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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影《有话好好说》的修辞策略

2019-01-09卢桢

艺术评鉴 2019年23期

卢桢

摘要:电影《有话好好说》改编自述平的短篇小说,在纸媒向影视转化的过程中,张艺谋导演巧妙地利用修辞话语的转换策略,为影片营造出轻松幽默的喜剧效果。与原作不同的是,小说结局的残酷性被电影幽默的大团圆结局消解了,人们在哈哈一笑中体会到“有话应该好好说”本身所蕴含的处世哲学,淡化了原作中紧张的人际关系,也使原作中弥散的性欲望主题被都市人的交际主题平滑置换,民间话语与庙堂话语之间成功完成了修辞转换。同时,影片投射出的1990年代的城市风貌、人文特征和精神价值,也成为今人读解那个时代的窗口。

关键词:《有话好好说》   《晚报新闻》   修辞转换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8-3359(2019)23-0145-03

拍摄于1997年的影片《有话好好说》由张艺谋执导,姜文、李保田、瞿颖等主演。故事讲述的是底层青年赵小帅以奇特的方式狂热追求漂亮姑娘安红,进而引发的一场充满内在冲突且诙谐幽默的故事。评论界普遍认为,这部影片是张艺谋向都市题材进军的里程碑式作品,虽然已经过去了20余年,但当我们回望1990年代电影的都市化进程,特别是追溯实验电影的历史渊源时,便很有必要对这部作品进行一次再解读。

一、由《晚报新闻》到《有话好好说》:小说文本向影视文本的转化过程

影片改编自述平的短篇小说《晚报新闻》,实际上,《晚报新闻》是述平写于1993年的一篇小说,发表在当年的《作家》杂志上,后又被《小说月报》选载。1995年,张艺谋找到述平,说想要拍一部与他以往风格不同的电影,他特意选中了述平的《晚报新闻》,对其进行了一年多的改编,最终促成了电影的出炉。时至今日,人们很可能认为原文本与电影剧本之间应该保持了紧密的话语联系,然而时隔多年回头来看,两部文本之间的线索与联系实在算不上紧密。《晚报新闻》讲述的是女孩安红游弋在同时追求她的陈云辉和德蒙之间的故事,最终偏执的陈云辉出于失恋的激愤,用利器剁下了工友的手,一时间成为晚报新闻。

从形式上看,《晚报新闻》显然带有略萨般的智慧,甚至让我们想起《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中略萨不断在故事主线情节间穿插广播剧的“间离化”构思。不过,就影片《有话好好说》的改编而言,电影只截取了小说当中一个基本的人物关系和不多的相关情节,即两个男人围绕安红的爱情争执,而“剁手”的故事结局,则被创造性地移接在电影中的一组新的矛盾,即赵小帅和张秋生的身上。与原作不同的是,小说结局的残酷性(陈云辉剁手入狱)被电影幽默的大团圆结局消解了,人们在哈哈一笑中体会到“有话应该好好说”本身所蕴含的处世哲学,淡化了原作中紧张的人际关系,也使原作中弥散的性欲望主题被都市人的交际主题平滑置换。人在社会上立足,难免产生矛盾冲突,此时,“有话好好说”不但是有效解决冲突的良好准则,也是共建社会和谐的一剂良方。

二、民间话语和庙堂话语的修辞转换

如果从修辞角度观照电影的人物设置和人物语言,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姜文扮演的底层小贩赵小帅文化程度较低,是典型的北京草根,他所使用的是源发自内心本真需要的小市民语言(也称为民间语言),是非官方的代言人。而李保田扮演的知识分子张秋生采用的是知识分子语言,即官方的精英语言。在影片中,两类语言蕴含的不同修辞习惯造成话语在修辞上的剧烈碰撞,诙谐幽默的效果由此浑然而生。例如,赵小帅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他的修辞能力相当有限,因此当他向安红表白时,只能不断地重复“你就愿意一个人?”,以此和女主人公调情。对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解读,他也从个人的欲望出发,将女子的外貌作为“德”的核心,认为“一是脸蛋,二是胸部,三是屁股”。此种解释符合社会实利主义的时尚观念,却显然不会得到张秋生的认同。张秋生以学究似的口吻苦口婆心地向赵小帅解释“德”在儒家文化中的内涵,说它指的是见识、修养、品性、情操,并引孟子的话“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民间与知识分子庙堂之间的修辞对话就此展开。赵小帅对儒家文化的随意解释和无知者无畏的态度,与张秋生逻辑严谨的解释之间,就形成持续的话语张力。

