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

路遥离开我们已近30年，但大家都没有忘记他。记得他的作品获奖前后，我曾如痴如醉地阅读他充满激情的文字，深为感动。

2018年，路遥作为改革开放100位先锋列入共和国史册，这是国家对他的最好纪念。一个作家的价值不在于他标榜什么，而是他的作品怎么叙写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对社会的观察，对未来的思考。路遥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原则从事创作。我们读他的作品，又会强烈地感觉他不仅仅恪守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其中还有很丰富的浪漫主义的色彩。路遥的作品常常写到苦难，写到抗争，读者在掩卷之余，感受到的是希望，是崇高，是温暖。他从来不向命运低头，当知道自己重病在身时，内心唤起的是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用朝圣般的真诚，带着纯净的心灵投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创作。他说自己就像初恋一样，快接近目标时，幸福的泪水在眼里打转。路遥微笑拈花，创造了文学的经典，走进了历史的深处。

路遥凭着他的作品为自己树立了丰碑，在文学史上奠定不朽的地位。今天，我们纪念路遥，不仅仅是怀念，更重要的是要总结他的成功经验。路遥的创作，路遥的研究，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相关话题，都值得长久思之。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

在路遥诞辰70周年的日子里，我读了有关路遥的两本书，一是海波的《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二是航宇的《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

实际上，海波的书已经是第三回读了。第一回是在他的博客里，那时我读厚夫的《路遥传》，发现他频频引用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一书，便顺藤摸瓜，摸到了海波的博客。待读完他的长篇连载，仍觉得不过瘾，遂决定请回一本。但当时遍寻网上网下书店，却发现此书均已断货。于是我发动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硬是从责编手里弄回一本。2017年，我去延安参加有关路遥的学术研讨会，会上认识了海波先生。说起寻书往事他才告我，这本书当时出版社只印了一千册。我大惊，觉得原出版社实在是太不识货了。之后不久，恰好我与广东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向继东先生相识，便把此书推荐于他。向先生慧眼识珠，立刻决定出版。而海波则希望我为此书写序，我欣然从命。如今，这本书易名为《人生路遥》后已面世有日，又恰逢“卅年重聚说路遥——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座谈会在社科院举行，在读完《路遥的时间》之后，我决定把《人生路遥》再读一遍，一是看两书能否撞出一些火花，二是为了温故而知新。

果然撞出了火花。海波在他的书里交待了一件往事：大概是1990年，路遥对他说：“实在是穷得没办法了，能不能找个挣钱的事做，写报告文学也行。”海波便找了西乡县的副县长。副县长答应得很痛快，说他们县的一名高中生在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获得第一名，如果路遥愿意写这个人，对他们县的教育事业肯定有所促进。海波把话传给路遥，路遥答应了，但条件是海波与他一起去采访。谁知海波买好车票，路遥却反悔了，最终被海波连劝带逼带到了西乡，采访顺利完成。但路遥却再次反悔，让海波来写。海波无法越俎代庖，此事只好作罢。于是海波评论道：“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路遥当时非常需要钱，但他更爱面子，真正是‘死要面子活受罪。”（P89）

但是一年多之后，路遥的想法却发生了一些变化。航宇在书中交待，1991年5月的一天，路遥对他说：“你这次回陕北能不能选择效益好一点的企业，咱也想办法编一本能够赚钱的报告文学集，不能光看人家热火朝天地赚钱，到时我给写序，你看怎样？”于是航宇又劝路遥来当主编，路遥同意。随后他便打着路遥的旗号，跑了半个月，联系采访了十多家企业，拉到了两万多元的宣传赞助费。尽管此事进展顺利，但依然让航宇感到困惑，因为路遥此前非常讨厌别人搞这样的有偿报告文学，“他为什么突然改变了过去的这种看法和认识，自己也开始想办法搞这样的事情，到底是出于一種什么原因和目的呢？这件事像谜一样，我一直不得其解”。（P33）

但我似乎想清楚了其中的一些道理。从种种资料中都可以发现，八九十年代的路遥一直处在生活的夹击之中。一方面，因为《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他已赢得了巨大的声名，成了国内的知名作家；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又总是把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困顿不堪。关于路遥的穷，海波有一个解释：“他穷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是挣得不多，二是花得不少。”“他的烟瘾很大，一天抽两包以上，且不肯‘量入为出，抽的都是好烟。他喜欢喝咖啡，至少从1982年开始就喝那种‘三合一的袋装咖啡。”（P86，87）但为什么要抽好烟喝咖啡不肯量入为出呢？路遥也有他的一套理论：

