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允

摘 要：文殊形象在西夏洞窟中多有出现，是莫高窟与榆林窟永恒的题材之一。文殊一直作为佛的胁侍出现在敦煌绘画中，很少以主尊的形象出现在敦煌绘画中。而榆林第3窟西壁北侧的壁画却以文殊为中心进行创作，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对榆林第3窟文殊变的研究中仍存在许多疑问。文章对西壁北侧的文殊变的组合意义及将文殊作为主题创作的原因进行探讨。

关键词：榆林第3窟;文殊变;图像

1 榆林第3窟文殊变中的人物

榆林第3窟西壁北侧的文殊变，文殊坐于青狮的背上，右腿盘起，左腿自然垂下。菩萨头上的宝冠与榆林第29、第2窟的文殊宝冠类似[1]。

文殊变中菩萨下方右侧牵驭青狮的少数民族形象人物应该是于阗王，画面左下方脚踩莲花、双手捧莲花面向主尊的应是善财童子。本窟的文殊变就属于新样三尊。为什么提出新样三尊呢？因为最开始的文殊三尊像是由昆仑奴、善财童子组成的。学界最终基本认定以下两条为新样文殊与旧样文殊的区别：狮子的驭者是否从昆仑奴变成于阗王，背景是不是强调五台山灵异化现环境的描绘[2]。因此，确定本窟的文殊变属于新样文殊。

文殊变中还出现了新样文殊五尊像，即在于阗王和善财童子的基础上加佛陀波利和文殊化现老人。菩萨下方左侧一手持钵、一手持锡杖的僧人就是印度僧人佛陀波利。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一记载：“陆探微《降灵文殊》，高宗御题，本兰坡故物，后歸乔氏。大小人物共十八人，飞仙四，皆佳。内亦有番僧手持骼骸盂者，盖西域僧。然此画纤毫无遗恨，真奇物也。”佛陀波利左下方有一老者长眉，左手执持当是文殊老现人。在“新样三尊”的基础上加入佛陀波利和文殊化现老人，应来源于佛陀波利在五台山参见文殊化现老人的故事，《阿婆缚抄》卷九十九也言：“佛陀波利、善哉童子、大圣老人、难陀童子、于阗国王，已上文殊使者也。”[3]

孙修身先生认为，从金代开始，新样文殊中加入了文殊化现老人，由原新样文殊三尊像变成文殊五尊像。笔者比较支持孙修身先生的观点。就壁画而言，似乎可以把佛陀波利和文殊老人作为文殊眷属的时间定为12世纪以后，也就是宋代之后。

文殊四眷属完整地出现在榆林第3窟西壁的文殊变中，也就代表着当时的文殊变是相对成熟的。而为什么西夏时期中文殊变会达到如此完善的地步，笔者将在下文进行一点探讨。

2 《文殊变》图示辨析

榆林第3窟的文殊变的壁画内容十分丰富，但是并不是混乱无章的，它是结合当时的文殊信仰保留下的珍贵资料，具有一定的考察价值。

榆林第3窟的窟门北侧是文殊变，文殊菩萨和十八位并侍从在山水之间行走，诸神脚踏祥云。画面中文殊菩萨坐在青狮上，青狮左下方头戴高冠的应是于阗王，于阗王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形象。青狮右侧左手持钵右手持杖的光头僧人当为佛陀波利。佛陀波利下方有一老者，左手持书、右手持浮尘、长眉髭髯当为文殊化现的老人。在文殊化现的老人右侧有一位戴高冠身着朝服的长者，双手向右举着宝盘，应是帝释天。帝释天的右侧有一童子，手捧莲花面向文殊菩萨当是善财童子。画面最左端有两位身着甲胄的天王站在青狮的后面，护持文殊菩萨。右手持剑左手持弓的应是南方增长天王，左手持斧的身份还不确定。画面中还有其他的天子和菩萨也都采取中原内地贵族服饰，在此就不多加赘述。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画面上方的最左端有一个圆形图案，圆形里面还有一个小的文殊菩萨也就是新样五尊像。文殊变中除了有仙气缭绕的祥云图案，在画面下方还有波涛汹涌的海浪。画面中为什么会有海浪也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榆林第3窟西壁的壁画采用大图嵌小图的方式，画面上方各出现了一个圆形图案。到目前为止，没有学者对这个圆形的图案有所研究。众观敦煌壁画中大型文殊变图像，只有榆林第29窟出现了类似的圆形图案，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类图形的起源归溯到西夏呢？