影片的焦点集中在“剁人”这件事上,同样追求安红的富商刘德龙派人打伤了赵小帅,还牵涉张秋生在打斗中意外损失一台笔记本电脑,赵小帅发誓要报复刘德龙,具体方法则是剁下他的手。在对待“剁人”的态度上,精英语言往往持有崇高的道德意识,而民间语言则怀有“一切随心”的快乐原则,所以在影片的开始,张秋生成为道德的代言人,不断试图劝说并“拯救”赵小帅,试图阻止其复仇。值得注意的是,自始至终张秋生都没有诉诸法律手段来索得赔偿,他凭借的依然是源发自个人的道德观念,这大概是张艺谋的“固执”安排。然而,随着情节的发展,这种关系出现了“倒置”,毋宁说,影片的修辞出现了“倒置”。

这种转折出现在张秋生喝了几杯红酒开始撒酒疯之后,为了报复虐待自己的大厨师,张秋生拿起刀声称要剁人,而原本要剁人的赵小帅却因刘德龙的意外受伤不得不放弃了复仇的念头。影片的最后,代表民间力量的赵小帅却使用知识分子的道德话语,开始规劝张秋生放弃剁人的念头,这种明显的修辞转换带来的叙事张力,正体现出镜头语言与小说语言的不同,即电影往往具有更强的目的性和设计感,可以更为清晰直接地表达主创者的观念。

三、“变格”修辞的叙事意义

相对于“常格”而言,电影的“变格”辞格指的是通过电影摄影技术的尺度与正常规格的变化和操纵,造成影像呈现形态上的特殊变化与特殊效果的辞格运用。一部电影是否会好看,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导演,编剧和摄影师(现在也应该包括特效制作人员)的能力也不容忽视。在《有话好好说》中,“变格”修辞具有相当的叙事意义,同时体现出影片主体的“言说”功能,即它们是为了“表述”某种特定情感和特定意指而刻意营造的主体“话语”。因此,“变格”修辞在这部影片中便上升成为具有明显主观色彩的电影修辞。

叙事策略的改变必然要求镜语系统产生相应的改变,让我们观照影片使用的“变格”拍摄技法,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属晃镜头的手法,张艺谋力求将城市人的不安和内心的冲动表现出来,进而呈现出人物之间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有话好好说》的镜头语言带有广告式的干练与利落,可以说每个镜头都在讲故事,具有流畅剪辑、快速叙事的特点,加之突然闪入的声音、光影等编排手法,辅以荒诞、魔幻的镜头转换,共同增强了这部影片的实验性表达效果。我们具体分析镜头语言的修辞特征,可以发现三个端倪。

一是这部电影运用了大量的特写镜头,而且很多特写是用变形镜头拍摄的,基本上使用的是0.9mm的广角镜头,突出拍摄内容和场景的夸张性与荒诞感。当人物在“变形”的世界中生活时,他们的所思所想,自然带有荒谬的意味。二是长镜头的使用,保证了影片的真实感营造。如刘德龙带人殴打赵小帅以及张秋生被逼疯的两段场景,导演以动荡的长镜头拍摄方式,呈现给观众一种持续的难以纾解的紧张感,长镜头的贯穿性叙事,使观影人更容易进入影片的节奏,和导演的思路产生共鸣。三是“追踪”镜头的广泛使用,增强了影片表达出的“真实性”特征。影片中仿佛有一位肩扛摄影机的记者一直追踪着故事,从头到尾跟随脚步凌乱人物的快速移动,这种不加任何操纵的手持拍摄所捕捉到的精彩瞬间及画面,实际上和摄影师的捕捉时机、耐心、器材熟练度和判断力等都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本片的摄影师吕乐深谙追踪镜头的叙事语言,他营造上下晃动、摇摆不稳的动感效果,既营造出现场感的氛围,同时也在精神层面上暗合了都市文化喧嚣芜杂的无根特质。此时,镜头语言便完成了对都市文化语境的一种摹写与修辞。

总之,借助焕然一新的镜语形象和自觉的喜剧反讽手法,张艺谋完成了一次个性鲜明的修辞实验。同时,如果从社会学、文化学、城市学等多维角度审视《有话好好说》,那么这部影片启发我们的话题还有很多。比如,市民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1990年代现场的生存模态,他们彼此间是否存在平滑顺畅的交流联系,又是否能像电影构想的一样出现互相转化的可能,这些问题将持续引发我们的思索与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