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某深

中国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最伟大运动的舞台……它所承诺要做到的事情是让这个最古老、人口最多和最保守的帝国得以彻底振兴……

中国是一个具有无穷精力之民族的故乡，它如今之伟大和未来之繁荣都足以令人仰慕不已……

只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民就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据一个主要的位置……

这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预言。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尚处于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之时，有个美国人却预言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振兴。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读到这段话时，依然不免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不得不佩服他天才的预见。这些话出自丁韪良。

丁韪良（1827-1916），字德三，号冠西。英文名为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直译为威廉·亚历山大·帕森斯·马丁。显然，其中文名字韪良是William 的音译，丁是Martin后半部分的音译。他是美国传教士，从1849年年底受美国长老会委派来华传教，至1916年病逝于北京，在华生活时间长达62年之久（中间有四年不在中国）。他从1869年11月26日出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到1894年因健康原因辞去这一职位，长达25年。担任同文馆总教习后，他按照西方的模式对同文馆进行了“逐步，但是彻底的改造”，他一改前期课程主要是中文和外文的模式，增添了许多自然科学的课程，使同文馆初具新教育的特点，成为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肇端。后又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光绪六年（1880），丁韪良向总理衙门请假回国探亲，得到允准，并嘱咐他顺便考察各国的学术和学业，提交一份考察报告。于是他从1880年3月23日启程，至1882年3月18日销假回京，历时近两年，遍游了日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回来后用中文写了部《西学考略》，向总理衙门汇报。

《西学考略》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录其各国考察经过，下卷对世界教育发展作了总体介绍。

作者考察的第一站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最突出的印象是重视教育，學校林立，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新式学校比比皆是。与此同时，创办大学，聘请西方人担任教习，发展本国的高等教育：

向者日本屡经遣人游学西方，今则易辙改弦，振兴本国学业，新建太学延聘西人以教习之，其生徒计五百馀人，皆由众学造诣已精进者拔之以入太学也，其课与同文馆大同小异。

“太学”指东京大学，1877年创办，是日本第一所国立大学。

至于交通、邮电事业的发展，更令人刮目相看：

若以大势而论，则群岛莫不连以电线，其轮船、邮政局等亦称繁庶，城邑郊野无不设立学校以振兴格致（即科学，下同）、测算等艺，以强弱而论，则较咸丰九年余初至之时殆不可同日而语也。

咸丰九年为1859年，距作者此次到日本时隔21年，变化不可谓不大。为何日本锐意革新，作者认为，日本“改旧更新之意，不免有畏惧之隐情，彼知中国兴船政，修武备，在己若无备敌之具，实恐祸之将临，是日本所惧者不仅在俄之一国也”。这实际上是在提醒和警告中国，警惕和防范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可惜没有受到中国朝野的高度重视。

在美国，和戚友叙旧，尽享天伦之乐之余，他考察了西点军校等著名学府，这些名校各有特色，“论格致之学以杨湖金书院（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先，论律法之学以哥伦书院（即哥伦比亚大学）为最，至文艺各学诸臻美备莫如雅礼（即耶鲁大学）、哈法（即哈佛大学）两书院”。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这几所大学的特色，依然不能不赞同丁韪良当年的概括。

他拜访了发明大王爱迪生：

异日至门罗园拜格致家哀公狄孙者，门外有地数十亩，行行排列，木柱上挂玻璃罩，盖为试验电气灯也。据云新创此灯，经验极灵，法亦甚善，惟其价较贵，缘须炭条以代灯草，电过即能发光而不被焚，奈炭质渐渐消磨仅供数时之用，若以竹烧之必能持久，但敝地苦无佳产，须由日本购买。旋询中华之竹其种与价格若何，余应之曰，各种俱备，价亦较廉，伊云今年拟即遣人前往购买云。

这可能是中文文献中对爱迪生发明电灯最早最全面的介绍。门罗园在新泽西州，从这段文字可见爱迪生的工作环境及发明电灯之波折：电灯丝原用灯草，但容易被烧毁；改用炭条代替灯草，又只能用几小时；于是想到用竹条代替炭条，但美国“苦无佳产”，只得从日本和中国购买。

书中还记载了爱迪生发明的传音机、微声机、微热机、录音机，记录了其形状、工作原理及实用价值。在介绍录音机时，他还引证了一条中文材料作为参考：

查《子不语》一书内载江秀才置一竹筒，中用玻璃为盖，有钥开之，开则向筒说数千言，言毕即闭，传千里内，人开筒侧耳，其容宛在，如面谈也，其意与哀公所造相同，但其法未传于世，惜哉！

《子不语》是清朝中叶著名文学家袁枚撰写的一部笔记小品，共二十四卷，多记述奇闻异事。引证《子不语》的材料，一方面说明作者不愧是“中国通”，对中国典籍非常熟悉，另一方面也迎合了封建士大夫万事万物中国“古已有之”的虚荣心理。并且也昭示人们，如何看待古代那些记载奇闻异事的著作，从中发掘有价值的资料。

