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为坤 缪佳

摘      要：基于体育运动形态视角，对欧洲竞技体育世界性背后的动因进行阐释，以期为其他文明圈中的体育文化发展提供理论借鉴。研究认为：欧洲竞技体育运动形态的独立性展现，确立了竞技体育之于人的终极价值;欧洲竞技体育观念形态的规范性，创设了竞技体育世界性范围内具体实践执行的普遍原则;欧洲竞技体育组织形态的专门性，缔造了群体竞技体育行为的明确承载主体，极大地促进其世界性普及。因而，终极价值、执行原则、承载主体的确认赋予了欧洲竞技体育在其他文明圈中的普遍“生命力”。

关  键  词：欧洲竞技体育;体育形态;体育文化;文化适应性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9）06-0028-07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form， the authors explained causes behind European competitive sports universality， hop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sports culture development in other civilization circles. The authors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independent presentation of European competitive sports forms established the ultimate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to human being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European competitive sports conception forms founded universal principles for the specific practice and execu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worldwide; the technicality of European competitive sports organization forms created the clear bearing bodies of group competitive sports behaviors， which is greatly conducive to its worldwide popularization. Therefore， ultimate value， execution principles and bearing body confirmation give European competitive sports the universal “vitality” in other civilization circles.

Key words： European competitive sports;sports form;sports culture;cultural adaptation

近代以来无论是英国的户外运动，还是欧洲大陆的德国体操、瑞典体操，以及后来各种新体育流派和奥林匹克运动，自产生时便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度或是洲际的体育问题，他们势必相互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体育从此再也不能脱离其他体育形式而单独存在了，而是与其他不同体育实践形式连成一气并具有了世界性[1]。自此，欧洲竞技体育世界性的观点已经为学界所普遍接受。而从其发展历程来看，欧洲竞技体育发展脉络是伴随近500年西欧各民族将其经济、科技、教育等内容拓展到全球的结果[2]。欧洲竞技体育文化广泛适应性的何以能？为何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是在欧洲发展出来[3]？为此，本研究尝试在体育文化形态视角下对欧洲竞技体育世界性的内在动因予以阐释。

形态学分析原本属于早期生物学研究领域，而实际上“形态”研究范式（或思路）早已突破了生物学的边界限制并延伸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成为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方法和理论基础。从历史人类学角度而言，体育文化形态是在具体历史演变过程中抽离出来的一般历史过程，可被具体还原为特定民族的文化形态[4]。从体育学角度而言，学界普遍认为体育文化形态多指“体育文化的性质和状态”[5]，亦可被理解为“体育文化的形状和表现，并折射体育文化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6]。而在体育史学研究领域，体育史学家则认为“体育形态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体育史学的研究对象”[7]1。