中唐时期莫高窟第361窟东壁南侧千手千钵文殊菩萨图中，画面上方的左右两端均出现两个圆形图案。还有同属唐朝的莫高窟第14窟北壁千手千钵文殊菩萨图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圆形图案。相比之下，两幅千手千钵文殊菩萨图所绘制的位置相同。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把以文殊为题材的壁画中出现圆形图案的绘制方式归结于唐朝。

榆林第3窟的文殊变没有绘制天龙八部的内容，但文殊变中五位头戴宝冠身着朝服的贵人形象当是《广清凉传》中记载的“五龙王”。《广清凉传》卷《朝中慈勇大师》中云：“又于云中，现文殊大圣，处菡萏座，据狻猊之上。及善财前导，于阗为御，波离后从，暨龙母五龙王等，执珪而朝。”[4]龙王的形象出现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文殊变中出现海浪，但观察其他文殊变，只有榆林第3窟的文殊变中出现了海浪，需要笔者再进行深究。再观察此幅壁画，有很两条巨大的鱼在画面中格外惹人注目，在敦煌壁画中是独一无二的，再观察与文殊变相对称的普贤变，画面中虽然也有水面，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类的水族动物，可能是与文殊菩萨曾经化身成鱼给人们食用有关[5]。

3 榆林第3窟以文殊为主题图像创作的原因

文殊和普贤一直作为胁侍出现在佛的身边，而本窟则把文殊作为画面的主尊进行创作。笔者认为以文殊为主尊进行壁画创作很有可能与当时盛行的文殊信仰有关。

提到文殊信仰就不得不提到一本重要的佛经——《华严经》。《华严经》受到西夏社会的尊崇，很大一部分缘由是当时西夏地区的贺兰山开始慢慢取代山西地区的五台山，成为文殊道场。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山之名义”条记有“五台净宫”，释为“菩萨圣众现生显灵，禅僧修契、民庶归依处是善宫，野兽见人不惧”[6]。这里的“菩萨圣众”应该指的就是文殊菩萨及其侍从像[7]。除此之外，可能还与当时皇室的支持有关。

明代史籍《宁夏志笺证》中记载李元昊曾经做过一场梦，梦见自己化身佛陀波利去拜见文殊化现老人。“文殊殿，在贺兰山中二十余里。闻之老僧，相传元吴僧居于此，梦文殊菩萨乘狮子现于山中，因见殿宇，绘塑其像。画工屡为之，皆莫能得其仿佛。”[8]隐晦地指出李元昊对当时五台山相关鬼神传说的痴迷。其实早在西夏立国之前，李德明就在西夏地区开始建造五台山，在其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就向宋廷“请修供五台山十寺，乃遣阁门抵侯袁瑜为致祭使，护送所供物至山”[9]。以上事例就可以说明，西夏皇家十分注重文殊供养，西夏建国后在贺兰山修建五台寺，说明文殊菩萨在西夏佛教信仰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似乎可以解释文殊菩萨作为榆林第3窟西壁创作主题的原因。

4 总结

文殊菩萨是智慧的象征，把文殊变作为榆林第3窟西壁的主尊位置，说明在当时背景下文殊菩萨信仰所达到的高度。西夏时期是文殊信仰特别盛行的时期，特别是在贺兰山地区修建当地五台山，更加证实了当时对五台山信仰的尊崇，文殊变中出现的新样五尊像更加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由于当时皇室对文殊信仰的支持，文殊菩萨作为释迦牟尼佛的继承者，慢慢迎合了当时百姓对现世利益的需求。文殊菩萨以主尊的形象出现在榆林第3窟西壁北侧上，也更加证实了当时文殊信仰所达到的高峰。

参考文献

[1]赵晓星.榆林窟第2窟正壁文殊图像解析——西夏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之三[J].敦煌研究，2018（5）：18.

[2]贾维维.榆林窟第3窟壁画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4：130.

[3]（宋）大正藏（第9卷）[Z].238.

[4]（宋）大正藏（第51期）[Z].1126.

[5]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全集19：动物画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63.

[6]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119.

[7]贾维维.榆林窟第3窟壁画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4：151.

[8]（明）朱旃.宁夏志笺证[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96.

[9]（宋）脱脱.宋史：卷四八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