执政官以及非常时期的独裁官，他们主要是国家军事事务的领导者和行政事务的执行者，对于一个以征战立国并时时刻刻都处于战争状态的邦国来说，选拔卓越的统帅并授予其完全的军事权力和相对高效的行政权力，无疑是关键性的制度安排。

难能可贵的是，波利比乌斯看到，上述这些权力划分并不是相互隔膜各自为政的，而是统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混合的优良结构，从而支撑着罗马邦国的发展壮大和军事战争上的节节胜利。由此，真正行之有效的罗马政体是一种混合宪制，它们结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各自优点并且有机地熔铸为一个整体。所以，罗马混合政体不是各种体制的杂糅，不是功能上的中庸之道，也不是表面的共和体制，而是真正富有生机、结构匹配的混合宪制。由此可见，混合不是和稀泥，不是关联性，而是实实在在的政体结构，是一种新的政体制度，与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以及它们的低劣变体僭主制、寡头制、暴民体制相比，罗马的混合宪制是一种非常优良的政体模式。波利比乌斯认为，正是这种混合宪制才是罗马战胜迦太基以及诸多军事对手的根本原因，才是支撑罗马成为普遍历史的担当者的制度基石。他在《通史》中确立的写作宗旨，即寻找和揭示罗马五十三年之所以在军事上战胜无数对手最终雄霸世界的根本原因，均在于此，即罗马践行着一套卓有成效的混合宪制。

所以，我认为，这一空间板块虽然在《通史》中并不凸显，但却极其重要，它是羅马之根。我们看到，每当罗马人在战争中受到挫折、遭遇失败，罗马统帅因傲慢、愚蠢和散漫而致使士气溃败时，他们就会退回其发轫之地，借以重新焕发出神奇的精神。例如在第二卷，当汉尼拔率领大军出人意料地翻越阿尔卑斯山突破罗马人的防线，还有在第一卷，罗马人因不熟悉海战所遭遇的海上失败，情形均是如此。可以说台伯河畔的罗马城及意大利，它们构成了罗马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波利比乌斯的普遍史发轫之地。

第二板块是《通史》的主要叙事区域，它们是罗马与迦太基的三次战争尤其是第二次战争所涉及的欧亚非的广阔地域。应该指出，波氏《通史》的主线是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其中尤以第二次战争即与汉尼拔的战争最为重要和精彩，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充分展示了罗马成长为世界性民族的制度能力、艰苦卓绝和机运天命。这场战争把旧的世界格局彻底打破，一步步重新组建了新的罗马主导的世界格局。波利比乌斯用凝重、粗粝的笔触刻画了战争的辐射力，把北非、大西洋东岸、环地中海和阿尔卑斯山的空间架构尽收眼底，并将它们连成一个有机的新世界。波利比乌斯最擅长的是历史的真实叙述，随便翻阅一页，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战争场景的方方面面，诸如军事统帅、士兵、民众的各种表现，舰艇海战、步兵战、骑兵战乃至象战，进攻与退守，攻城与迁徙，死亡与逃脱，宣誓与演说，等等，这些皆被波氏描写得极为生动。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以及最终胜利决定了罗马的命运，也确立了罗马统治世界的疆域，它们是前所未有的，此后考验罗马人的将是一个新的如何统治与治理世界的难题。

第三板块是在第二板块的缝隙中出现的重组欧洲的问题，当然这里的欧洲还是指当时的欧洲地域（意大利、西班牙、北高卢和地中海北岸等），主要是通过与马其顿腓力五世的战争，处理地中海沿岸以及西班牙、高卢的关系，就当时的情势来看，实际上是如何征服与治理希腊古老文明以及散布在周边的各种原始蛮族部落的问题。这个问题虽不紧要但却十分急迫，所以在与迦太基的第二次战争胜利伊始，罗马人并未休整便发动了与马其顿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悬念，但由此可以使罗马治下的疆域，尤其是希腊诸邦国和高卢蛮族得以稳固，不至于边边角角再出纷争，则是十分必要的。故而，它们构成了波氏《通史》空间格局的第三板块。在此，波利比乌斯埋藏了他的复杂情感，要知道他之所以来到罗马，实是作为亚细亚同盟的人质被掳到罗马的，昔日古国的沧桑之变虽使他无限感慨，但命运的演变就是如此，故罗马开启的世界时代的使命不期而然地成为波氏新的寄托。

波利比乌斯用他的如椽之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为我们绘制了一幕恢弘的罗马共和国从弱至强的军事与政治的演变史，这个历史叙事打破了旧的分散的地域邦国史的编纂体例，呈现出一个有机的世界性的普遍历史的观念。这在历史学的学科发展中，可谓前无来者，后续有待，这是人类对于自身历史连续性的一种自觉，也是对于罗马政制的一次质的升华。波利比乌斯的人类普遍史因罗马而形赋肉身，罗马因波氏的普遍史而终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