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路遥有30年的交往，从1963年春天我从外校转入延川县城关小学起，到1992年11月17日他因病去世。初识时，我11岁，他14岁；我是五年级，他是六年级。当时我们都住校，但家都离县城不远，只是方位相反，我家在城东南十里的李家河，他家在城西北的郭家沟，都是小村子。

我们最初的相识完全出于偶然。我是在开学之后才转入这个学校的，当时学校在维修学生宿舍，让住校生先挤在一块过渡，六年级的路遥和五年级的我就遇到一个窑洞里了。

和我因刚从乡下转来事事处处都十分小心的可怜模样相反，路遥当时一派洒脱，活脱脱一个孩子王。他是六年级，面临毕业，能放得开，当时住校学生很少，一放学男孩子们都拧成一股疯玩，如到附近土城墙根挖弹壳，城墙顶上打土仗，用弹弓打麻雀。路遥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十分调皮，调皮到令我这样年龄小、身体弱的低年级同学敬畏的程度。很少有人公开和他作对，许多人都以能和他成为一伙为荣，我也不例外。

我在这里用“敬畏”没用“害怕”一词是有原因的，因为调皮的路遥和学校里的“黑痞”学生有本质区别。一是他学习好，知道的东西多，二是他在老师面前自信，即便在校长或者教导主任面前也是自自然然，三是他不欺负小同学，不打人骂人。他的调皮主要表现给人编段子和起外号上，前者能笑得人肚子痛，后者则让人感觉他“说什么像什么”的能耐。

当然这是事外人的感觉，那些被编排的人肯定会不舒服，同学间因为起外号吵架的事时有发生，有时会闹到值周老师甚至教导主任那里去。但没有人去告路遥，不是因为怕他，而是因为他已铺垫在前。

所谓“铺垫在前”就奇特了，现在想起来也不由得发笑。路遥在给别人起外号之前先给自己起外号，那外号的刺激程度已经到了一般人无法承受的程度，且不论谁，只要叫，他就应，有一种“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很难概括的洒脱味儿。

和起外号不同，路遥编段子水平不错，但讲段子的方法不行，总是别人还不听清，自己就先笑得泪水淹没眼睛，笑意堵塞了喉咙，说不下去了。更要命的是，在这种时候，還烦人追问，一追问就不高兴了。有一次他讲一个农村妇女哭错了坟头的事，我因没听清，追问了一句，他就恼了，弄得我很尴尬。

我和路遥的友谊最初表现一块看电影的时候，不是买票看，是混场看。那时延川县有电影队但没有电影院，都是租来的场地，看一场一毛钱，还允许一个大人带一个孩子，我当时又瘦又小，被他“带”过两次。后来被发现了，他就领我翻墙、钻洞去看。翻墙看的是县上电影队放的，放电影的地方在一个小院子里，正面是小门楼，两边是高墙，后面靠着土城墙，我们就是在土墙上跳下去的，那里有一个小角落，在银幕的侧面，放音箱地方的旁边。银幕上的光束把这里衬得黑暗，便于隐形，音箱里声音很大，宜于消声，即便不走运被发现还可以提着裤腰装成方便的人和他们周旋。（院子里没有厕所，看电影的男人们在这里方便，女的则须在门口领一张废票上外面的公厕）。在这里，我被抓住过一次，可路遥总是平安无事，展眼间就逃得无踪无影。

钻洞则是看外来的电影，在县城一名为“井滩”的小广场上。我们是从紧靠县河的崖壁上下去，通过下水道进去的。不只是我们俩，好几个人，一进去就被抓住了，但路遥还是逃脱了。更奇怪的是，他没逃多远，反而混入“抓逃”者的行列，先是帮助对方命令我们“站端”，后来又替我们求情：“训上几句让看去，都是些娃娃。”后来我们真的被放了，不是因为路遥的求情，而是因为他的把戏被对方识破了，那伙人把路遥笑骂了一顿，半是无奈，半是赏识。他也笑得牙齿白拉拉的，和漆黑的夜色形成巨大的反差。

我和路遥的友谊深入在一块看书的时候，不是看课本，是看课外读物，时间主要在午休时候，地点县文化馆的阅览室和县城新华书店。新华书店的时间不多，因为没过几次，人家就发现我们不是买书的，那个文静的女售货员就提醒我们“要看到文化馆看喀。”

延川文化馆的阅览室只有一孔窑洞，设在大街中间的一个高台上，一边是卖杂货的小店，一边是加工附带出售箩面箩子的小作坊，阅览室居中。阅览室的管理员是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汉，他总是蹲在门口和人抽烟拉话，态度很好，但谈不上什么服务，按时开门关门而已。

