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璐

摘 要：明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典当业也随之发展，当铺数量增多。由于条件的限制，经营典当业的多是一些富有的商人和有权有势的官员。经营典当业者为了谋求利益，一方面进行残酷的盘剥，另一方面也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善经营。

关键词：明代;典当业;盘剥;经营

典当，或称之为“典”“当”，或称之为“典铺”“当铺”“解库”“质典肆”“典当铺”“解典库”“盘点当”等，名称众多。它属于高利贷资本中的一种比较高级的借贷形式。典当之物大到土地、房屋，小到珠宝首饰、古珍器玩，甚至破旧衣物都可进行典当，由当铺估值后给予当票。当票，即赎取所当物品的凭证，上面多记载所当物品的名称、数量，所当钱数、日期、当铺名称、赎取日期、利率地址等。赎期十月、二年或十年不等，一旦赎期内没有将物品赎回，当铺有权将物品进行毁卖。

關于典当业，人们一般认为其最早起源于公元5世纪南朝的寺院质贷。到了明代，典当业进一步发展，当铺数量巨大，分布在各大小城市之中。

1 经营典当业者

经营典当业可以获取高额的利润，但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经营的，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必须拥有比较雄厚的资本。因为开设当铺不仅需要有固定店铺和存放物品的仓库，而且赎期较长，保管物品也需大量的资金。第二，必须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才能。典当之物种类繁杂，对于首饰、珠宝、名人字画等名贵物品，需要能鉴别其真伪，正确估值。此外，在保管过程中如何进行防盗、防火、防潮、防腐、防蛀等，这些都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来负责。这些就决定了经营典当业者并非一般人所能做之事。

经营典当业者主要有两类人：①富有的商人。富商，特别是徽商，徽商开设的当铺几乎遍及于各个城市。例如，在北京，徽商汪箕家产数百万，店铺有几十间。在江南常州府，资产大户一半以上是徽商。在江北一带，“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①，可见经营典当业者中徽商占据很大一部分。②有权有势的官员。明初，朱元璋规定：“凡公侯、内外文武官四品以上不得放债。”②这一规定在永乐以后又被反复地重申。但是，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多官员无视法令，尤其是一些位高权重的高官更是如此。例如，宣德时，会昌伯孙忠就令家奴在滨州百姓中放债;正统时，驸马都尉石也令其家奴进行放债;嘉靖时，翊国公郭勋在南京淮安、扬州、临清、徐州、德州等地开设多间当铺店铺;万历时，巡抚湖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耀令其家奴在无锡、苏州、常州开设当铺。从上述诸多例子中可以看出，在经营典当业者中官员也占据很大一部分。

除以上两类人之外，一般的官绅富民也有经营典当业者，但规模远不及上述两类。

2 明代典当业的盘剥情况

明王朝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③但这些规定对那些贪图暴利的典当业者来说毫无作用。因此，出现了诸多勒索形式，盘剥情况十分残酷，特别是在租税逼迫、发生灾荒时更是变本加厉。

2.1 以贵作贱，以高作低

经营典当业者为了牟取暴利，往往会在书写当票时将典当者所抵押的物品以贵作贱，以高作低。例如，《初刻拍案惊奇》记载，卫朝奉“或将金银珠宝首饰来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数，便一模二样暗地里打造来换了粗珠换了细珠，好宝换了低石。如此行事，不能细述”①。又如《警世通言》中“解下的珠宝，但拣好的都换了自用”②。经营典当业者经常这样将典当的物品以好换次，从中谋取暴利。

2.2 轻出重入，好入坏出

例如，明末江西抚州的当铺，在典当之时给典当者银两时会轻三四分，而典当者在赎回之时要多收三四分。通过这样一借一还，典当之人就会蒙受一些损失。如果再加上银子成色方面的坑害，其所受损失就更加严重。又如《初刻拍案惊奇》中所载：“话说那卫朝奉，平素是个极刻薄之人。初到南京时，只是一个小小的解铺，他却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别人将东西去解时，他却把那九六七银子充作纹银，又将小小等子称出，还要欠几分等头。后来赎时，却把大大的天平兑进去，又要你找足兑头，又要你补够成色。少一丝时，他则不发货。”③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经营典当业者就这样经常在银子的成色和重量上搞鬼，以此来勒索获利。

