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婷

摘 要：北魏龙门石窟是中国石刻艺术宝库之一，开凿于北魏孝文帝期间，根据当时统治者政治制度的改革，我们从中可以考究到南北文化交融对书法风格的影响。龙门石窟中选自二十方造像上题记中的文字刻石的《龙门二十品》是魏碑名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北魏时期书风的发展和演变。文章从多角度出发，分析龙门石窟《龙门二十品》中几种不同的书法风格，反映出北魏时期南北政治、文化和士族交流等多方面因素在逐渐交融中不断地发展变化。

关键词：北魏;龙门石窟书法;南北交流;士族文化

北魏龙门石窟书法艺术的出现，是中国书法史上璀璨的一颗星，为中国书法增添了无穷的魅力，故而引起书学者们痴迷的热爱。每朝每代的书风演变都离不开政治统治者的好恶，以及对传统书风的继承和不断发展。本文从北魏龙门石窟书法的政治背景出发，探究南北士族文化交流，以及分析北碑南帖的不同的书风史如何融合体现在北魏龙门石窟书法中的。通过探析发现统治者的政策、文化、地域等多方面因素都会影响书风的变化，而在文章中进一步阐释了关于北碑南帖的新视角，在北魏龙门石窟书法中又融入了南方帖学的元素，根据选取龙门石窟书法《龙门二十品》中《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图1）、《北海王国太妃高为亡孙保造像记》（图2）与王羲之《乐毅论》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所需的信息。

1 北魏龙门石窟书法的政治背景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和对国家政权的统治，下令实行姓氏改革，将拓跋氏改为元氏，迁都洛阳，学习与接受汉族文化。《魏书》记载：“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1]由于这项改革政策规定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死后都葬于洛阳，因而引发了北魏的墓志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为之后更好地施行汉化改革政治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从而产生了一批流传至今著名的书法名品。

“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2]这是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颁发的文字规范改革措施。接着“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下至于卿士，其子息诣太学”[3]。官方鼓励学习儒学经典，承认孔子在教育中的正统地位，规定从王公贵族下至卿士都必须接受太学教育，因此加强了鲜卑族学习汉族文化的教育，促进了鲜卑族的汉化和南北文化的大融合。

2 南北士族文化的交流对书风的影响

由北魏及隋唐时期文化发展走向来看，北魏时期，以士族书家为主流。自北魏孝文帝时期起，朝廷重视对南朝文化的吸收和学习借鉴，以致影响了北朝书风的演变。“元魏自孝文华化，风气丕变”，李源澄先生曾指出：“魏代自孝文而后，其风气日与南朝接近，经学、佛学等既有改变，文学尤甚，玄学亦渐兴起，而北来之南人尤为北土所慕。”[4]自魏帝孝文帝进行政治改革后，北朝的社会风尚逐渐与南朝接近，文化上的学习风气更是最为盛行。导致书风南北交融变化的因素，除了国家政治制度的约束之外，其中，士大夫个人的文化修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士大夫在书法史中一向作为书法艺术的主体。如王羲之王氏家族，无一不是善书者。此汉魏晋朝代起，文化就是组成士大夫家族世代传承的重要部分，是士大夫家族的主要标志，文人士大夫是书法的主体也是南北文化交流的主体，他们不但重视文化的培养，并且有各自自觉的意识，因而南北文化志趣高的士族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就会在更高的程度上促使南北文化相互影响与融合。再者，如刘裕灭后秦，司马休父子率百人入魏……史称刁雍“性宽柔，好尚文典，手不释书，明敏多智。凡所为诗赋颂论并杂文，百有余篇。又泛施爱士，怡静寡欲。笃信佛道”[5]。其中从刁雍的文化素养上可以看出他们在南北文化交流相互学习上会有所影响。由于战争的原因，东晋宗室和南方士大夫家族也随着流亡到北魏，由于北魏统治者实行接纳宽容的政策，北魏皇朝礼待流亡入北的大族与士人，因此南人给北朝带来的南朝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朝文化的发展。

3 北碑南帖书风

北魏龙门石窟的《龙门二十品》作为典型的魏碑楷模，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追溯中国书法史，中国书坛在19世纪中出现过两种不同风格的书体变革，一种是形成正、黑、光、大标准字的“馆阁体”，另一种是发现了古代金石书法的遗存，在此基础上发展金石味书体。

魏晋时期南北处于战争分裂的状态，北碑南帖正是反映出南北不同的书风面貌，北方崇尚碑刻，碑上呈现出的文字是先写后描刻的，因此，碑刻的文字呈现出刚硬、雄强的气息。龙门石窟的书风风格体现了北魏时期社会的特性和书家的文化素养及审美观念，从笔法上分析，可以找到南北相容的联系，如《法生》的碑刻中汉字结体中的圆笔因素的体现，南方多以帖学为主张，帖学简而言之，是指墨迹呈现的字帖。“帖者，始于十余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如钟、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6]阮元的《北碑南帖论》指出南朝书风继承了晋代风格，晋代时期延续了南朝的政治主张，实行严禁立碑政策，因此碑刻相当稀少，而以简牍形式为重。由于南朝帝王重视文化，书家也较多，书风继承东晋二王遗风，风格偏清妍俊秀，士族文人继承和发展了东晋遗风。此外，因地域差異的影响也是形成南北书体风格不同的主要因素，生长在黄河流域的北人性格粗放、朴实，鲜卑族更是以打猎为生的强悍民族，所以根据地域环境影响，北朝以碑刻书风为主流，书风多为雄强、朴厚的特征面貌。从《龙门二十品》可以看出，虽然是碑刻，却具有南帖的气象，正是由于南北文化相互吸取，两个不同风貌的书体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相互参透、相互影响，相互取舍到逐渐融合，形成一种新面貌。北朝的书风继承汉魏书体风格，并结合了南朝的帖学影响。从历朝历代的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出，孝文帝改革汉化后，书风在吸取了南朝的妍婉秀丽的基础上结合劲健之美的特征，从《龙门二十品》中可以看出，它继承了北朝的雄强气势，也结合了南朝神韵。

