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义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新时代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具体指导性意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充分挖掘传统村落中的乡土智慧与文化价值元素，创造性和创新性地对之进行“活化”利用，使其在新时代乡村的全面振兴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地处大别山腹地的豫南地区不仅是国家战略上重点支持振兴发展的革命老区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同时还是我国中部地区优秀传统文化保存完整和传承较好的富集区。其存续期间的各种传统村落形态多样，特色鲜明，内涵丰富，是我国传统村落文化呈现的典型地区。对于豫南地区传统村落现存的问题、活化利用和保护路径以往学者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此不做陈述。本文仅对该区的文化类型、特征通过田野调研的方法结合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视角做进一步的探讨。

1.传统村落文化的界定

乡村是中国国家行政单位划分中最低的地缘组织，而传统村落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乡村。它是历史上延续下来为了共同的目的和受相同的传统观念、价值规范约束的人们聚集到一起进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聚落共同体。它是“民间文化生态的‘博物馆’”[1]，承载着更多的历史遗产、文化信息与乡愁，传承着村落原住民创作的一切文明，并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地进行沉淀、优化，进而延续到后代。它是人地关系的重要载体。传统村落的形成和发展受制于地域、文化、民族和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形态、布局、礼仪规制等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上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化的文化形态共同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农耕文明。

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和城镇化的发展，传统村落的生存状况受到了严峻的威胁与挑战，作为农耕文明史上一项重要文化遗产的传统村落该何去何从？2012年，国家多部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项目，创建了“中国传统村落”网站，对全国四千多个国家级传统村落进行全面的图文资料统计和数据库建设，以数字化的手段记录下这一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同年，在国家住建部等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2012）中，将传统村落界定为“拥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2]。这一定义的出炉解决了以往传统村落在内涵和外延模糊不清的问题。基于以上国家出台的“传统村落”定义，笔者认为“传统村落文化”是指以传统村落为依存空间的通过各种物质或非物质形态（象征符号、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等）所呈现的各种文化类型及文化的复合体，涉及历史、宗教、艺术、民俗、建筑、文物、文学、经济、制度、聚落等诸多内容。在现代化的建设浪潮中传统村落文化的价值日益凸显，逐渐成为民族文化记忆、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土壤。

2.豫南大别山区文化圈层的归属

传统村落作为比较小的人居环境单元，村落原住民对其选址的时候更多地考虑自然和地理因素，故其在诞生之初就与周围的自然景观具有强烈的依存关系。地域、自然因素差异使传统村落在文化形态上具有相对的地域独特性。同时，按照区域范畴对传统村落进行分区研究是业内学者常采用的研究方法。相同的区域内有着相似的地理地貌特征，通过分区研究更能从中发现共性，揭示传统村落的成因及内部的运行机制。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相同的区域基本都隶属于相同的文化圈层。文化圈层是传统村落的文化之源，将传统村落文化纳入到所属区域宏观的文化圈层中予以审视，能够更好地理解其成因、发展和类型特征。

从空间位置上，豫南隶属大别山区。大别山区位于我国华中腹地，以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根据国务院2015年出台的《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中地理范围划定，主要涵盖湖北东北部、河南南部、安徽的西北部。纵观中国历史上文化圈层的各种流变，豫南大别山区基本隶属于以楚文化为主体，中原文化、吴越文化等多文化融合的圈层。梳理大别山地区楚文化的文化序列对于日后分析大别山地区的各项文化、艺术、社会风俗等的形态提供了一个历史文化性的传统依据，也为某种文化现象的追踪溯源提供了参考。

该区多元文化圈层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楚人祖先最早活动在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即郑州、新郑，豫北的滑县、濮阳。所以从楚人的族源上来分析，楚文化从最初就带有中原文化的影响因子，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春秋初期，作为楚国北大门的信阳地区分布着诸多小国，后来楚国将其逐一服灭，楚文化与该区原有的中原文化、东夷文化等展开了频繁的交流。到春秋晚期，楚吴战争爆发，信阳又成为楚吴战争的军事要地，随后吴国覆灭，吴国文化也融入到了楚文化之中。经过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春秋战国之际的楚文化呈现出了以自身文化为主体，中原文化等多元文化融合的繁盛时期。一言以蔽之，“楚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淮夷文化，还有后来的红色文化等组成了豫南信阳地区豫风楚韵的文化基调”[3]，在这里既有飘逸浪漫的楚文化、厚重儒雅的中原文化，还有勇猛刚烈的蛮夷文化。