在法国，他参观了卢浮宫（路斐尔宫）、巴黎观象台、阿佳底密书院。“阿佳底密”是什么？因文中提及如同中国的翰林院，笔者于是恍然大悟，是不是法国的科学院？再查法国科学院资料，是由法国首相黎塞留创立。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的头一个字母音译，不正是“阿佳底密”吗？他将法国科学院的院士称为学士，有时也称为翰林。他比较了中国和法国选拔“翰林”的不同：“中华由贡士朝考殿试而定，法国由本院众学士详稽士子平日著作以判去取，故中华翰林多出于英年秀士，而法国翰林则得之老宿名儒。”他还说“德、英、俄三国均有文艺院（即阿佳底密），皆仿法制而设”，这恐怕是关于西方院士制度的最早介绍。书中还绘声绘色地记载了院士、诗人雨果（作者称为“诗翁虎哥”）八十寿辰的盛况，因文字较长，不具引。

在德国，作者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参观了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特别介绍柏林大学“为国君旧宫，因新宫造成，乃赏为太学，足见崇尚文教之意”。按柏林大学创办于普鲁士被拿破仑打败后的1809年，当时普鲁士还在向法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普鲁士国王拿出了最后一点家底，并把豪华的王子宫捐献出来作为大学校舍。接下来作者写道：“查布国（普鲁士）二百年前曾为诸侯小邦，因从路德新教，讲求新民，首以建学校为急务，继而称王，其国渐强而终成帝业焉。”将普鲁士大办教育而强盛的历史经验提供给积贫积弱的清王朝借鉴和参考，颇值得玩味。只是他的良苦用心被清王朝当作耳边风，最高统治者照常过着纸醉金迷、穷奢极欲的生活却不愿意拿钱出来办教育，甚至挪用海军经费大造圆明园以满足一己的享受，到清王朝真正开始重视教育，已是庚子惨败之后的新政时期了！

在英国，作者游览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阿碑），访问了牛津大学（鄂斯甫）和剑桥大学（干毕治），扼要介绍了这二所大学的悠久历史以及办学特色。

在瑞士，日内瓦湖和童女山、太白山风光令他留连忘返，饱览了湖光山色。他介绍瑞士制造业以“钟表、乐器为大宗”。瑞士是个中立国，首都日内瓦（冉城）“三面环列强邻，地无险阻，民鲜战功，而能屹然不被外侮侵凌者，不恃以武功，实赖乎文德也”。“盖居官者执公法以理交涉”，“恃公法以自立”，将瑞士不受列强欺侮侵略的原因归结为讲求国际公法。书中还介绍了红十字会成立始末：

红字会救济被伤兵丁之事，本由同仁会而出，咸丰九年（1859）奥、法相战，有瑞国医士杜南者归自战场，将目睹情形向会中述之曰：被伤兵丁数万，军营医士照料不及，卧地被露所浸以致溃烂而死。会友闻之，莫不感伤，于是议设另会，专为救济被伤之事，以红十字为记，名为红字会，转告各国，各遣使会议章程。

这可能是中文文獻中对红十字会的最早记载。尤其是他指明了红十字会之成立，与瑞士早已存在的同仁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研究国际组织和慈善机构的学者们注意。

在意大利，他踏访了众多的名胜古迹，介绍了比萨斜塔、庞贝古城、罗马古戏园、彼得罗教堂、维苏威火山、伽利略、罗马教皇，还将伦敦、罗马、巴黎作了一番比较。其后从意大利那柏里乘坐法国轮船途经新加坡回到中国。

作者的中文功底深厚，文笔非常出色，且看其关于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描写：

水从崇岩陡然下注，有十五丈之高，喷珠溅玉，瀑布飞腾，澎湃之声，远闻数里，阴则雾气迷漫，路难辨认，晴则虹桥垂照，色映迷离，倚石壁入水帘后，而观者负石面水震耳迅雷，但觉地为之憾，然实无危险可虞也。

类似的景物描写比比皆是，即使与最负盛名的晚明小品文相比，也毫不逊色。

作者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西学东渐方面著译甚丰，除这本书外，丁韪良1864年翻译出版《万国公法》，是国际法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此后他又翻译出版了《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陆地战役新选》等书，其翻译介绍近代国际法著作入中国最早最多。不仅如此，他还在1884年出版《中国古代万国公法》一书，认为国际法的基本观念最早萌芽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他最早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入中国，1880年，同文馆印书局出版了丁韪良翻译的《富国策》，书中介绍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的经济学理论，还说这些理论“为西国之新学，近代最重之，其义在使民足衣足食矣”；在科学方面，他编纂了《格物入门》《增订格物入门》《格物测算》等中国最早介绍力学、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化学、测算举隅等数理化学科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在东学西渐——即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过程中他居功至伟。他是当时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是最早向西方，特别是美国，介绍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学者之一。其代表作《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分为五卷，分别从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学、宗教、哲学、教育、外交等几个领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进行了阐述。书中在赞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教育制度中的弊端是应试教育，科举取士使中国过于注重文章：“十年寒窗的目标，整个教育制度的成果就是‘文章……这种作文耗费紧张而无用的大量精力。（该书第四卷 中国的教育）。”这些精辟见解来自于丁韪良对中国教育的细致观察和亲身体验。早在1868年，他就指出儒家教育的缺陷是“文字代表一切，而科学没有丝毫地位，人们把精力花在提高文字功夫而不是研究事物，重视继承而忽视创造力”。他嘲笑总理衙门的官员“在文学上是成人，在科学上还是孩提”（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P253，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因此，他在《西学考略·自序》中向总理衙门提出的一个重要建议就是在科举考试中增加科学的内容，于各省会城市设立“格致书院”。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教育的深刻洞察和真知灼见。

（作者为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