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承雍

西汉中期是古隶向成熟汉隶的演变时期。其体势逐渐趋向长方形，横画行笔先昂后沉再挑起作尖锋而呈波状，撇与捺相背而分张，也作尖锋挑起。这种特点虽然还只初具形态，但其變化是很明显的，作为隶书的波磔之态似与东汉隶书大体相同。大量的简牍材料证明，这时的隶书不仅同篆书毫无相通之处，就是同云梦秦简上的早期隶书比较，也相去甚远。以武威简本《仪礼》上的隶书为例，线条圆劲流畅，结体方扁自然，用笔技巧成熟而有规律，转折处方圆并施，以方笔为多，横、撇、捺等笔画都具有明显的挑脚。又如武帝太始三年（前94）简（《流沙坠简》）已具波挑之势，字迹较工;昭帝元凤元年（前80）简（《居延汉简甲编》159）更是波磔仰俯，结构疏朗，布白自然有致;宣帝本始三年（前71）简（《居延汉简甲编》666），纵行整齐而字迹大小参差错落，于规格中有自然逸趣;宣帝元康四年（前62）简（《居延汉简甲编》95A）波挑披拂，字迹工丽。上述这些特征足以说明，最迟在汉代中期已有了十分成熟的汉隶。这种书体肯定经过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如果说西汉初期的隶书还来源于秦统一全国前后的大、小篆，那么这时已基本脱离了篆势，日趋波磔分明而定型了。这一时期汉简上的隶书风格，朴实、自由、奔放，从线条形态到结体特征，既有明显的规律可循，又富于变化。这些墨迹，并非出自庙堂，而是当时的下层书吏或普通知识分子抄写的文书，从中可以分辨出许多不同面貌的书写风格，其率意而为和熟练程度，不仅说明这就是当时社会的通行书体，更向我们展示了汉代书法艺术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普遍的文化水平。

元、成、哀、孺子婴时的西汉晚期，汉隶的艺术风格更是有所增益和发展。体势由长方变为扁方，撇、捺相背而开张之势更加强烈，因之波势也非常明显，特别是新莽时期的书法愈加成熟，像天凤元年（14）《从屯》简，宛如东汉的《礼器碑》，瘦劲如铁，端庄秀逸。这一时期简牍中的隶书，洋洋大观，有的自然无华，有的劲健舒展，有的秀逸洒脱，有的气势雄浑，有的规正谨严，像颗颗璀璨的明珠嵌汇在竹木简册之上。

当然，因地域文化的不同，南北两地出土的简牍书风，有着显著的差异。如马王堆汉简、江陵汉简以及银雀山的部分竹简，在形体上既趋于篆书结构，又融进了隶书的方折笔意，运笔圆润，严谨规整，表现出南方安逸秀丽的格调，包蕴着极为丰富的“南国”秀美型的浪漫思想。其原因除墓主人的身份外，最主要的是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对文字使用的频率不同。楚文化中对于“内美”“昭质”“芳华”的向往和对于生命、青春、韶光的追求，都贯穿在竹简的墨迹中。而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敦煌汉简以及青海大通汉简则具有出锋峻落，行笔大度雄放，不板滞、不做作、恣意写就的西北边塞风貌。其原因固然有雄兵驻扎河西，戎马倥偬的年代哪有闲情逸致对每个字做认真推敲，然而信手写来的率意之作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技法各异，风格多样，势必显示出书写者的精神和气质。这大概不是当时普通官兵所书的墨迹，而是投笔从戎、立功塞外的文化人所写，他们悲壮情感的流露和民族激情的抒发，产生出具有真挚气质的简牍书体。他们不会拿腔捏调，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那些神采焕发的墨迹中，长枪大戟式的笔法，力敌千军的气势，沙场扬威的结体，纵横驰骋的布局，全是那些不知名的文化人英雄气概的真实写照。尽管他们之间在书写技能上有高低、优劣之分，但他们信手写来的书迹所开创的却是一代崭新的书风，比起那正规庄严的碑刻文字，简牍书法信笔而至的飞动线条和纵横肆张的间架结构，一切都是随变而不加掩饰的。这种在开发边郡、抗敌保土、威加四夷、万邦慑服的时代中出现的书风，对以后书体变化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总之，多元的南北文化与其不同的书风相吻合，这正说明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汉隶与汉代的文化密切相通，是与其时代特征息息相关的。

应该看到，简牍书法毕竟受着材料的限制，一简连一简的书写只能偏重于行气，而无暇顾盼左右关系。然而，它的艺术价值并没有受到影响，这主要因为简牍书法独具字小气势大的特征和开放不封闭的形象。从各类汉简来看，简面上大多是一厘米左右的小字，偶尔才有三厘米左右的大字，在空间狭窄的简面上铺天盖地地布满着汉隶，不仅没有显出拥挤、拙重，反而给人一种奔放无羁的气势，不觉其小、反觉其大的浪漫韵味。在居延汉简、武威汉简中，每一个小字都力求疏朗放纵，随意挥洒，书写者左撇右波，使结构紧而不密、疏而不松，极力显示舒展之意，造成夸张伸展的大气势。在每简一行或两行不等的章法安排中，也布白灵活，疏密皆有变化，特别是长竖延伸的创造或移位走格，带有排列不规则的奔放风格。加之隶书法度中用草书笔意，不仅透露出一种古意盎然的“拙笨”情趣，更可从小字排列中领悟到汉隶线条运动的大气魄。这有力地表现了汉人对书写物质（竹木）的驾驭和征服，呈现出汉人巧妙熟练的书法技能和毫不矫揉造作的笔法，从而在雅拙的个人风格中率意流露出非凡的胸襟，这也是汉代文化的特征和真正奥秘。

值得一提的是，与简牍汉隶并行见称的是帛书汉隶。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隶帛书共十二万余字。有《老子》甲本、乙本，《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周易》《战国纵横家书》《相马经》《五十二病方》、天文星占书等十几种古佚书。这些帛书实用范畴涉及西汉初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说明隶书至少在文帝以前已作为一种主要书体广泛使用了。帛书汉隶字体已趋于横平竖直，绝大部分字体都是相背分开，波磔分明，许多字的捺笔加长而予以突出，或显凝重，或呈飞动，追求书写时的形态美。虽然有些独体字或合体字的部首近似于战国时楚国的大篆，但它无疑已经演化为基本脱离篆势、日趋波磔分明的汉隶，书体与东汉的汉隶碑刻几乎相同。而且帛书上的隶字风格多变，各呈其态，像《老子》甲本的书体篆、隶相杂，波磔稍露，用笔高古凝重;《五十二病方》似用篆意作隶，字形稍长，笔力雄强，势险而紧;《五星占》用笔更是浑厚坚挺，雍容大方，中空紧凑，捺笔迟重而具筋骨;至于《老子》乙本、《相马经》《经法》等，书写时用朱丝栏画成直格，字距相等，结体严密，撇捺既宽厚婉转，又凝重见秀，用笔、结体、章法都极为成熟，真可谓“骨气洞达，爽爽有神”。这些西汉初期帛书中的隶字精品，必出于有文化修养的书法高手，是西汉时长沙楚人内心世界的“外物化”。尽管帛书中还有楚国大篆的痕迹，但人们所感到的只是充满脉脉深情的留恋而已，只是由关中秦篆演化而来的汉隶“附庸”而已。汉文化毕竟是继承发展了周秦文化，楚越文化受到挑战，只能在书法中稍作表露，而不能占有主导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