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公颐与《中国古代逻辑史》

2019-01-08田立刚张晓芒

博览群书 2019年12期

田立刚张晓芒

20世紀80年代初，环境清幽、风景优美的南开大学校园里，每当早晨和午后，在马蹄湖和新开湖边，人们总能看到一位学者模样的老先生在优雅地散步。他身体健朗，精神矍铄，迈着缓慢而稳重的步履，穿过湖边梧桐树硕大树冠掩映的弯曲小路，走在大中路上，走在学校新建不久的教授楼间。他就是《先秦逻辑史》《中国中古逻辑史》和《中国近古逻辑史》的作者，年届八旬的我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教育家，时任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和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的温公颐教授。

温公颐先生生平及学术建树

温公颐先生，原名温寿链，1904年11月4日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温先生的祖、父辈均务农，岁入不足，他是依靠本村宗祠的补贴，才在家乡读完小学和中学的。1922年夏，温先生考入北京大学，成为当时龙岩县第一个国立大学的大学生。由于家境清寒，温先生靠当时龙岩县政府的资助才顺利进入北大学习。温公颐先生在大学本科三年级的时候，当时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的金岳霖先生受邀来北大讲授逻辑学课程，温先生跟随金岳霖先生系统学习了西方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知识与理论。

大学毕业后，温公颐先生接受北京大学之邀，担任校长室秘书兼文科预科讲师的工作，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讲师、教授等职。

1959年10月，温公颐先生调入南开大学，主持南开大学哲学系的重建工作。他先在政治经济学系担任教授兼副主任，并开始在南开讲授哲学、逻辑学和中国哲学史等课程。1962年秋，南开大学哲学系重建后，温先生担任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直到1987年8月退休。

温公颐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预科和哲学系读书期间，已广泛研读了中西著名哲学家的著作，这不仅为他以后对哲学的研究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使他形成了早期哲学思想的基本倾向。升入哲学系本科之后，温公颐先生又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哲学思想。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他深切地体会到中西哲学的互补性，认为只有融汇中西方哲学，才能达于对哲学之最高原理的整体性把握。他认为，中国哲学重在人伦日用，以伦理的求善为主，“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儒学正宗，也代表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哲学主干；而西方哲学在于求真，“哲学”一词之本义“爱智”乃是西方哲人追求的理想。因此，哲学研究不但在求善，也在求真，并在求真、善、美三位一体。哲学是对整个宇宙最高原理的探求，决不能满足于有形的物质世界，应穷极奥妙，潜心幽玄，以求直证真知，才是哲学家的职志。

1937年，温公颐先生总结他在北京的高校讲课的内容，把课程讲义编著出版了，即被定为当时“大学丛书”的《哲学概论》和《道德学》两部著作，其中所阐述的思想原理，正是本之于他的上述思想。

1949年以后，温公颐先生学术研究的中心转向了逻辑学领域。他积多年讲授逻辑学课程的经验，综合当时国内流行的几本苏联的逻辑学教科书，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生动事例，编著了《逻辑学》一书。该书于195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与好评。1959年《读书》杂志第6期曾载文评述道：“温公颐著的《逻辑学》一书，无论从体系上，或是从理论的阐述方面，都是比较完整、稳妥的。”此后，温公颐先生又结合工农业生产中逻辑方法的应用，写成了一本逻辑学通俗读物《类比推理在实践中的运用》，对推动逻辑知识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温公颐先生学术研究事业的中心集中到中国逻辑史领域。当时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与教学在逻辑学这个大学科中尚属薄弱环节。1979年，全国哲学规划会议在济南召开，会上把中国逻辑史列为“六五”计划重点科研项目，由中山大学杨沛荪先生、华南师范大学李匡武先生和南开大学温公颐先生共同主持完成。但后来由于杨、李两先生健康原因，该项目最终只能由温先生一人来承担。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温先生先后独立撰写完成了《先秦逻辑史》《中国中古逻辑史》和《中国近古逻辑史》三部重要学术专著，写作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粗略统计，在这一时期，温公颐先生撰写和主编的学术论著总计近200万字。由此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事业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使这一时期成为最能代表他的学术思想成就的时期。很难想象，一位患有严重眼疾的耄耋老人，能够不避寒暑，不辞辛劳，殚精竭虑地完成如此巨大工作量的学术建树。

治学观念和特点

温公颐先生在北大、南开等高校讲授哲学、逻辑学、道德学、中国哲学史和中国逻辑史等课程近七十年，并一直从事相关的学术理论研究工作。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实践中，他逐步形成了科学严谨的治学理念，并写过多篇论述治学观念、治学方法的文章。

