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子

在杭州市中心川流不息的武林广场对面，28层高的大厦在夜幕中发出银白色背景光，平滑的建筑立面已成为天然的巨大液晶屏。就在10月的最后几天，王俊凯的粉丝们相中了这块屏幕，为偶像即将到来的演唱会打广告，“杭州国大5798平方米灯光秀，应援超炫酷！”粉丝在微博转发道。

“表白”成了市政照明在节日灯光秀之外的日常功能。10月17日南开大学校庆前，校友发起了一场“百年南开，点亮全球”的活动，从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纳斯达克大屏到新加坡滨海湾，再到广州“小蛮腰”、上海外滩花旗大厦、北京奥体公园，甚至是内陆深处的拉萨布达拉宫广场，用红的、蓝色、紫的、彩色的LED灯打出校训或贺词。据不完全统计，这场“地表最强应援”点亮了至少26座城市近50栋建筑。

与“表白”规模相当的是越来越多可被点亮的城市建筑。2018年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主办地青岛的灯光秀点亮了浮山湾沿岸100余栋高层建筑，其中50多栋建筑外墙联动播放动画视频；到今年“十一”前，武汉市内25公里沿江岸線可联动点亮的建筑数量已超过1000栋。

照明升级

国内灯光秀兴起的时间无从考证，但多位业内人士称，2013年，江西省会南昌的灯光秀应是源头之一。“南昌市亮灯创造的建筑立面媒体化应是国内景观性亮灯走向‘异化的转折性‘代表作。”浙江工业大学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杭州市决策咨询委委员吴伟强在《城市灯光秀，亮出了规划和设计者的文化“底裤”》一文中写道。

在2013年最后一天，南昌赣江两岸一条长8公里、由近60万盏灯装饰的光表演蓄势待发。当晚6点、7点、8点依次出现8分钟的“灯光秀”，在2013年最后10秒，被称为“南昌之星”的摩天轮和两岸高楼用灯光打出倒计时，在跨入2014年的同时，一场时长15分钟的灯光秀在城市铺开，孤鹜、繁星、彩云等符号化意象出现在巨幅建筑表面，引得不少网友拍照上传微博，直呼“震撼”。

被点亮的不仅有297栋现代临江高层建筑，还有一千三百多岁的滕王阁。“全部灯光景观用主控平台统一控制，可切换不同场景，目前设计了5个场景，使用了126种颜色。”工程设计者之一，时任清华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光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陈海燕曾在媒体上公开介绍。

这一项目在2015年获得了全球“最多建筑参与固定性声光秀”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让数百栋楼亮起来的是110万个LED光源，产品提供商将其作为典型在官网上宣传，单在摩天轮上就安装了6.5万余个点光源，先将灯具粘到铝型材上，再将整条铝型材固定在摩天轮的钢架上，用控制芯片进行驱动，根据日常或节日需求设定不同图案。

那时，发展夜间经济的概念已经兴起。2004年5月，青岛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市市区夜间经济的实施意见》，杭州市旅游委员会也在两年后发布了《杭州市夜间娱乐休闲生活发展报告》。当时，西湖景区已经完成夜景灯光布置，西湖北岸的宝石山也已被照亮，长约1.5公里的轮廓线由2000多盏灯点缀，分为日常照明、节日、重大节日等级别进行控制。从西湖远眺，宝石山顶的保俶塔通体发光，似乎照亮了整片景区，宝塔脚下山林茂密，在夜间透出浓郁翠绿的幽光，成为游人到杭州必看的景观之一。

照明被称为新兴的传统行业。中国照明学会秘书长窦林平曾撰文介绍，中国照明产业可追溯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1989年，中国照明电器协会成立，产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国际照明公司如菲利普、欧司朗、松下等在大陆投资建厂，彼时台资照明企业就多达700余家，随之而来的是灯具的井喷式发展。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该市路灯管理所1990年更名为常州市路灯管理处，路灯由2066盏扩展至10276盏，翻了近4倍。

“中国的照明产业发展大致可按每十年为一个阶段。”窦林平在《中国照明产业发展回顾》一文中写道。伴随LED照明等技术的发展，1999年到2009年被认为是国内照明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多位业内人士回忆，这十年中，照明行业前期主要依托于逐渐兴起的房地产和商业，2008年金融危机在房地产领域也吹起一阵寒流，在这前后，照明项目则逐渐紧贴大型市政照明工程。

北京王府井商业区夜间照明工程就是从1998年开始的。西起故宫东侧，向东延伸到东单北大街，北起五四大街，南至长安街，商业区占地约1.65平方公里，包括商业购物、旅游住宿、餐饮、文化、与绿色环保区相结合的皇城根遗址公园等五大区域，工程直到2008年奥运前才完成，为期十年时间。

“从规划开始，一个片区、一个街道、一个房子这样去做，非常细致。”北京远瞻照明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执行董事齐洪海回忆说，他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专业攻读硕士期间曾参与王府井商业区的照明工程，并以此为实践案例完成了毕业论文《商业区夜景照明的规划设计》。

国家发改委在《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相关政策，带动社会投资。

在这种情势下，城市被逐渐点亮，市政照明范围越来越大，与之相反的是越来越短的工期。2013年，总长8公里的“南昌一江两岸景观照明提升改造工程”只用了73天，成了当时媒体争相报道的一个亮点。

城市“过曝”

