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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所以叫“人生”

2019-01-08叶端

博览群书 2019年12期
关键词:加林路遥命运

叶端

路遥的《人生》是反映80年代社会生活和个人命运的重要作品,不仅在当时引起轰动,至今仍吸引着无数读者。小说最成功的是塑造了高加林这样一个人物。

高加林出身农村,接受了教育,成为一个有文化有理想的新青年,却只能回到农村从事体力劳动。他想要施展自己的才华,却屡屡遭受挫败,只有接受自己身为农民的命运。在他一度雄心勃勃的时期,作者借黄亚萍之眼形容高加林:

她現在看见加林变得更潇洒了:颀长健美的身材,瘦削坚毅的脸庞,眼睛清澈而明亮,有点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更像电影《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

这两个人物正好反映了高加林人格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保尔·柯察金式的钢铁般的意志、吃苦耐劳的精神、为集体事业献身的奉献性,和青梅竹马的富家女冬妮娅因志向的不同而分离;另一个则是于连,为了向上爬不择手段,不惜以上流社会的女人为跳板。他们的共同点是充满奋斗的激情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强烈渴望;在一个大的舞台上,他们会成为英雄或野心家。

然而,高加林所处的环境,却使他困囿于一个狭小的现成生活。小说没有写高加林最初回到农村做民办教师时的感受,但以文化人在农村受到的尊重和免于农活的好处,至少也算学有所用了。而在小说开始时,高加林失去了民办教师的职位,高家村又处在从集体生产到包产到户的过渡时期,再加上大队书记高明楼的私心,集体的凝聚性对高加林失去吸引力,机械繁重的体力活更加剧了内心压抑的感受。他的情绪喜怒无常,很多时候具有表演性人格,呈现出夸张的情感和动作,过分自傲又时常自卑。如小说第六章不得不重新做农民时,他故意穿破烂的衣服,把手弄烂出血。处于逆境时,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抗争性,和不公平感。尤其当他的自尊受到威胁时,他格外容易被激怒。第12章他到县城挑粪时,先与城关先锋队的人打架,又与张克南妈起争执。第22章张克南知道母亲毁了高加林的工作后,提出可以经济上帮助他,高加林先是“一下子愤怒地站起来,大声咆哮:‘别侮辱我了!你滚出去!滚出去!”,然后又“猛然走上前来,用一条胳膊搂住了他的肩膀,用一种亲切低沉的音调说:‘克南,对不起。你怎能说这种话呢?如果我不了解你是出于一种真诚,我就马上会把你打倒在这里……原谅我,你走吧!”这样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比起小说,更像是戏剧。

如果在别的作家手里,如简·奥斯汀笔下,他很有可能会是柯林斯先生一类作为调味的丑角形象,以夸大他情绪化的不得体。而路遥宁愿把这些有不平之气的普通人用旧的笔调朴实地写,这显示了他的宽厚之处。或者说,他的讽刺是内在性的。因为想要刻薄地评价人是容易的,而他更愿意在同情的情境之中如实展现人的缺点和长处。同样,想要尖锐地批判社会是容易的,但要表现真实的存在处境是困难的。

自以为有才能的年轻人,想离开陈旧的环境是合乎情理的,而他们到大城市遭遇迷失或失败,也是必然的。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有这样的问题,年轻人外出闯荡,怀着天真的愿望,试图跨越阶级的壁垒,考取功名,赢获意外的财富,也是传奇故事中调和梦想与现实的方式。但是,在高加林这里,挫折不是他在城市的遭遇带来的,而纯粹是一个户口身份问题,一个外在性的悲剧。小说展现了一种命运的回环,一种古希腊悲剧式的结构。《人生》之所以叫“人生”,最终质询的是人的命运问题——即人是否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人的自由意志能否与注定的命运对抗。

同时,为了凸显这个悲剧的外在性,路遥对高加林在县城的经历写得太过完美了,他轻而易举就获得了人们对他工作能力和个人魅力的赞许。如果是在城市,这或许有些夸张,但是在县城这个城乡结合的“交叉地带”,提供了一种个人极度舒展的空间,又使他处于可进可退的暧昧位置。在小说中,他的能力始终是富余的,可以说,他是在一个理应向上走的情况下往下沉沦的。

和他对比,其他人的工作又变动得如此轻易。高明楼的儿子三星先是顶替了高加林的民办教师的职位,又调到县农机局的机械化施工队,刘立本的女儿巧玲便很自然地补了民办教师的缺。马占胜被查办,他们看起来并未受牵连。黄亚萍父亲的老战友“听了她的播音,当时就让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似乎也不算走后门。所有的困难只针对高加林一个人。假使高加林真有作者所写的那样的才能,情况就变得更吊诡。和西方此类现实主义的小说不同,这是个到不了巴黎的于连的故事。高加林对世界的探险止于这个“一个万人左右的山区县城”,即便如此,这个“蓝色雾霭中的县城”,也只停留在梦中,就像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绿光,是无法逾越的阶层鸿沟,就像人们渴望却注定失败的许多事物。