我抽的烟三块钱一包，你抽的烟是五毛钱一包；你递给我的烟，我根本就不接。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自卑和我的自信哪一种是可以避免的呢？不论你此时的心情是惭愧也好，无奈也好，不平也好，甚至眼红也好，但在总体上，你已经被这件“烟事”给压住了，已经没有观察我们这交谈的兴趣了，更谈不上评判。而我却不一样，我会有滋有味地边抽烟边看你的表情，揣摩你的心情，更重要的是会把这种情境“平移”到别的地方，如一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和一个弹丸小国的代表谈判，一位走州过县、腰缠万贯的富商和一位足不出户、不名一文的农民侃价，这些将成为我展开想象的基础。（P167—168）

表面上看，这好像是歪理邪说，但仔细琢磨，这里面却大有讲究。好烟自然好抽，差烟影响心情，凡瘾君子大都懂得这个道理。但对于路遥来说，凭借抽烟这件事情，他似已参透了“符号价值”的高级机密。于是我便猜想，假如路遥活到一个人人都可以买车的年代，捷达、铃木他肯定看不到眼里，至少也要弄一辆奔驰或宝马开开，因为《大腕》中的著名台词——“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宝马就是开奔驰，你要是开一日本车，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固然不大可能是他开好车的现实语境，但面子问题，压人一头的心理估计在他那里也一直根深蒂固。由此推断，路遥虽然劝航宇娶个“农村女娃娃”当媳妇，这样她才会“死心塌地，哪怕寻吃拉棍也不变心”（P95），但当初恋的北京女知青与他绝交之后，他却对海波说：“还得找一个北京知青。”海波劝道：“还是找一个本地人比较稳妥，知根知底，有挑有捡。”但路遥一听居然很生气，反问道：“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P28）路遥如此琢磨自己的婚姻大事，当然有现实层面的功利考虑，但我以为，他后来之所以与北京知青林达走到一起，恐怕既有“哪里跌倒哪里爬”的“较劲”心理，也有面子问题在隐隐作祟。只是如此一来，也就酿成了他一生的婚姻悲剧。

说到路遥的婚姻，局外人恐怕很难说得清楚，但我还是从这两本书中或别的地方找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路遥与林达于1978年元月结婚，但大概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们的婚姻就亮起了“红灯”。为什么夫妻琴瑟不调？海波曾私下分析，其实还是出身不同，习性迥异。路遥出身贫寒，穷小子一个；而林达则有南洋背景，出身高贵，又是清华附中才女。结婚之前，林达仰慕其农家子弟才华和奋斗精神，路遥仰慕其大城市知识女性风采和高雅气质，两个人是相互仰视。但结婚之后，路遥开始看不惯林达的小布尔乔亚习气，林达也开始见不得路遥的农民作派，两人遂由仰视变为俯视乃至鄙视，于是婚姻终于出现了危机。

当“家庭出现长期冷战，夫妻之间形同陌路”之时，“林达提出离婚，但路遥坚决不同意”。路遥的朋友看不下去了，便扮演“说和”角色，想劝他们和好如初。然而一切入正题，“林达却泪如雨下，哭着说你们都说我不好，你们谁知道我这些年是怎样过来的，谁替我想过”。朋友又劝路遥，路遥说已不可能与林达重归于好，却也不愿意离婚，原因是“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全国性的关注，离婚会给女儿带来很大伤害”，他不想给自己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就只好忍着（参见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P292）。但实际上，路遥终于还是同意了离婚，时间是1992年8月初，那时他已重病在身，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林达，而是决定去延安休息十天左右，回来就办离婚手续。但8月6日一到延安，他就病倒了，住进了医院。

航宇详细记录了路遥在延安住院的情景，但在此期间，林达虽然知道了路遥的病情且非常震惊，但她并没有去延安看望，只是叮嘱航宇：“你去了延安，看他到底病得严重不严重？如果延安不行，你让他赶快回西安来治疗，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死要面子活受罪。”（P188）一个月之后，路遥在众人的劝说下返回西安治疗，航宇这样写道：“就在路遥从火车站广场停车场走时，他宁愿让林达去搀扶，也不让天乐靠近他的身边，几次甩开天乐搀扶他的胳膊。”（P304）王天乐是路遥的弟弟，不久前，当路遥写作《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绝笔文字时，标题下出现的是“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然而，在延安住院期间，却出现了兄弟失和，直至反目，断绝关系，这是另一个令人揪心的故事。而就在路遥住进西安医院的半个月之后，林达拿到了路遥签字的离婚协议书，然后即刻离开西安，回了北京。“虽然路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也知道林达会很快离开西安，但他没想到她会走得这么突然，一时情感上很难接受，这无疑对他是一个沉重打击。”（P329）

关于这件事情，航宇有过如下评论：

实事求是地讲，我对林达是有一些看法的，特别是她去医院跟路遥在病床上签的离婚协议，我说什么也不能原谅，觉得她太无情无义了，夫妻这么多年，即便俩人没有感情，也不该去医院干这样的事，那是要遭到众人臭骂的。（P418）

