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良

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先生（1923—2014）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和图书文献学家，在三个领域都有卓越贡献，故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誉为“纵横三学”。

来新夏先生号弢盦，斋名邃谷，祖籍浙江省萧山县长河乡（今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1923年出生于杭州中城的三元坊；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1949年入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随即师从范文澜先生攻读研究生；1951年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先生在南开大学分校创办图书馆学专业，在总校创办图书馆学系。此外，他还担任过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务。

来新夏先生治学偏于朴学路数，注重史料考辨，并多有真知灼见。

在图书文献学领域深耕

来新夏先生读高中时，也就十七八岁的年纪，即在报刊发表文章，终其一生学术生涯超过七十年。来新夏先生的诸多成果，源于其深厚的图书文献学功底；而其图书文献学功底，则源于早年的“童子功”。先生的祖父来裕恂（1873—1962）是清末秀才，少攻经史诸子，从学于杭州诂经精舍，得到经学大师俞樾提点，被誉为“颇通许郑之学”，行世著作有《汉文典》《中国文学史》《萧山县志稿》等。

1927年，来新夏先生五岁时发蒙读书，由祖父亲自督课，教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更为重要的是，祖父时常拿来市面上的粗陋读本，让他与佳善之本对照阅读，以提高版本鉴别能力。这种最初的直观的文献学启蒙，奠定了来新夏先生一生为学的基础。

1937年至1942年，来新夏先生于旅津广东中学就读，在国文教师谢国捷（1949年后为河北大学教授）指导下，系统研读“前四史”并《十七史商榷》等，初步锻炼了检索、辨析和考证史料的能力。

1942年9月，来新夏先生进入辅仁大学历史学系。他选修了“目录学”课程，授课者是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课程主要研习张之洞所编《书目答问》，具体教材为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分两年按四部循序讲授。对来新夏先生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指导其毕业论文的陈垣先生。来新夏先生把《汉唐改元释例》文稿送请陈垣先生审订，陈垣先生同意以之作为毕业论文初稿。最后几经修改誊正，来新夏先生毕业并获学士学位。

1948年2月，来新夏先生受聘到天津私立新学中学任教。1949年3月，被保送到华北大学接受政治培训；到9月份结业时，因其有专业经历被留在历史研究室，师从范文澜先生转攻中国近代史。其间，来新夏先生参与了整理北洋军阀档案，进入了全新的学术领域。

1956年6月，为丰富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来新夏先生检读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清人年谱，随读随撰写提要，1962年8月完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初稿。1958年6月，中华书局将《林则徐集》书稿送交来新夏先生审读，他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林则徐年谱》草稿。1963年3月，来新夏先生又检读学校图书馆所藏清人文集与笔记，撰写文集提要曰《结网录》、笔记提要曰《清人笔记随录》。

1978年9月，来新夏先生恢复工作，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古典目录学”课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丰厚的学术积累终于给来新夏先生带来学术的春天，这一时期来新夏先生出版了一系列开拓性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大多为学术领域开拓或学科建设发展起到过奠基作用。

来新夏先生的图书文献学著述，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有两种——《古典目录学浅说》和《古籍整理讲义》。《古典目录学浅说》先后于1981年、2003年、2014年、2016年四次出版或再版印行，2009年还出版了韩文版（书名改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古籍整理讲义》的影响虽然略逊于《古典目录学浅说》，但也曾一次内部印行，三次公开印行。因为所收篇目时有增减，故其版本略微复杂一些。

“淑世”图书文献学思想

从来新夏先生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图书文献学思想——“淑世”图书文献学思想，即图书文献学作为工具要为社会所用，而不是单纯的书斋趣味。这里所说的“淑世”图书文献学思想，主要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為研究服务，坚持学术立身，与己方便也与人方便。

从20世纪50年代起，来新夏先生就不断编辑各类论文集、资料集或工具书，服务教学的同时也为其他学者提供便利。如《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论集》《中国农民起义论集》等。

现在来看，这些成果似乎没有什么特出之处，但在20世纪90年代网络文献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它们为治中国近代史、图书文献学以及相关专题史的学者提供了巨大便利。其中《北洋军阀》共五册，作为“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之一，更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北洋军阀史必备的资料参考书，滋养了一代学人。

二是为教学服务，坚持学术淑世，传道授业以作育人才。

作为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家，来新夏先生从来不以此自喜。他更认同的身份是大学教师，以教书育人作为人生乐事和学问根本，并以培桃植李作为立世之基。