在写作和讲授中国逻辑史的过程中，温先生结合教学与科研，写下了《治学三要》一文，其中讲到了做学问的三个“贵在”。

第一，贵有创见。

我国古代，百家争鸣，先哲各抒卓见，蔚为先秦的光辉灿烂时代。西哲尝谓哲学家为独立的思想家（Isolate thinker），康德以11年的思考写成他的巨著《纯粹理性批判》，其尤为著者。印哲言“见”（Darsana），益指能如实了知，契会中道之谓。东西古哲，所见皆同。

温先生认为，做学问犹如集众见而迈进真理之途，中西哲人的思想，各有所见，亦有所蔽，都是对真理的追求，我们要通过学习了解，对是非真伪做出独立的判断。所以，做学问不能人云亦云，必须提出自己的新见。

第二，贵得要旨。

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都是复杂的，我们必须拨云雾而抓要害。纲举目张，自可理出头绪。比如公孙龙，有人说是唯物的，有人说是唯心的，究竟哪个对呢？我们只要抓住他“且夫指固自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的话，就可证明指是先于物而存在，指先物后，当然是属于唯心论的。公孙龙虽也讲物，但他的物是由指变来的，这和唯物论者的物不同。有人问柏克莱：“你吃的是观念吗？穿的是观念吗？”柏克莱答道：“吃的、穿的自然都是物质的东西。”又如董仲舒是神学正名逻辑的主持者，但他有近似唯物派的名实观，那是为汉统治者讲赏罚用的，和他的主旨无关。

这就是说，对哲学家的基本观点要做综合分析，不能仅凭一两句话妄加评判。当然，贵得要旨是很高的学术要求和理论境界，只有在对哲学家的思想系统学习、全面领会、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因此，它也是判定一个学者学术理论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准。

第三，贵查原著。

温公颐先生提出：“治学不能只根据第二手资料，必须根据原著。”

温先生把学术研究的文献资料分为一手的和二手的。一手的资料，是指哲学家或思想家本人著作的原文，他认为一手资料是进行学术研究的主要的、基本的文献依据；二手的资料，即指关于思想家理论的研究性著作或者论文，它们在研究中只能起参考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只根据第二手资料，就有可能发生误解，甚至出现错误。

如某书讲墨子“兼爱”，为和“于路”君子辩难，实则《墨子》本文作“于故”。“于故”者为迂远无补实际之事。某书讲孟子“王馈金一百而不受”，实则《孟子》原文为“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这就不对了。昔顾亭林写《日知录》，喻为采铜于山以铸钱，这具有深长的意义。如果我们仅买旧钱充铸，自不免于粗恶之讥。为学亦犹是已。

温先生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为研究中国逻辑史的晚辈学者和他的学生们树立了榜样。

本书的思想体系和意义价值

《先秦逻辑史》于1982年完成，1983年出版；《中国中古逻辑史》于1986年初完成，1989年出版；《中国近古逻辑史》于1992年完成，1993年出版。三本书独立成册，各有特点，但思想内容密切相关，历史断代亦相互衔接。而这十年，正是国内学界中国逻辑史研究形成新的热潮的时期，温先生这三部中国逻辑史专著的出版，对推动国内中国逻辑史研究热潮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许多具有创建性的学术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一）《先秦逻辑史》

《先秦逻辑史》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其中上编包括了邓析、墨翟、惠施和公孙龙等辩者、墨辩逻辑（上、下），共五章。下编有孔子、孟子、稷下学派、荀子和韩非等人的逻辑思想，也包括五章。温公颐先生在该书前言中论述了书中涉及的四个重要问题，每个问题都包含了温先生的创新观点或看法。

第一，关于先秦逻辑史的地位问题。简言之，包括先秦逻辑到底有没有，以及先秦逻辑处于什么水平和地位这两个问题。近代以来，西方逻辑再次传入我国并引起较大反响。参照西方逻辑，对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问题，学界出现过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即先秦时期的名辩学说就是中国古代逻辑，以及先秦没有亚里士多德那样的逻辑的观点。温先生认为：

我国古代的一些逻辑学家并不像亚里士多德作了系统的思维规律与形式的研究，如果拿亚氏标准来衡量，也许很难说得上有。正如拿西方所谓哲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哲学就会得出中国古代只有伦理学、政治学，而没有西人之所谓哲学一样。

书中提出诸多论据，论证中国古代无逻辑的说法不仅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在学术上也是不可取的。关于先秦逻辑史的地位，温先生提出：

先秦逻辑史是我国逻辑史中最光辉灿烂的一页，也是世界逻辑史上最古的一颗宝贵的明珠。如果先秦逻辑史是发轫于邓析、奠基于墨翟的话，那么，它就比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还要早一百多年。先秦逻辑史在我国整个文化史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这样的观点，对当时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开展，无疑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第二，关于先秦逻辑史的对象范围和写法问题。温先生赞同狭义的范围与写法，即以逻辑思想的发展为主线，在必要时亦要讨论有关的哲学和历史文化背景问题。他提出：