人们对高加林的同情,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不公正。如果小说写的是知识青年被迫下地劳动,最后农民教育他们要热爱土地,又是另一番情形,读者在接受道德洗礼之余未免替这些城市的弃儿感到忧虑。而高加林由于出身农村,便被自然而然地笼罩上浓重的乡土感情。他如果不爱种地,就得忏悔,这几乎是他的原罪了。我们相信高加林的悔过是真诚的——他内心有着对土地的热爱。但是,用强化他对一个乡下姑娘的感情,来表达他的追悔,以弥合他在城乡之间游离的痛苦,未免是对农村男人在城市的失败,通过农村女人的“优越性”予以补偿(尽管巧珍身上“温顺”这种美德,实际出于农村男女间性别权力的不公)。

《人生》不是爱情小说,路遥也不想把它变成一个伦理困境。高加林去县城之前,没和巧珍结婚,这避免了发生婚外情的道德问题。而在他被驱逐回农村之前,巧珍先结婚了,介于巧珍对高加林的痴情,她和马拴的婚姻虽从一开始就有伏笔,仍显得过于仓促。基于加林最后要幡然悔悟,加林绝不能真正爱上黄亚萍,黄亚萍也并非高加林的初恋——尽管他们曾经有很多机会亲近——而是一位暧昧的“女同学”。高加林在两段感情上都是被动的,似乎他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两个女人就不能自拔地爱上了他。事实上,这两个女人只是农村与城市的化身。和哪个女人结合,就意味着他将过着怎样的生活。

对缺少社会资源和上升途径的高加林来说,利用婚姻,几乎是条必然途径。我们可以看到,路遥对黄亚萍的人物设定中,特别强调她是个南方姑娘。如果仅仅是讨论农村与县城二元,南方的情节不是必要的,但在这里,它代表着一个更大的世界,代表着北方人对南方美好风光与富庶的渴望。在19世纪法国及英国的许多著作中,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动和商业的繁荣,“年轻的野心家”直接把婚姻或做贵妇人的情夫当作一种发财或跻身上流社会的渠道,以此生发出无数故事,这几乎是一种固定的桥段了。亨利·詹姆斯的《华盛顿广场》讲的就是父亲宁愿女儿终生不幸也不愿意让她和这样的财产猎人结婚。

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允许这样一种不正之风得到传扬。青年人企图通过恋情谋求上升,也会因为情感的纠纷失去一切。司汤达《红与黑》中于连和瑞那夫人的悲剧、巴尔扎克《交际花盛衰记》中吕西安与艾丝苔的悲剧正是如此。在《人生》里,高加林因为和黄亚萍的关系得罪了黄亚萍原本男友张克南的妈妈,导致他工作走后门被举报,很快又失去好不容易得来的前程。但是,路遥不会让人物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而是让他回到他原本的地位。高加林两次失去工作,既没有报复高明楼,也没有报复张克南。除非举报是巧珍做的,他才会有于连那样感情上的冲动,但善良的巧珍显然不会那么做,村民们也都宽容地接纳了他。路遥也没有让高加林像于连一样在法庭上痛斥社会的不公,而是谆谆教诲:“一个人应该有理想,甚至应该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路遥不愿意让自己的人物用鸡蛋击打高墙,一方面是他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他是在力图描写一种真实的人生而非可以当做实验的假设,高加林的人生也会为他的读者的人生带来真实的影响;一方面则出于道德关怀,在他看来,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正义”只是暂时的胜利。这回应了关于命运的另一个问题——人在迫切地改变自己命运时能否不择手段?

在变动的年代,个人意识开始觉醒。路遥发现了到了人们躁动的内心,以及在更大天地自由施展才能的渴望,并提出温情的告诫。一方面,小说非常看重对知识的把握;另一方面,这代表智性和理性的力量却把他引向悲剧的结局。在命运悲剧的框架下,土地既代表着传统观念的人不能忘本,也变成一种宗教情感,路遥试图将高加林从于连拉回保尔·柯察金的轨道,并以虔诚之心接受对自己的惩罚。

在《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的个人命运和当地社会生活的改变结合得更紧密。剥去了高加林身上浮躁和浪漫主义的一面,孙少平和孙少安更踏踏实实地耕耘于平凡的生活,肯定了普通劳动的价值。因此,《人生》更大的意义在于一种对欲望的警醒,以坚实之心承受苦难,和对自身道德性的复归。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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