今从《龙门二十品》中精选《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图1）、《北海王国太妃高为亡孙保造像记》（图2）对此二品与东晋王羲之的《乐毅论》（图3）进行对比：从《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图4）中“洛”与《乐毅论》（图3）“人”中的捺笔画，从用笔的起笔、行笔、收笔和整体形态都比较接近，再如《北海王国太妃高为亡孙保造像记》（图5）中的“今”字与《乐毅论》（图3）中的“以”“大”字当中的撇笔画的对比上可以看出，北朝与南朝书风之间的相互吸取，北朝书风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南朝细腻与典雅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与北朝雄强、质朴的书风完美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另一番耐人寻味的书法艺术气息。

4 南北文化如何在龙门石窟书法中汇合

根据史料记载，“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7]。北方经过战争时期的动荡，文化遭受严重摧残，国家文化体制的书籍也几乎跟着国家衰败而遭受毁灭，留下的书卷寥寥无几，而且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书风是偏向质朴的。北魏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建都平城，搜集天下书籍。但是当时的北土一带经过战争霍乱，已成了荒僻之地，所搜集的书籍有限。直到文成帝拓跋浚时期，高谧以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周书》卷四十二《萧大图传》载：“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后，并藏秘阁。大圜入麟趾，方得见之。”[8]从此条史料证明，梁武帝收集了一部分战乱时残留下来没有被焚烧摧毁的书籍。书籍是一个国家文化宝库，是一个国家文化体现的载体，随着战争变乱，南朝书籍流入北方，必然会影响北方文化。《北史·李谐传》记载：“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梁使每入，鄴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宴日，齐文襄使左右觇之，宾司一言制胜，文襄为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亲与谈说，甚相爱重。”[9]从此可以看出南北使者相互交流和学习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北方文化的发展。

《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中记载，王羲之出生于簪缨世家，属于琅琊人（今山东临沂），由于家族经叛乱变故，王氏家族从强盛转向衰败至随流南迁。其书法文化到了南方之后，也得到了持续发展。北齐的著作《铁山磨摩崖石颂》中有“精跨羲诞，妙越英繇”，其“羲”是指王羲之，“繇”是钟繇。由此可见，在北齐时期的书家就受到二王书风的影响。再如《梁书·刘峻传》：“以束帛赎之，教以书学。魏人闻其江南有戚属，更徙之桑乾。”[10]记载刘峻，字孝标，是平原郡平原县人。宋泰始初年，青州被北魏掠夺，刘峻年幼之时，被人抢到中山，偶遇富人刘实怜悯他，用五匹丝帛把他赎了出来，并教他读书。北魏人听说他在江南有亲戚，又将他送到桑乾。后来刘峻归了南朝，在东阳讲学。从刘峻由北至南传道授业，其书法对南人是有影响的。北魏年间，北魏书门崔氏和范阳氏是北方的书法世家，善书且书法名望高，书法传播甚广。从大量的史料证实，北魏前期著名的书家如崔氏、卢氏等都是世代居住在山东或是河北等地的北方人士。北魏以崔氏书风为主流，书风与南方相比，南方较为妍丽，北方相对质朴。太和年间，大量的南朝士人、书家北迁，因此，北魏书风在受南人文化和书风交流影响下发生了改变。同时，随着北魏的政治改革、汉化制度措施的实行，南方的新书风也被北方所接纳和吸收，并传播迅速。北魏沿襲历久的传统书风也在逐渐发生改变，在吸取南人的书风下改变了旧体书风的传统模式，从洛阳楷书形成正体的形式下可以证明北魏书风出现新的重大转折。南北两地的书家由于战争或是其他因素导致了他们南北迁移，他们的流动带动了南北文化互相交流，同时也促进了南北书风的相互借鉴和交融。

5 结语

清朝著名的书学家阮元所著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中，他提出南北迥异的书法风格是根据南北朝时期南北两地不同的地域环境特征来划分的。他认为南方书风妍丽疏放，书多尺牍，崇尚帖学，北派遵从中原古法，古拙质朴，书多碑刻，以碑学为主流。但是从《龙门二十品》中我们可以探析出在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影响下，北碑已结合了北朝雄强气势和南帖的神韵。从南北文化交融对龙门石窟书风的影响，可以看出书风有地域差异，但不妨碍民族文化相互吸收养分和发展。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书法交流没有中断，南北书风相互学习融合，并不断完善和向前发展，而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是影响书法风格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北魏龙门石窟书法特征中可以看出南北文化交融的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2][3]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李源澄.李源澄学术论著初编[M].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

[5][9]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阮元.北碑南帖论[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

[7]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唐）令狐德.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10]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