3.大别山区传统村落文化的类型

文化类型即某一文化的形态特征，是区分文化形态类别的术语。由于受自然环境和科技环境等的影响，在一定的民族或一定的区域内人类活动所创作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制度文化等在多层面都呈现出相同或相似性，这便形成一种文化类型。对文化类型的划分不同学科和学者因视角的不同划分的类型也不尽相同。学者张岱年将其划分为“观念文化、文化之物、制度文化”三个层次；社会学将文化的类型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主文化与反文化、评比性文化和非评比性文化[4]四对不同的文化类型。

豫南信阳地区的传统村落从古至今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是地域性传统农耕文明的承载场所，也是与现代文明衔接的桥梁。其传统村落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存在形态，是原住民现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代相传的“活文化”。在漫长的岁月里，豫南信阳地区的传统村落文化宏观上延续了地域共性，微观上各个传统村落因自然环境的影响独自发展，形成了各村自己的特殊文化形态。传统村落中大量的风俗文化、艺术文化、器物文化以及伦理文化等共同构成了豫南传统文化的体系。对于豫南信阳地区传统村落文化类型的划分主要从宏观上把握有代表性的文化特质，寻找共性。同时，又考虑到豫南信阳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及历史因素，在已有研究理论的基础上，笔者将其划分为物质和科技文化，生态文化，宗教、艺术和礼俗文化，历史、记忆和红色文化共计四个大类九个分项。

3.1 物质和科技文化

物质和科技文化主要指“基于土地基础所构筑的物质文化和基于生产实践所构筑的科技文化”。物质文化是文化的物质要素，是村民创作的物质产品，以及这些产品的文化形式。内容极其广泛，包括村落原住民创造的一切衣食住行的工具和活动空间场所。通过对物质文化的考察，可以认识和了解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以及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观念。在豫南大别山区传统村落文化中最直观和最显而易见的物质文化就是住宅，而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就是信阳地区（包括三区八县）。因历史、文化和移民原因，信阳地区的传统住宅建筑既具有江南徽派精雕细刻的婉约气质（如丁李湾村、河老湾村、何家冲等）又具有北方传统民居坚实的梁架结构（如郑湾村、董大畈村等）的两种风格，甚至有两种风格的混搭（如彭氏祠堂等）。类似这样的多风格混搭出现在同一区域文化群体中是较为少见的现象。这类建筑风格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信阳新农村建设，如郝堂村和中山铺村。在村落居民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中，根据日常的生产生活需要，在创造了物质文化的过程中也诞生了很多的科技文化，每一件物质文化产品的创造无不渗透着人们的智慧，映射出科技文化的影子。信阳地处淮河流域，水利资源丰富，随处可见大小的河流，又因属于浅山地地形，在对农作物进行灌溉的过程中劳动人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修建了水渠、水车等引水设备。农作物以水稻为主，经济作物以茶叶为主，针对不同的需求，该地区的村民自制了水稻脱粒的木质机械和茶叶的烘干、炒制、理条工具。

3.2 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即“基于自然环境所构筑的生态文化”。以前生产力较为低下，人们在自然面前的能动作用较小，更多的是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自然给予丰富物质资源的感恩。人们的生产生活等实践行为是在顺应周边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的适度劳作，人与环境之间呈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亲水依山是豫南地区传统村落营建选址的基本原则，如新县传统村落基本都分布在山林中，与山林相得益彰。从航拍或卫星图根本发现不了村落的存在，只有深入其中，通过现在新修建的村村通公路进入才能寻觅其踪迹。居宅建筑的样式和周边环境的院落布局是建立在人们对自然环境尊重和认识的基础上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改造。既是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的反映，又是村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观的映射。在建设方面村落原住民会选择较为平坦的块状地带来建立村落宅院，周围因势开凿河沟与村中的池塘、河流相连（如罗山何家冲），满足了日常生活取水和排涝等的基本需求。短短的池塘和河流岸边，也有着自然有序的功能分区，虽无人管理，但是村民都默默遵守着上游饮水，下游洗菜(如丁李湾、四楼湾等)的规则，无人逾越。笔者在对信阳平桥中山铺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一颗蜿蜒的粗大树木紧靠着建筑的屋基生长，已经影响到了窗户的出檐，但是当地的村民还是制作了一个金属支架将树干穿入其中，没有进行砍伐，这又是该区传统村落文化中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佐证。

