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殿霞

关键词资本金融权力体系 金融化 金融创新 权力 时间

进入21世纪，人类生存世界逐渐呈现出金融化的特征，最多的财富积聚在金融领域，最大的财富形式变化在金融体系，最大化激活人类欲望在金融的不断创新。由此可见，金融已绝不是一个学科、一个部门、一个领域的特殊事情，而是整个人类生存世界的根本问题。金融如此强大的权力从何而来？这种权力的“细胞形式”是什么？这种权力运行的深层机理如何？一系列深层追问预示着对金融领域的权力做一次“显微解剖学”的深层检查已势在必行。

一、时间生产：价值凝结与权力集聚

如果在价值创造与实现过程中考察权力的生成与组合变化，那么，权力的最小单位就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这种劳动等同于其他任何一种劳动，因为一件商品的价值形式“不再是只同另一种个别商品发生社会关系，而是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这种与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的社会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生命时间的消耗而凝结成的价值形式，从本质上说是人与人的生命关系，这种生命关系在马克思那里被称为“抽象劳动时间”，这种由抽象劳动时间凝结并转化而来的权力可以在市场交换中得到提取和集中。

1.权力的生成与抽象劳动时间

全球化使人类越来越趋向于整体主义的命运共同体。如果给这一共同体做一个生物学的深层检查，首先需从生物学基因查起。人类社会的生物学基因来自人的劳动，人只有在劳动中才体现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工业革命以来的分工發展到现在，已经越来越精致，越来越细化。在现代分工条件下人的社会劳动不可能是全面的，只能是某个链条上细小的环节之一。这样，经济社会便反转为人与人通过生产、交换而相互养活的生命活动过程，产生了用生命活动养活他人生命的社会过程的内在联系，因为人只要生活就必然进行交换。交换过程得以实现的核心在于交换价值的考量，交换价值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就是商品同商品的交换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对象性”，这个商品“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这种对象性与可感觉的对象性相反。从交换价值出发，马克思才探索到隐藏在商品之中的商品价值，也就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才有了作为前提条件而存在的价值。“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这里作为价值凝结的劳动时间就是生命的消耗过程，也就是时间的生产过程。这种深层的通过时间生产结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在表面上以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时，就出现了权力——甲生产的时间（商品中凝结的价值）让渡给乙的同时，甲拥有向乙索取同样时间的权力。商品交换的核心机密就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权力生成的最小单位是在总劳动中用人的生命时间计算的劳动价值，即抽象劳动时间，这里，时间的生产转为权力的生成。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时间不是自然立法时间，而是指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时间，是属人的、能动的历史时间，它是一个关系性实体，是劳动产品中“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商品的价值来自于供人们交换的商品共有的社会实体结晶，即商品生产过程中消耗的人类劳动力的积累。“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这个劳动量（即价值量）的计算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难题，“抽象劳动”是马克思所独有的总体性抽象，是全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总体性抽象，劳动时间在这里是指抽象的劳动时间，历史化的总劳动时间，即历史时间。历史时间是人类自我意识的精神抽象，心灵发生论的宇宙观首先来自于历史哲学的运作，实际上是人类自我意识的精神抽象，也就是人类把自然的立法时间转换为人的能动的历史时间，是对自然立法时间的超越、叠加和重组。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就在于对历史时间的发现与把握。劳动价值不断得到物化并融入自然界中，自然界成了人化的自然界，即自然的历史化过程，这样，劳动就无法区别了，它只有用总体性抽象法才能加以把握，即马克思的社会总劳动概念。商品中凝结的劳动是社会总体的人的劳动的具体表现，形成一个总体性的实体。这个抽象不是名词，是一个实体，是全社会人的劳动，这个实体性抽象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价值是社会关系的实体，这种劳动的职能将人与人联系成为一个关系性实体。所以，价值的凝结过程便是这个抽象劳动时间的生产过程，即时间生产，也就是权力的生成过程。