20世纪70年代末，因为教书授业的需要，来新夏先生不断延伸治学领域，由古典目录学渐及图书馆学等领域。来新夏先生很多与图书文献学有关的著述，都是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服务于教学实践的成果。截至1993年4月离休，他公开出版的相关著述主要有：《古典目录学浅说》《文献整理十论》《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古典目录学》《古籍整理散论》。这些成果，都是出于教学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教学之需，这些成果很可能就不会问世。

来新夏先生关于方志学的系列著述，也是其教学实践和实际操作的结晶，如《方志学概论》《志域探步》《河北地方志提要》等。方志和家谱是中国古代文献中两个独特而重要的分支，因此来新夏先生的方志学成果，可以看作是其图书文献学研究的细化和深化。

三是为社会服务，坚持学术反哺，走出象牙塔以泽被民众。

这一点以来新夏先生的学术随笔创作体现得最为典型。来新夏先生治学严谨而不枯燥。这在其《结网录》以及学术代表作《清人笔记随录》中都有明显体现。学术文章写得耐读且让人爱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植根于深厚学养和广博智识。而来新夏先生晚年致力的随笔创作，将其学术有力地进行了通俗化，成为易于流传的社科普及性文字。当然，来新夏先生的随笔绝大部分都是学术随笔，学者仍可从中汲取精华，但是其服务对象明显更为广泛，由文史学界下沉到普通知识阶层。这种学术下沉，非但没有影响其学术地位，相反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学术声誉和学术影响。如此看来，社会既需要高高在上的象牙塔里的学问，也需要服务社会泽被民众的普及性的学问。而怎样实现从象牙塔到社会的转化，恰好是如何学以致用的问题。来新夏先生用他的千余篇、二十余部学术随笔的创作实绩，给学术普及树立了高蹈的标杆。

《古籍整理讲义》的价值

《古籍整理讲义》最初脱胎于教学需求，因此兼顾了学术性和普及性，既便于初学者渐窥学术殿堂，也便于爱好者催生学术兴趣。其特点之荦荦者，概括起来有如下三端。

一是史论结合。

《古籍整理讲义》除序言外，全书正文共15章，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八章横向论述各种古籍整理的根底和技巧；后七章纵向介绍各类古籍文献的本末和内容。这种纵横交错和经纬结合，非常便于初学者掌握古籍文献的一般情况和古籍整理的基本手段。微有遗憾之处有二：一是前半部分未谈辑佚。作为驰名的图书文献学家，来新夏先生遗忘辑佚恐无可能，因此肯定是有意的舍弃。辑佚作为古籍整理和再生的高级手段，是建立在分类、目录、版本、句读、工具、校勘、考据、传注等基础之上的，来新夏先生大约认为它不便初学，故此未能予以论述。二是后半部分述及中国古代各类文献，包括经史子集以及类书与丛书、地方志、佛藏与道藏等，唯独未包含家谱。家谱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极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先生还撰写过关于家谱的专书，而《古籍整理讲义》却未及于家谱，个中原因笔者迄未想通。

《古籍整理讲义》每章都贯穿了史论结合的思路，既简述各种古籍整理手段和各类古籍文献的发展变化，也穿插着对重要节点或者人物的學术评价。这一点对初学者十分重要。此外，该书最后附录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传递》，虽然与正文部分有所重复，但这里用将近四万字的篇幅，以史家的眼光和笔法，纵向讨论了中国古代文献产生、收藏、发展、传播等方面的问题，在正文以论为主的情况下，大大加强了全书史的意味，使正文略显片段和零散的知识成为整个中国古代文献有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

二是粗细结合。

《古籍整理讲义》既然最初作为教材出现，粗和细的结合几乎是必然的。古籍整理作为成熟且庞大的知识体系，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平均用力。

这里说的“粗”当然不是粗疏，而是对相关史实的粗线条勾勒，尤其是避免了烦琐的考证。本书史的部分和论的部分，大都具有高度概括、要言不烦、简洁流畅等基本特点。如论述《史记·太史公自序》时，引述“作《项羽本纪》第七”一段文字后，来新夏先生分析说：

这是很出色的一篇目录。前八句是“录”，概括了《项羽本纪》的全篇内容：一二句是讲秦末纷扰的历史条件；三四句是指明项羽继承了叔父项梁创建的实力；五六句是讲项羽诛杀按兵不动的卿（庆）子将军宋义，解救了赵国邯郸之困，因而受到诸侯的拥立；七八句指斥项羽杀死出降的秦子婴，背弃了楚怀王的命令，因而遭至天下人的非难而失败。这既叙述了项羽的主要事迹，又评论了项羽的功过是非；同时，作者撰传的意旨也表达出来了。最后一句是“目”，确定了篇名和编次。把这样一百三十条篇目集合排列在一起，就成为《史记》一书的目录。