3.3 宗教、艺术和礼俗文化

宗教、艺术和礼俗文化主要包括“基于民族信仰所构筑的宗教文化、基于审美意义所构筑的艺术文化和基于日常生活所构筑的礼俗文化”三种类型。“传统村落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意象，内部交织的是制度、礼俗、农业生产以及乡土社会里人才不脱离草根、精英力量始终参与乡土建设等内在机制[5]”。信阳地区的传统村落相对来说因交通和环境因素，村落间的距离较远，一个村基本都是一个或两个姓氏的家族聚集，如新县的“楼上楼下村”就是彭氏家族的聚集。村民之间有着不出“五服”的血缘关系，久而久之通过血缘建立起来的礼俗和宗教文化像一个有着磁力的规范从各个方面规制着村民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告诉成员做事的规矩、规则。在光山、潢川、商城、新县一带至今还延续着“送灯”这一最隆重的纪念祖先的仪式，这些表面上看似无关的现象实际上都受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传统礼俗文化的规制。从文化视角上看，在这里有着“爱人敬天”“耕读传家”的传统文化，是这样的价值观念使着村落得以良性的维持和运转。所以，传统村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个村落的规范、观念更为系统化，进一步构建起来的文化体系“集合着、解释着一个社会的全部价值观和规范体系”[6]。

在艺术文化方面，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潢川皮影戏和罗山皮影戏在人物造型、人物服饰、色彩设计及说唱方法上有着豫南地区的独特风格；光山花鼓戏是省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豫南民间小调和花会舞蹈逐步孕育而成,在演变中融合了楚剧、黄梅戏唱腔，吸收汉剧、曲剧的艺术特点，现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剧种；商城的“花伞舞”也是信阳地区特殊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新县西河村遗存的建筑遗迹上的砖雕艺术也是堪称经典，保存完整，没有遭到“文革”时期“除四旧”运动的破坏，在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3.4 历史、记忆和红色文化

历史、记忆和红色文化主要包括“基于革命斗争所构筑的红色文化、基于家国认同所构筑的历史文化和基于代际传递所构筑的记忆文化”。信阳地区传统古村落中的历史、记忆和红色文化丰富，保存有大量的历史文化记忆。如四楼湾附近的凤凰寨至今还留有几千米长，两米多高的古寨墙，类似的还有万人寨、同心寨、石鼓寨等，都在诉说着当年村落的防御历史。新县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等建筑群、许世友将军故地等红色遗址记录着老一辈革命者的奋斗史诗。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冯骥才老先生曾指出，保护传统村落不是建设公园，完全清除残垣断壁会让村落的历史肌理和历史沧桑感消失，那其中的乡愁文化便不复存在。信阳地区的这些村落因资金和地方政府出台的《信阳市传统村落调查工作实施方案》等原因，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基本上都原汁原味地保留着以前的记忆，如实记录着过去的文化印象，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建设，对于一些破败不堪的遗址遗迹也基本保留了原样。

4.大别山区传统村落文化的特征

4.1 地域性与民族性

文化认同是民族性的基础，信阳地区的村落原住民对自身周边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有着很深的情感归属，共同延续着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等多元文化融合带来的习俗和价值认同，对于自己家园上先辈们的红色抗战文化充满了敬仰和自豪之情。这些都是大别山区传统村落文化民族性的很好诠释。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是文化的创造主体，自然环境的地域差异同时造就了文化形态的各异。信阳地区的传统村落在自然空间上的限制也影响了村落的社会空间范围，原住民的生产生活均富于地方特色，不同村落的成员相互之间的交往范围有限。在相对封闭的村落中，传统村落文化的规制在村落稳定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人们的行为规范准则依据的是世代沿袭下来的地域性文化习俗。

4.2 实用性与审美性

按照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理论，人类最初级的需求是生存和安全，在基本的物质需求满足和实现之后才会萌发出艺术审美等的精神需求。传统村落原住民创作传统村落文化伊始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衣食住行等都是基于最基本的实用性为出发点，久而久之才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意识。新县毛铺村、商城郭店村、郑湾村等靠近官道沿线，它的住宅基本都采用的硬山顶，墙体类似于北方民居的厚重墙体，房基和道路都是就地取材，采用石条、石块等当地出产的材料，没有江南婉约的建筑细部装饰，主要以实用性为主。而像董大畈村、河老湾村、四楼湾村在建筑上就流露出了很强的审美性，门楼顶部有挑檐式屋檐，门楣上有双面砖雕，雕刻精美。信阳市平桥区的中山铺在建筑风格上主要是徽派建筑，以实用性为主，马头墙简洁大方没有过多的装饰，但在院墙上却表现出了细腻的清新风格。很多院墙都是用竹子、富有造型的树干穿插而成，或者是青瓦搭建而成，既流露出类似江南的婉约气质又呈现出韵律之美。在院落景观方面也是别出心裁，以盆景植物和鹅卵石为主进行设计摆放，颇有点日本枯山水的味道。