2.3 以日作月

典当者赎回物品所付利息多少是与赎期长短成正比的。因此，经营典当业者为多获取利息，经常在赎期上做手脚。他们对已过赎期才来赎回物品者，巧立“日利”“月利”等名目，来获取暴利。甚至有些典当业者还以日作月来计息。明末文人艾南英在描述江西抚州典当业的情况，典当之时即使是月末，也要按整月来计息;赎回之时，即使那天是月初，也要按全月来计息。经营典当业者以此来获取更多的利息。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典当业的盘剥是相当之残酷。

3 改善经营

明代典当业的经营是以利益为主，且盘剥情况十分残酷。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碍于明朝政府政策的规定，典当业像以前一样经营已无法达到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典当业者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为了扩大营业，战胜同业者，不断改善自身的经营。

3.1 适当减轻剥削

3.1.1 降低利率

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明朝初期，规定民间贷钱取息之法，以三分为率。此时，一些典当业者意识到与其苛取厚息，还不如把条件适当放宽，利率适当降低，以此招揽更多生意，获取更多的利益。到明朝末期时，很多地区的当铺已经将利息降为二分。但是，徽州的典当业者，因其本钱多，善于经营，为招揽更多的顾客，不惜把利率降得更低，甚至出现了一分利。例如，在南京众多当铺中，福建当铺较少，利息为三分、四分，相反徽州当铺较多，利息仅为一分、二分、三分。因此，人们都比较喜欢徽州的当铺，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的当铺完全没有办法和徽州的当铺进行竞争。

3.1.2 减少勒索

一些典当业者认为额外勒索太多，与苛取利一样，不一定能获得暴利。所以，一些典当业者为扩大营业额宁肯减少一些额外勒索。例如，嘉靖时徽商汪通保就是这样做的，“……处士乃就彼治垣屋，部诸子弟，四面开户以居，客至则四面应之，户无留屦。处士与弟约：居他县毋操利权;出母钱毋以苦杂良;毋短少;收子毋入奇羡;毋以日计取盈”④。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汪通保废除了利息以外的各种额外勒索。并且他以法规的形式告诫他的伙计们，贷钱时不能以次的银钱掺杂好的银钱;不要预先扣除息钱;收子钱时，不要额外勒索;不要勒收日息，多算息钱。所以，他的当铺常常人滿为患，周边其他地区的人也来此进行典当。因此，上海以及旁郡邑的其他典当要想和其竞争，使自己的店铺存活在下去，就必须要采取类似的办法才行。

3.1.3 放宽赎期

在典当业中，典当者要取得货币，一般需要以实物作为抵押，限期取赎并付与利息。根据典当业的通例，一般是以二十四月为期，赎期内未赎回的，可以将其进行毁卖。当然也有少数的例外情况。例如，江西抚州府的当铺，赎期为十个月，赎期到未赎就可将其毁卖。对典当者来说，后一种情况比前一种情况更为苛刻，所以在选择典当时则不选后者。

一些典当业者通过改进经营，适当降低利率、减少勒索、放宽赎期，很快在同行业者中取得优势地位，并获得更多财富。而那些顽固坚持重利盘剥的典当业者则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其营业日渐减少，甚至破产。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多数地区还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这就决定了降低利率、减少勒索、放宽赎期等仅仅是种趋势，其发展过程非常缓慢。即使在苏、杭等经济发达的地方，由于政治、军事等因素的破坏干扰，也还出现过无数曲折和反复。但是不管怎样，这种趋势已经出现。

3.2 向工商业投资

典当业者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掠取了大量的财富。“以末富之，以本守之”，很多富有的典当业者都会用钱购买土地。但同时，自明中叶以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向土地投资，而是更多地转向经营工商业。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明朝中叶以后，由于税粮差役的不断加重，往往会出现“以数金易亩田，获利不及什百之一，而性命悬于呼吸”①的现象，有些更为严重的为此弄得家破人。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很多人向土地投资的兴趣。相反，投资工商业，有些差役可不必承担。

第二，将资产投入土地后，周转慢，获利少。经营典当业者多是追求利益的，但投资土地，收成却是有限的，有的一年一收，多者也不过一年二收或三收，周转十分缓慢。如果出租，则抗租斗争又不时发生。所以，要想借此来获得更多的利益是比较困难的。这种状况也对典当业者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获得大量财富之后更多地选择投资工商业。如明末常熟的毛晋，他家“有田数千亩，质库若干所”②，后来他为了经营印书工场，把田地、质库都卖了，以此作为经营印数工厂的资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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