逻辑史只能限于逻辑理论本身的发展，从而找出它的发展变化的规律。我本人同意狭义的写法。但对某一逻辑学家的理论和他的哲学密切相关时，就不得不略提他的哲学基础，不过重点还在逻辑本身，这就和哲学史的阐述区别开来了。

这就为全书研究论述的重点和内容的选取提出了统一的标准，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三，关于先秦逻辑史的体系。书中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要打破《汉书·艺文志》把先秦诸子划分为九流的旧说，不能简单地按照汉代学者对先秦学派的划分来依照时间次序论述先秦各思想家与各学派的逻辑思想。二是结合先秦逻辑思想发展的特点，把先秦时期出现的逻辑思想和逻辑理论分为辩者派与正名派两部分。《先秦逻辑史》一书的内容体系正是据此把全书分为两编的，与先前及之后的先秦逻辑史著作相比，在内容体系上是一个重大的创新。

第四，关于先秦伪书的看法。温先生认为，“要写好先秦逻辑史，还有一个对于伪书的看法问题。先秦逻辑史料的真伪考订是重要的，因为真实的逻辑史必须根据可靠的史料。”先秦诸子的著作，除《孔子》《孟子》《墨子》和《荀子》外，许多书都存在伪书或疑伪的问题。伪书是全伪，根本不是署名者的著作，或完全不是署名者的观点；疑伪是说书中部分观点不是署名者那个时代可能有的，其中的文字真伪混杂。先秦的《邓析子》《尹文子》，甚至《公孙龙子》都存在伪书或疑伪的争议。对此，温先生提出：

对所谓伪书，应有正确的看法，决不能一提伪书就予以全盘否定……我们应把一些所谓伪书的内容对照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考察，如果该书确实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情况，那它就有一定的价值。比如。《邓析子》中的《无厚》《转辞》的内容是反映春秋末期社会情况的。《尹文子》的“正形名”之说也反映战国中期的名辩情况，就不能认为纯属假造。除了用时代背景进行检证之外，还可参校先秦诸子的评述，如邓析的“两可”“两然”之说，荀子的《不苟》篇、《非十二子》篇、《儒效》篇中都提到，《吕氏春秋·离谓》篇也有论述，这也可供佐证。

温公颐先生的这种观点，为中国逻辑史写作中资料文献的选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准。

（二）《中国中古逻辑史》

《中国中古逻辑史》包括了中国逻辑史从秦汉之际到隋唐时代的发展内容，全书共分为以下12章。书中首先谈到《中国中古逻辑史》和《先秦逻辑史》的关系，肯定二者既有區别，又有联系。二者的区别在于，先秦时代百家争鸣，造就了正名派逻辑和辩者派逻辑在研究逻辑的目的、理论的中心等方面有着鲜明的分别；而秦汉之后，学派或人物的逻辑思想逐步演变为相对独立发展的单一模式，因而全书单独设章，不再采取分编的方法。但中古逻辑和先秦逻辑在逻辑史主题内容的发展上是一贯的、相通的，后世又有所继承和发展。如先秦逻辑中墨家讲推类，到《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则发展为“类固不必可推知”和“类不可必推”，先秦的正名和名实观，到东汉时代则限定为人伦品鉴中的名（名位、名份）和实（能力、德行）的讨论，等等。

其次，温公颐先生总结概括了中古逻辑的特点，包括中世纪化、复古化、笺注化、杂糅化等，并逐一做了分析论证，既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也包括了邏辑思想探讨内容方面的变化。

（三）《中国近古逻辑史》

《中国近古逻辑史》包括了从两宋时期到清代中国逻辑思想史发展的过程。温公颐先生总结梳理了这一时期逻辑思想发展的线索，从对科学实验和观察的注重，对唯心主义逻辑观的批判，对政治民主观的逻辑论证，对明末清初西方逻辑的传入和李之藻的《名理探》，以及清代诸子学的复兴等方面，展开叙述和论证，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

温公颐先生曾经对他的学生谈到他雷打不动地坚持每天两次散步的目的，除了在紧张的教学与管理工作之余，放松身心和思考问题，更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以保持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来完成他所承担的重点科研项目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任务。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那时的温先生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眼睛也只有微弱的视力，而且患有较严重的帕金森病，写作时手会不停地颤抖，他抱着病残之躯，在此后的近十年时间里潜心研究，辛苦著述，最终完成了这三本近80万字的逻辑史巨著。他为我国中国逻辑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当代中国逻辑史研究形成新的热潮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都是重大的学术成就和理论贡献。

（作者简介：田立刚，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晓芒，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