4.3 融合性与包容性

豫南大别山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和亚热带季风性气候的过渡带，气候适宜且多为浅山区又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是理想栖息地。同时，地处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过渡地带和三省交界地带，所以该区域的传统村落文化自古以来就带有明显的融合性和包容性特征，“豫风楚韵”是对该地区地域文化很好的诠释。

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移民对豫南地区影响较大。湖北郢都覆灭后的楚国王宫贵族逃到了临时国都城阳（今信阳长台关苏楼大队西），今天信阳市内的楚王城基本就是当时楚顷襄王的宫殿所在地。西汉武帝时期一部分移民至今天的信阳固始县，给信阳地区带来了吴国文化。元朝末年由于连年的农民战争，人口减少，田地荒芜，当时因“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7]”移民政策的影响，豫南信阳地区接受的多是江西、湖北的移民，如今天新县的“楼上楼下村”就是彭氏家族从江西迁到此地建立的移民村。受移民“带入文化”的影响，豫南地区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方面都出现了多文化融合的现象。在建筑上最直接的反映是在建筑形制上出现了“类徽派”的亚类型民居。

4.4 活态性与传承性

原住民的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形态文化和人文形态文化，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岁月的沉淀，一代代流传下来并引导着传统村落文化的实践。一般来说，除了以宗族为主体建构起来的传统村落往往都撰写有族谱或家谱记录整个家族和村落的历史外（新县的“楼上楼下村”是以彭氏家族为主体建设的村落，撰写有彭氏宗谱，记录着家族的由来及一些重要的宗族礼俗、祭祀等活动），其他传统村落很多都没有专门的机构或人员撰写村志，关于传统村落相关的碑文等更是少之又少，村落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变迁主要通过原住民言传身教或利用宗教仪式和民俗活动的“活态”形式一代一代传承。在村落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因周围环境、社会文化的影响和时代的与时俱进，传承人的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变化，随之村落文化也会呈现出灵活多变性。这都充分说明了传统村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活态性和传承性特征。

4.5 实践性与象征性

英国社会学家与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将文化的意义分为三类：“作为概念的文化、作为结构的文化以及作为实践的文化”[8]。大别山区的传统村落文化从文化意义上来讲属于实践的文化，它是原住民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摸索、积累和沉淀下来的文化遗产。退而言之，文化来源于实践，本身就涵盖了“实践”的因素，实践性是文化的应有属性。某些层面上可以说，传统村落文化中的实践性成分是一种礼俗文化，它来源于原住民的实践活动，又隐性地指导着人们的实践行为，影响着人们价值观念的构建。

大别山区的传统村落文化在具备实践性的同时也具有文化的一般属性：象征性特征。所谓的文化象征性指的是“文化的意义远远超出文化现象所直接表现出的表层范围”[9]。村落原住民在实践中构建象征意义的过程中不断地创造了文化，传统村落的发展演变也体现出了文化象征性的发展。此外，传统村落文化象征性为村民价值观的确立和村落良性秩序的建构奠定了基础。村民的信仰、信念、思想、道德、价值观以及各种风俗礼制的形成，都离不开象征意义的建构。如新县丁李湾村的一户门楼大门根据五行风水呈现倾斜状安置，这在当时是官宦之家的象征，通过独特的倾斜大门与周边的宅院区分开来，以显示身份地位的与众不同。这些都构成了村落文化中象征意义的体系。

5.结语

受多元文化共同构建的“豫风楚韵”的文化圈层和移民因素的影响，豫南信阳地区的传统村落文化在文化类型上细分为“基于土地基础所构筑的物质文化、基于生产实践所构筑的科技文化、基于自然环境所构筑的生态文化、基于民族信仰所构筑的宗教文化、基于审美意义所构筑的艺术文化、基于日常生活所构筑的礼俗文化、基于革命斗争所构筑的红色文化、基于家国认同所构筑的历史文化和基于代际传递所构筑的记忆文化”几种文化类型。在文化特征上呈现出“地域性和民族性、实用性与审美性、融合性与包容性、活态性与传承性、实践性与象征性”的特征。对于豫南地区传统村落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应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加广阔的历史视角来审视和推进，使传统村落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情感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

注释:

[1]冯骥才：《守护中华民族的“根性文化”》，《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第6-7页。

[2]转引自李技文：《大别山区传统村落保护的现状与对策建构研究——以豫南地区信阳市为例》，《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年第2期，第88-93页。

[3]郭瑞民等：《豫南民居》，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8-70页。

[5]潘鲁生：《传统村落的活化与发展——写在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巡礼之际》，《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61-64页。

[6]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9页。

[7]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豫南民居建筑考察》，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8]齐格蒙特·鲍曼：《作为实践的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9]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