来新夏先生用二百余字的篇幅，对《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目录学意义作了精简述论：首先给出引述者的观点，接下来分析每句文字，然后概括司马迁的意旨，最后综合评价《太史公自序》的价值。像这样高屋建瓴、简繁有序且带有史识的文字，在《古籍整理讲义》中随处可见。

这里说的“细”自然指的是细节。出于授课之需，《古籍整理讲义》在史论结合的框架下，也有对大量案例的引述及细节的解读，既避免了课堂的枯燥单调，也使初学者能明确知识的重点。如第三章“论版本”谈到“版本”一词来源，这个词汇对图书文献学来说，当然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因此来新夏先生的论述也就不厌其烦。在援引《宋史·邢昺传》中“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原文之后，来新夏先生对这段文字做了四条解说：

版本当指雕版印刷的书，版本之名作为印本书的专称，或即以此时为最早。由于雕版印刷品比写本价廉，一般士庶之家都能购置。私家藏书的范围显然扩大，为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这些解读不但精细精准，而且也体现了超拔开阔的学术识见。又如第四章“论句读”引用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指出胡三省标点《资治通鉴》的失误，叙述前因后果整整用了七八百字，既能使初学者了解句读不易，精审渊博的学者亦难免失误，同时也提示了句读古文的方法和技巧，此外还隐含着微言大义，体现了不为尊者讳的史家精神。

三是雅俗结合。

教学固然是一桩庄重严肃的事，但作为教材如若过于正襟危坐，实际传授效果肯定要大打折扣。《古籍整理讲义》以雅俗相生的笔法，避免了这种问题。雅俗结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雅中寓俗。如第二章“论目录”中谈木牍，本来是很正式的，先说用木片制作的书写材料称“牍”，主要是用来写信的，长度是汉代的一尺，所以后世称信札为“尺牍”。本来行文至此即可告一段落，但书中却做了适当引申：信在木牍上写好之后，要加一块空白牍当“信封”，然后用绳子捆扎好；当信封的牍叫“检”，在检上签名叫“署”；检中间微凹的方块叫“函”，故后来用以指称信件；捆扎牍和检的绳子在函处打结，用泥封好加盖印章以免别人拆阅；盖了印章的泥叫“封泥”，而“封”则成了信的计量单位；方形的牍称为“方”，一般用来写百字以下短文；画图的牍称为“版”，民间以之画土地四至标示所有权；国家用版来画疆域，故此后世称领土为“版图”；版还用来登记户口，所以户口册也称“版籍”。这一连串引申或许可以省略，但其间诸多知识点也会随之消失。这些内容似乎可有可无，但如果在课堂上讲授起来，再辅之以图形或动作，一定能引起初学者的兴趣，可以看作是雅中蕴含的俗趣。

另一方面是俗中蕴雅。如第三章“论版本”谈佳善之本的重要性，述明陆深《俨山外集》所记，有俗医叮嘱病人煎药时放“锡”，名医戴元礼恰好经过，感到很是诧异，便不耻下问追根求源，最后弄清是俗医读了劣本医书，“锡”字乃是“饧”字之误，也就是麦芽糖，非金属锡也。这既是一个笑话，同时又能郑重提醒初学者版本的重要——如果误读劣本，其甚者是有可能“害命”的。而同一章谈到清代版本学家顾广圻时，对其“书以弥古为弥善”的绝对化观点进行了批评，并引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对泥古者予以嘲讽。故事说王鼎臣嗜好宋版书，在昆山当知县时买到《孟子》一部，并经常以此夸耀于人。陈其元希望能见识一下，王鼎臣让人负书椟以出，打开之后又有个楠木匣，打开楠木匣才看到书：

书之纸墨亦古。所刊之笔划亦无异于今之监本。余问之曰：“读此可增长智慧乎？”曰：“不能。”“可校别本多记数行乎？”曰：“不能。”余笑：“然则不如仍读今监本之为愈耳，奚必费百倍之钱以购此耶？”王恚曰：“君非解人，岂可共君赏鉴。”急收之。

对宋本的过度追求，造成了藏书“以夸”的偏执，势必扭曲文献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古籍整理讲义》对此段文字的引述，适当地增加了文章的阅读趣味，但也是在谆谆嘱咐初学者，一定要建立通达而科学的版本观念，不能简单地佞宋或者泥古。

以上所述《古籍整理讲义》的“三个结合”，完全体现了教材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特点，而方之于全书的各篇文字，虽然并非每篇全部具备，但大都能夠契合上一两条。正是抓住了教材的这一“根本”，此书才能够多次重印。如今南开大学出版社又独具慧眼，将其收入“津沽名家文库（第一辑）”影印出版，亦足见其影响力之大和生命力之强。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城市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天津市口述史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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