在南昌市“打造”了诸多夜间盛景后，国内各大城市的照明也在悄悄发生变化。2016年6月，杭州中央商务区所在地钱江新城也出现了媒体立面。33幢建筑外立面安装了70多万盏LED灯，组成联动媒体墙，蓝色涟漪从一幢楼涌动到另一幢，配以水波电音，一会儿一架拖着彩虹的飞机“嗖”地从马路这边飞到另一侧的建筑上，就像置身《银翼杀手》里挂着巨大电子屏的未来世界，引来观众一阵惊呼。

“媒体立面联动的地方只有钱江新区、运河沿岸和个别景点，灯光秀只是城市景观照明中一个很小的类型，只占1%—2%，是用声、光、电阐释故事的多维表现手段。”浙江城建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沈葳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他的团队曾负责G20峰会杭州核心城区景观亮化的整体规划，主要分三个区域，除了以灯光项目为主导的钱江新区，西湖景区和运河沿线还是“以自然风光为主，灯光为辅”。

这是杭州市第三次较大规模的照明提升。早在上世纪90年代，杭州就建起了满足基本照明需求的夜间亮化系統，随着旅游业发展，城市景观日渐完善，为弥合夜景发展的不足，2003年夏天，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视觉与照明艺术研究中心受杭州市建设委员会委托，对杭州主城区进行了照明规划，逐渐形成城西传统景区和城东现代新城“一静一动”的夜景照明风格。

在其他城市规划中，“能做灯光秀”也成了照明必备的隐藏技能。2016年，台风“莫兰迪”过境导致厦门大面积停电，原有夜景亮化被破坏，市政府2017年就全市照明总规划进行招标。“当时的主要目标是重建、恢复、提升城市照明，但在方案形成过程中，传出厦门将举办金砖峰会的消息，因此也为灯光秀提供了技术基础。”中标单位栋梁国际照明设计（北京）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许东亮对记者说。

许东亮团队做了几项“相对收敛”的照明试验。一是尽量降低城市亮度，在满足基本照明需求基础上迎合厦门静谧低调的文化氛围，例如，将亮度降至相关标准值的一半或更低；二是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做慢行系统亮化，如将灯带隐藏在海滨栈道栏杆下，既能照亮行人脚下的路，又不影响夜间散步时观景；最后是规定城市整体照明主基调“以色温变化替代色彩变化”，从冷白色到暖金色，而不是花花绿绿的彩灯秀。

“当地政府也比较认可，最终基本按这个格调实施的。”许东亮说，当然也保留了个别建筑的彩色照明，如供市民聚集的白鹭洲公园女神广场和地标建筑五缘桥等。

因厦门金砖会议夜景设计的经验和成果，许东亮团队于2018年上合峰会前再次中标青岛市政照明规划项目，建设面积是厦门的3—4倍。相比厦门灯光的素净，青岛的灯光在色彩上要浓烈得多，建筑物表面被大面积高亮度的大红大绿大紫铺满，五颜六色十分扎眼。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风格。”许东亮解释道，经过考察，以及和政府、施工单位的三方角力，青岛夜景的主题最终定为“美丽的青岛、美丽的湾，和谐的城市，好客的光”。在此基础上，2018年6月9日，上合峰会灯光焰火艺术表演《有朋自远方来》在青岛奥帆中心上演。

大众审美的培养需要时间

在全国人民流行“吃荤”的同时，杭州人民开始“吃素”了。去年10月提出的《2018年杭州市区城市照明总体规划》引入“黑天空”概念，即城市照明并非是一味求亮，而应与城市生态环境相呼应。不过，新规划中提到的“一轴、两廊、三心、多点”总体结构似乎又为新的灯光秀埋下伏笔。

2019年正月十五、十六两晚，故宫博物院创办94年来首次举办灯会。“紫禁城上元之夜”的活动文章刷爆朋友圈，故宫官网因蜂拥而至的抢票而崩溃，同样崩溃的还有部分一睹故宫夜景的民众。

全网对这场灯光秀的评价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有网友觉得很好，但有网友却吐槽“君要臣土，臣不得不土”。还有人发出故宫城墙上射灯乱舞的照片，配文曰：“这是为蹦迪爱好者准备的吗？”

“大家反响这么热烈，对照明这件事还是有帮助的。”齐洪海对记者说，“做好灯光秀，需要技术，并且一定要非常重视内容。”

“美是由时间凝结的。”齐洪海表示，这不仅指大众审美的培养，城市照明和灯光节的筹建同样需要时间，设计师对光的理解和运用也需要时间。“光的实体是灯，但设计的是那里面发出的光，这很难从感性上真正理解。”

齐洪海曾一度认为投光灯简单粗暴，又有炫光，总之没有任何价值。但同样是投光灯，为什么在有的地方就能产生美的感受？“后来我理解了，灯本身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它能不能进入一个完整的环境逻辑，暴露或隐藏，如何与建筑产生关系、形成系统。”齐洪海说，“这很难被没有接触它一定时间的人所理解，不理解就感受不到设计光的乐趣，这是它的一个门槛。”

然而，发展夜间经济一定需要这样的照明方式吗？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国以城市照明为基础的灯光秀普遍要求时间短、见效快、便于控制、风险低，其功能性为主的底色注定对艺术审美不那么追求。许东亮说：“只有做出来，能力和问题才得以暴露，之后才有反思、提高，这么看来，也不完全是坏事。”（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