2.货币对权力的提取与放大

首先，在价值交换、商品流通中，货币通过“社会独占权”进行权力的提取。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而且正是分工使人类产生以物的依赖为前提的人的自由，这种依赖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互相依赖。一方面，商品交换是需要体系的必然要求，“在任何情形下，在商品市场上，只是商品占有者与商品占有者相对立，他们彼此行使的权力只是他们商品的权力。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它使商品占有者互相依赖，因为他们双方都没有他们自己需要的物品，而有别人需要的物品。”另一方面，商品的交换是价值交换过程，同时又是权力的索取过程，而且，这种索取是一种“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这个“狂想”就是商品所有者的索取权，这个商品，与商品交换可以得到商品，与货币交换可以得到货币。马克思和李嘉图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货币的本质和来源。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交换过程中产生货币，货币的本质就是权力，它来源于劳动价值。“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成的，所以，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这就是货币具有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社会职能的社会独占权。货币的出现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它为交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极大地推进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一步讲，货币产生于交换过程并使原始物物交换时的买和卖发生分离，卖的活动就是把价值提取出来，把本来隐藏在商品当中的抽象劳动时间通过货币体制、市场价格体制提取出来，成为货币，这个货币负载着商品的价值，是商品本身具有的权力的体现，它本身没有价值，只是价值的符号体现，即抽象劳动时间的体现。这样，卖的过程就是提取权力的过程，买的过程就是使用权力的过程。货币是提取出来的权力，权力来自时间生产，即抽象劳动时间的凝结。

其次，权力一旦通过货币从买卖过程中提取出来，它就拥有自由行走与集中的特权。进一步考察货币，发现它不仅使买和卖分离，而且能在买卖之间自由行走。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自由行走于商品之间，它不仅不影响商品的价值与价格，而且某种程度上，它只是价值或价格的表现形式，与价值或价格的内容无涉。“商品的价值在商品进入流通以前就表现为商品价格，因此它是流通的前提，不是流通的结果。”货币只是在买卖之间自由行走的过程中将这种价值提取出来。进一步，货币的集中就是权力的集中。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等价物，它不仅可以在买卖过程中提取权力，而且可以将这种权力加以集中。“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货币具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对抽象劳动时间，即价值进行无差别的积累，而且这种积累是一种私人活动。货币作为提取出来的权力，经过不断积累并再一次集中回到流通之中时，它所负载的权力也就得到了集中，更重要的是集中的权力也就是放大的权力。但是，权力的变化绝不可能发生在货币本身，而在于货币的流通。“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这个货币本身上，因为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实现它所购买或所支付的商品的价格，而它如果停滞在自己原来的形式上，它就凝固为价值量不变的化石了。”不难发现：货币的集中是权力的集中，这种集中的权力再回到流通中可以實现权力的放大，而且这种权力的放大必须在流通之中。货币正是在对权力的这种放大过程中转化为资本。

如此，货币在流通过程中一方面组织了人们的社会生活、物质生活，这就相当于DNA把一个个氨基酸组织成为蛋白质一样，形成物质生产系统、物质生活系统，呈现为货币化生存世界;另一方面，货币自身通过积累而转化为资本，这一转化的魅力不仅在于权力的集中，更在于权力的放大。“如果撇开商品流通的物质内容，撇开各种使用价值的交换，只考察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经济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货币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产物。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然而，为了认识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不必回顾资本产生的历史。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这种每天重演的过程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化的过程，货币一旦羽化为资本，它就具备了自行增殖的能力。总之，货币的神奇之处不仅在于对权力的提取，更在于对权力的放大。

3.金融领域的时间集聚与金融权力的存在论追问

在这个财富比过去极大丰富，工人的收入、地位得到相对改善的21世纪，人们遵循西方经济学的价值指向，主要关注财富的分配问题，已经很少有人再像当年的马克思那样思考财富的来源问题了，尤其是资本金融的高度发展，已经将财富的来源问题深深地遮蔽起来。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已然成为支配全社会的最强力量和最高权力，它锁定了当今社会的所有财富，成为实体经济的生命线。资本金融权力体系是如何获得如此之高的权力呢？处在经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其内部发生了怎样的权力变化呢？对这些问题的追问自然把我们引向了对资本金融化的思考。在本质上，当今社会的所有财富都来自于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时间的凝结，这些时间蓄积于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之中形成权力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首先是金融创新的结果。金融化是集聚起来的抽象劳动时间从存量向流量的转化，是权力的进一步汇聚。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不仅吮吸全社会的冗余，而且对所有财富进行再分配。一切财富跑到里面去，出来时还是财富，但是，它的所有权、使用权却发生了变化。“在为卖而买的过程中，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都是交换价值，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这一过程的秘密在于“直接的为卖而买”，专门从事流通的金融资本在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中以实体经济难以想象的速度完成着为卖而买的过程，而这种运动的结果是代表财富的货币在极少数人手中集聚，即权力在蓄水池中向少数人集聚。权力的蓄水池是金融领域价值分割的秘密所在。