阅览室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大条桌，几把长椅，三四个报架子。报纸也不多，《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延安报》和几种画报。刊物好像不少，我记得的只有《民间文学》和《新观察》两种。那时延川没有汽车站，只有一个过路的停车点，过路的客车有时一天来一次，有时两天来一次，因此，无论报纸还是刊物，都比城市里来得晚，来这里看报刊的人很少，我几乎想不起除路遥外在这里还遇过别的同学。这倒不是说别的同学都不看报刊，更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的同学绝大部分是走读生，我们看书报的时间正是他们正回家吃饭时间。

路遥在这里究竟看了些什么，我说不清，因为时间很紧，兴趣都在书报，谁也顾不了看谁。但从多年后的交谈中得知，我们关注点有相同也有区别，相同点是都注重时政，不同点是我更喜欢文学，他更喜欢军事和科学。例如对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他崇拜得厉害，我却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他的《人生》发表后，说起高加林名字的由来时，才知道这个苏联人的厉害。

论起喜欢文学特别是立志走这条路，我比他还早。就在我们相识的那年，我就为自己取下了现在用的这个笔名海波（我本名叫李世旺），是受了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影响，那部小说的作者叫曲波，书中解放军参谋长叫少剑波，他的通讯员叫高波，当时都是令我神魂颠倒的人物。当我把这事说给路遥时，他非常羡慕，甚至有点眼红的样，他拐了头定定地看着我说：“一脸土印子（雀斑），还海波呢，把这好名字也糟蹋了。”多年以后他改主意了，真心实意地感觉到我的笔名不好了，特别是我在省级刊物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时，他几次建议改掉这个笔名，觉得这两个字太轻佻，太女气，并给我起了个“李苦思”，建议我用，并说了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们县里有个村子“古寺”，其中的“古”字，当地人读“苦”音，算是地方特色；第二个理由是，搞文学创作是严肃的事，以此来状我的从文态度。也许还有更多的理由，我没听，因为我舍不得这之前在陕北积攒起来的那点小影响，不想从头开始。

我在城关小学上学时，家里的情况还可以，饥饿的感觉不多，因此对路遥在这方面的细节了解得很少。只有两件事影响深刻，还都是多年后他告诉我的。一件是，他对有的同学睡觉后用被子蒙了头偷吃干馒头片非常反感，因为那“格崩崩”的声音让饥肠辘辘的他更加难以入睡。另一件也和吃饭有关，由此还带出来他的一位女同学。

这位女同学的理解和帮助令少年路遥非常感动，他们在城关小学同班，其中还同桌过一年，后来又在延川同班，一直是较好的同学关系，在路遥的好几个作品仿佛都有她的影子。

这不是我的揣测，路遥生前说过这事。由于这件事牵扯别人，多年来我一直不想说，前年，我看到了那个当事女同学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其中详细地说了这件事。

那时路遥是五年级，还没有住校，每天早上五点钟起身，带干粮来上学，下午放学后回家，中午就在学校里啃点干粮。那位女同学和他同桌，常能见到他带来黑乎乎干粮放在课桌下的“仓仓”里，两人的“仓仓”通着，她在取书和作业本时不小心就能碰到手上。这位女同学，回家后把这情况说给了她母亲，她母亲就让她带一点熟食给路遥吃。那时候小县城的人很封建，她不敢把东西明着给，就故意把这熟食放在那黑干粮旁边，并作过多次暗示，但路遥一直没有接受。有一天早上，她发现“仓仓”没有放黑干粮，就问：你这么早就把干粮吃了？路遥告诉她说：我家今天没什么可下锅了，我走时，大妈还借东西还没回来，所以今天没带。于是——

我心里一酸，推了一下他胳膊，指了一下我拿来的熟食。他愣了一下，摇了摇头，表示不要。我急了，给他推过去。他又给我推过来。就这样推过来推过去，反复多次，因为怕别人看见，搞得我很紧张，本来好好的个事，整得像“做贼”一样。最后他终于接受了，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像是感激又像是羞愧。

以上这段话直接引自那位女同学的回忆文章，那文章里还说了别的一些事，如果说路遥小说中相关人物和情节有原型的话，对照路遥生前说的话，这是最接近事实的，只是那时路遥还是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可见少年时期的境遇对他日后创作的影响之大。

（作者系《人生路遥》一书作者，路遥生前好友，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高原落日》等，原为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