而在海波的书里，我则看到这样一个细节：路遥去世后不久，海波在大街上遇到林达：

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你也在背后说我的不是，别人不知道路遥，你也不知道吗？”问得我摸不着头脑。我问她听说了什么，他仍没回答，只说：“我也想你不会说不负责任的话。说完就走了。”（P92）

而许多年之后，海波也对他们的婚姻发表了如下看法：

我认为路遥和林达的不愉快，主要责任在路遥，而不在林达。当年作为未婚妻时，林达为路遥付出了能够付出的一切：在路遥最困难的时候和他订婚，为了供路遥上大学，使出了所有的力气；婚后甘当陪衬，除了勤勉地维持着这个小家庭外，还尽可能地给路遥的事业以帮助；路遥去世后，面对许许多多的不理解，始终保持着高贵的沉默。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林达的支持，路遥不会有如此成就；即使有，也会付出更多艰辛。（P93）

辩护之辞当然是有道理的，即便如此，为什么林达却要在路遥重病住院的节骨眼上让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呢？这件事情上，当时的路遥已经想通了，因为他已答应了林达，“不能不讲诚信”；同时，他对林达的离陕回京也给予了充分理解。道理虽然如此，估计还是让路遥的身心受到了重创。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路遥的婚姻已名存实亡，但在病床上签离婚协议书这件事情却既显得残酷，也颇有一些象征色彩，仿佛是在宣告：在路遥完成肉体之死之前，必须首先完成婚姻之死这一仪式。

同样完成的还有兄弟情谊之死。王天乐是路遥生活上和写作上的得力助手，这一点路遥曾多次提及。路遥去世的第八个年头，王天乐也曾写有怀念文章《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文中不仅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而且也是兄弟之情的一次写照。然而，在航宇的书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王天乐。路遥生病后急切盼望着想见他，但他卻迟迟不去延安。好不容易去了延安，却又不尽陪护之责，以致路遥埋怨：

你看天乐，一满就不是以前的天乐了，翅膀硬了，一满不管我的死活，能躲就躲，能跑就跑……如果他陪我，不会找那么多理由不来延安，实在太让我寒心了。（P259）

而从此开始，路遥对王天乐似再无好感，王天乐对路遥似也颇多成见，兄弟二人的情谊也就此终结在西安医院的病床上。

如此看来，路遥生命的最后日子一定是非常凄苦的——病痛的折磨当然让他难受，但情感上的孤寂估计也参与其中，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凄风苦雨中，路遥不得不用香烟不停地麻痹自己，即便医生在无奈之下作出妥协，允许他一天抽烟十支，但他还是抽到了一包以上。这个时候，抽烟之于路遥已不是在与人比高低，而仅仅是对生命的一种刺激，是一种绝望情绪的排遣。就这样，路遥走向了他生命的终点。

作为好友，海波与航宇对于路遥都算是知根知底，他们是怎样评价路遥的呢？航宇说：

人们都知道，路遥是一位外强内弱的人，而他的这种性格成全了他的宏伟的文学事业，也毁了他年轻的人生。面对所经历的一些困惑和挫折，他不能用委婉的方式释放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彷徨，只能用嗜烟如命般的残酷手段，不断摧残自己年轻而鲜活的生命。（P389）

而海波则说：

路遥律己很严，严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对自己要残酷一点”。所谓“残酷”，就是有方向地牺牲：为了主要目标，牺牲次要需求；为了整体意图，牺牲局部快乐；为了在一点上突破，不惜将其余统统收缩；为了一朝成功天下惊，不惜青灯黄卷过一生。概而言之，成功的背后有着巨大的牺牲，荣誉的根基下压着说不出的惆怅。（P170）

我想，理解了路遥的脆弱，理解了路遥的那种“狠”劲，或许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他会把自己的生活搞成那种样子，甚至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他会写出《平凡的世界》这部巨著。实际上，新批评的文本细读许多时候常常是不大管用的，因为它斩断了与作者的关联。而对于路遥这样的作家来说，搞清楚他在“生活”中是什么样子，肯定有助于理解他的“写作”。我一直觉得路遥的写作也在司马迁开创的“发愤著书”的传统中，但这种“发愤”的前提却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读了海波与航宇的书，我对路遥的“郁结”之处似乎又多了一些认识。

在“卅年重聚说路遥”的座谈会上，我又一次见到了海波先生。他说：路遥其实是很复杂的，好多东西我都没办法写。我很能理解他所谓的“没办法写”是什么意思。所以，虽然在《人生路遥》《路遥的时间》或《路遥传》里，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接近了路遥的本真状态，但依然有很多东西是付之阙如的。于是，有时我不免会心中暗想，假如林达不再保持“高贵的沉默”，而是能够像斯皮瓦克所期望的那样“开口说话”，路遥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当然，我也知道，随着路遥被追认为“改革先锋”和“最美奋斗者”，开口说话估计也变得更加困难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