资本的本性在于获取剩余，那么金融领域的剩余从哪里获取呢？表面上看，金融资本与最初的重商主义者描绘的并无二致，权力看上去来自资本的流通过程，或者说产生于资本的流通领域。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分析，价值以货币形式在买和卖的交替中不断改变着自己的量，看上去它真是自行增殖的，并似乎获得了一种可以自行增殖的“会产仔”的奇能，因为“它一旦成为资本，一旦生了儿子，并由于有了儿子而生了父亲，二者的区别又马上消失，合为一体。……因此，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它离开流通，又进人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扩大以后又从流通中返回来，并且不断重新开始同样的循环。G-G，生出货币的货币。”今天的金融领域的流通从表面上看与马克思当年的描述如此一致，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价值的创造在生产领域，金融领域是一个衡量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从事生产的劳动并不产生实体的增量，那么权力何以能放大？为什么人们都愿意把财富投入到金融领域，而且能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呢？让人们趋之若鹜的魔力又到底从何而来？

二、时间生产与金融创新的内生机制

货币转化为资本，在实体经济中必须根据商品生产与流通规律加以说明，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在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之中，作为金融资本的货币，必须重点放在流通中考察。“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资本的幼虫如何长成金融资本并实现蝶变？这一蝶变如何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之中呢？

1.金融的强大魅力在于激活未来时间

按照马克思“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一般认为，单纯的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不创造价值。但是无论是纽约的华尔街、上海的陆家嘴，还是其他任何国家的任何金融中心，总是聚集着无数世界顶尖的精英人才，林立着统领全国、甚至统领全球的金融机构。每个国家都有国家级的金融研发、管理、监督部门。那么，这些部门的精英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马克思在生产性劳动和流通性劳动的分析过程中把二者与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相对应，其中价值创造源自生产性劳动，价值实现源自流通性劳动。那么单纯金融领域的劳动属于哪一种呢？

金融领域的流通与生产。金融领域汇聚的都是死劳动，但是它可以激活人们对活劳动的预期，即它通过精神创意，激活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人们之所以购买金融产品，是因为它带给人们一个获利的预期，这个未来的收益通过金融领域获得，但是它并不来自金融领域，因为这种预期是面向未来的，即对未来实体经济可能创造的价值的预期。人们反复交易，在交易的现象里会忘却价值（未来的预期）的真正来源，但忘却不等于不存在。金融领域创造的经济空间就单纯的金融领域来说，首先是供过去积累的所有财富（死劳动）进行流通和流转;其次是供未来活劳动流通和流转，即激活并预支未来活劳动，它面向未来。这样，过去的死劳动与未来的活劳动就自然而然地交织在一起，不分彼此。金融领域的流通性劳动是实现价值的过程，但是不单单是实现过去的劳动价值，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把过去的价值和未来的价值汇聚在金融空间之中进行组合并加以实现，金融的强大魅力也正在于此。

今天的资本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虽然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变化，但是资本概念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向。如果说马克思考察的主要对象是资本对活劳动的占有，那么今天我们考察的对象应该是资本通过对未来的激活而对活劳动和死劳动一起占有，这里的活劳动更多地是未来可能出现的劳动，亦或是根本不会出现的虚幻的劳动。21世纪资本的关键在于通过激活未来，以未来为中介而实现对过去时间的重新分配和现在时间（活勞动）的占有。那么资本如何实现这一过程呢？为什么说资本是以未来为中介呢？

2.金融创新与未来时间的无限性

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之所以繁荣，人类生存世界之所以金融化，首先是有了时间，即财富的积累，时间在精神创意作用下无限绵延。金融通过各种产品及其衍生品一次又一次地激活未来时间，时间就是价值，价值就是权力，在这个未来时间里，所有人的激情、任性、私欲尽情地活跃着。同时，资本的逐利性是金融创新的内在动因，马克思指出，“这种欲望本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这种不可遏止的追逐利润的狂热，这种对可诅咒的金的欲望，始终左右着资本家。”所有的技术进步、制度约束、货币因素、财富增长等金融创新的外部条件，都是围绕着这一内在动因起作用。一种神秘力量不断提醒着、刺激着、敦促着那些精英们创造更完善的、更精准的、更有效的、更有回报的，如契约、机制、产品、衍生品等，这会导致未来时间的不断绵延。在金融领域中，金融创新的无限性带动未来时间的无限性，反过来，时间的无限绵延又刺激创新进一步推进，二者之间形成正反馈过程。

金融领域的创造性劳动是激活欲望，欲望驱动过去的死劳动“生出”未来的活劳动，当然这只是一种预期，至于到底有没有这个活劳动，就要看金融的叙事、包装和运行的机制了。金融领域属于流通领域，金融领域的劳动总体上分为两类：一是流通领域的创造性劳动，即生产劳动，流通性劳动中具有生产性质的劳动——生产价值实现与权力重组的空间;二是流通领域的纯粹流通性劳动，即非生产劳动，流通性劳动快速行进于空间之中，进行财富再分配——充盈空间并实现权力重组。这个创造性劳动生产的是可供金融资本进行G-G（G+△G）流通的经济空间，金融创新的无限性在于未来时间的无限性，在于对未来时间激活的无限性。如果单纯的金融领域有增量，那么这个增量就是未来，即对未来时间的无限想象、叙事、激活与预支。未来时间真的可以预支吗？是什么力量让这个时空如此具有无限性、如此扩张呢？

3.金融创新导致资本权力分割剩余模式的变化

金融创新使时间具有无限性，并使权力具有集聚的可能。金融创新分为自然物理层面的创新和社会层面的创新两方面，这里的金融创新是指各种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的设计与开发，即创造供金融资本执行G-G的流通过程所经由的程序空间。这一金融创新的显著后果就是使资本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深刻转变而显现出金融化的时代特征。近年来，有关金融创新导致资本权力变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非《21世纪资本论》莫属，书中最具争议的焦点之一莫过于资本的概念，作者皮凯蒂在给资本下定义时声称“我这里使用的‘资本与‘财富含义完全一样，两个词可以相互替换”，即他将资本等同于财富，这一概念虽然遭到很多学者的诟病，甚至否定，但事实上，这一资本概念的内涵恰恰极其准确地体现了21世纪资本金融化的现实。从皮凯蒂回溯到马克思，不难发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以产业资本为主导的时代，《资本论》的元叙事是通过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而展开的。马克思的资本总公式是G-W=A+Pm…P…W（W+w）-G（G+AG）。如果把皮凯蒂著作中的资本运行模式归结为一个资本总公式的话，这个公式显然就是G-G（G+AG），这正是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生资本”的运行模式。从马克思到皮凯蒂，资本的本质没有变，都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都是能生钱的母钱，但是21世纪的资本似乎是从实体经济的肉身中脱域而出，变为了实体经济的灵魂，它外在于实体经济而存在。这是金融资本通过一切价值进入流通领域的真实表现，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时间统统汇人21世纪这个由精英们打造的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之中。金融资本很大程度上不再需要参与到生产资本、流通资本的活动中去了，它自身就既是“生产资本”，又是“流通资本”了，因为它既能生产出各种金融产品，又能通过所有权的让渡而获取利润。金融创新使所有时间融人G-G运行之中的同时，又使分散在各处的资本权力集中于同一个场域而发生权力集中和集聚。

三、金融化：以未来时间为中介的权力再提取

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在不断创新过程中激活未来时间，从而吮吸过去的时间，并且将时间与空间加以叠加、融合，形成一个强大的权力运作场域，21世纪的资本之所以如此任性，资本收益率之所以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就在于金融场域的权力运作机制，在于资本总体性的本质属性。一切财富的东西都吸人这一机器，出来的还是财富，但是它所负载的权力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问题出现了：资本总公式G-G（G+AG）中的△G从何而来呢？如果是未来时间，那么这个未来时间可以预支吗？

1.金融的权力在于历史时间的重组与聚合

金融领域的创造性劳动生产的是可供金融资本进行G-G（G+AG）流通的经济空间，金融创新的无限可能性在于对未来想象的无限可能性。如果单纯的金融领域有增量，那么这个增量就是未来，即对未来时间的激活与预支。金融领域聚集的庞大财富体量不能从金融系统中产生，又不能不从金融系统中产生。那么，强大的金融权力到底从何而来呢？它必须既在金融系统中又不在金融系统中产生。秘密就在于金融领域创造了流动性，而这里流通的有未来。财富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实体经济，是劳动时间的集聚，但是经过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运作，它的所有权发生了变化。21世纪资本概念的内涵在于过去积累的财富由存量转化为流量而汇入资本金融权力体系，未来可能的财富通过金融的手段被激活并汇入金融领域，所有的财富在这里加以重组。马克思时代的产业资本演变成了皮凯蒂笔下金融化的资本，货币资本的幼虫蝶变了，而且这一蝶变就在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中，然而，它又不在这一体系中，这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主要是以时间来衡量，皮凯蒂的资本主要是以空间来衡量;马克思《资本论》的重点在于如何创造价值、实现价值，而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重点是如何分割价值，即死劳动通过在经济空间中的流动而分割价值。金融领域的生产性劳动正是通过空间生产激活了未来，从而让过去积累的价值与未来可能的价值（一切可能的财富）全部汇人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之中，当所有的财富经由产权、杠杆、理性、任性、欲望等器官的消化、排列、组合，再一次回到产权概念时，就如同一个圆锥体自下而上经过一层一层的切割，到最后只剩一个点的概念，这就是1%的现象的必然性——即1%的人掌握几乎99%的社会财富。这期间不乏欲望的贪婪、理性的狡计、机运的不确定……但归根结底，1%的问题，是欲望与理性交织、互动的结果，是人类精神性劳动借助现代化的信息与设备，不仅汇聚了过去的所有财富，而且激活了未来可能的一切财富，正是这个创造经济空间的理性与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欲望之间的交织，使原有的财富发生了所有权的重组。资本的幼虫就是在这个金融加工机内部发生了蝶变，21世纪的资本集聚史无前例。

2.以未来时间为中介的权力再提取

以未来时间为中介的权力再分配是资本权力再提取在金融化时代的新功能。资本金融权力体系通过已有的和不断生产的空间（金融产品、金融杠杆等）而不断激活未来的时间，并以未来的时间为中介而操控过去和现在的时间，从而定义整个生存世界：一是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经由空间操控着全时空（过去、现在、未来），即，要么通过过去博取未来，要么通过未来博取现在，要么通过过去经由未来博取现在;二是金融对未来时间的不断激活，注定它具有无限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三是金融对人类生存世界的全方位定义，它已侵蚀了人的精神世界，指导人们做出金融理性的判断。说到底，金融就是人们不断生产空间并通过空间把握历史时间，尤其是未来的时间。

前面全时空金融场域的“显微解剖学”层面上的逻辑理路决定了宏观上的整体现象，资本金融化对人类生存世界至少带来三方面的影响：一是金融化使利润分割模式发生变化从而使投资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主导性行为，并以此改变了原有的资源配置形式，从而导致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是个人的投资理财、日常生活、情绪情感等不仅与金融密切相关，而且深深地被金融加以激活和推进，金融市场的波动曲线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情绪、情感的晴雨表，对投资理财的价值偏好使现代人逐渐被内化为金融终端化的存在;三是金融化的迅速推进已不只是单纯经济领域或金融领域的课题，它作为经济领域的实体性产物反过来全面支配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防等领域的相关制度设计与运作。这些宏观层面的权力结构变化的深层原因在于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中的金融创新及其无限性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金融的实力就是国家的实力，而金融的实力一方面来自于实体经济的体量，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来自于金融创新，亦或称之为资本金融化的程度及其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

产业资本主要在流通中实现价值，价值的实现依托时间的考量;金融资本主要在空间转移中分割价值，价值实现依托空间的考量。经济的增量永远只能来自实体经济，金融领域聚集的所有财富都来自实体经济，金融领域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权力就在于它激活了未来时间，并以未来时间为中介实现对时间的集聚与重组。金融领域的魅力在于通过不断地创新而激活未来时间，而且金融创新的无限性决定了未来时间的无限性，也即金融资本权力的无限扩张能力，金融化世界就是在这种时间与权力的同构中不断生成。“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四、小结

《逻辑学》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逻辑证明，《资本论》是马克思资本的逻辑证明，21世纪金融化世界诉求着金融的逻辑证明，对时间与权力的同构及其时间的显微解剖学考察至少为我们认识金融的逻辑提供了一个微观层面的研究视角，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键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腦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今天，金融化世界作为对象化存在，它是人的手辅助人的脑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人自己“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动物式的‘自然人被历史化的‘现实的人所替代，感性的人被生产关系的人、从事历史实践变革的人所替代。”人类生存世界通过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形成一个总体性的价值实体——金融化的世界，资本金融权力体系是这个价值实体实现整体性的具体过程与表现形式，人们为这个实体永无止境地倾注生命力，最终成为这一实体的对象化存在，并成为这一实体的对立物，人类在这个总体性的价值实体的权力面前正经历着越来越充满对抗性的考验，在这种对抗过程中，人类越来越趋向于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