选用体育形态分析作为理论工具来呈现欧洲竞技体育世界性进程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体育形态是解析复杂体育文化现象的有效手段。我国体育史学普遍认为：“体育运动形态、体育观念形态、体育组织形态是构成复杂体育现象的3个基本层次[7]1。”体育运动形态主要指人们的体育行为和运动方式;体育观念形态主要指体育行为观念和行为规范;体育组织形态主要指为实现体育行为而形成的社会组织方式。其次，“文化形态学史观”是破解本研究核心理论谜题的绝佳理论分析工具[6]。结合体育文化形态的具体含义及前人对体育文化形态研究成果的具体思路认为：形态学分析是基于发生学的内在机制，将抽象的文化予以具象化呈现，并以此为载体探究当前文化状态产生及影响内在机制的一种研究范式。显然，本研究的核心提议——欧洲竞技体育的世界性，是该文化演进中的一种结果性呈现，那么形态学分析无疑具有较强的理论适用性。从欧洲竞技体育发展结果来看，欧洲竞技体育的世界性普及是多种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化合”作用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借用法国哲学家丹纳[8]对人类文化成因的“三要素（种族、环境、时代）”理论及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和应战”[9]文化学史观——文明的产生和进步的动力是挑战和应战的结果，可以认为欧洲竞技体育的世界性是适应外部环境及时代变迁的结果。此外，从文化传播与交融的角度，“审视世界体育的整体发展和不同体育文化的演进依据，是评价特定时代某种体育文化适应性的依据”[10]4。从该角度而言，欧洲竞技体育的世界性本质是其在欧洲以外的文明圈中获得普遍“生命力”的一种呈现。换言之，本研究的核心议题也可转化为——欧洲竞技体育是如何具备世界范围内的广泛适应性的？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尝试从聚焦于欧洲竞技体育形态变迁特征入手，探寻欧洲竞技体育世界性的本质动因。值得指出是，欧洲竞技体育史的相关研究往往习惯以时间为“纵向坐標”对欧洲竞技体育的现代化转变过程做出连续性“动态”的刻画。如在哈·肯·史密斯[11]《西洋体育史》、岸野雄三[12]《体育史学》、拉斯洛·孔[13]《体育运动全史》、乔治·维加雷洛[14]《从古老的游戏到体育表演》、詹姆斯·赖尔登等[15]《欧洲文化中的体育》、沃尔夫冈·贝林格[16]《运动通史》诸多涉及欧洲体育文化的相关研究中，大多采用以时间维度为纵坐标的研究思路。本研究尝试转换观察的角度，具体从欧洲竞技体育形态表现的古今差异切入，旨在更为直观地勾勒出欧洲竞技体育形态演变轮廓的同时，实现对欧洲竞技体育世界性的动因做出针对性阐释。

1  欧洲竞技体育运动形态的文明进程：终极价值的世界性认同

欧洲竞技体育运动形态维度行为方式的独立性及运动方式的现代性，使其冲出了对宗教、战争、狩猎、比武等其他文化形式的附属，实现了“为体育而体育”及“为人而体育”的终极价值确立。这为欧洲竞技体育塑造了思想价值的世界性认同基础，并为其世界性普及奠定了思想价值的广泛适应性。

1.1  欧洲竞技体育行为方式的文明进程：独立性演变

从欧洲文明伊始，克里特岛上出现的“扶牛腾跃”所表现出的人与自然界其他圣灵和谐相处的强烈意识[17]，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委身在奥林匹斯宗教外衣下的“体育理想”[18]160，到漫长中世纪通过骑士与贵族活动所表现出的“再现战争”[19]，再到文艺复兴后受教育家推动所呈现出的“人文价值观”[20]，最后到较为成熟的欧洲现代竞技体育体系的建立，欧洲竞技体育在形成自己独立形态之前虽历经了多次转变，但其始终被束缚于其他事物之下，其文化形态所表现出的依附性特质明显。欧洲竞技体育的具体依附载体表现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宗教、祭祀、战争等，中世纪时期的战争、教育、贵族游戏等，文艺复兴后的教育、游戏等，近代以来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无论基于何种理论角度尝试对“欧洲竞技体育起源问题”进行考察，其解释都在体育的“独立性”问题上呈现高度一致，即“最初的体育与生产劳动、教育、游戏、祭祀、军事活动等事物紧密相连[21]”，这就表明欧洲竞技体育在诞生之初并未体现出自身的独立性。反观现代欧洲竞技体育活动，其目的的纯粹性和外在表现形态的独立性得到了大幅提高。诚然，当今世界竞技体育活动依然受到经济、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干扰，但现代欧洲竞技体育“为体育而体育”[16]174的现代独立形态已经得以确立，“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22]的竞技体育目的已然“觉醒”。

受制于人类社会发展水平或人们对体育认知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限制，欧洲竞技体育在展现其现代形态之前，需借助于对其他事物的附属来实现自身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竞技体育的发展还远未成熟。在其尚未挣脱其他事物束缚之前，欧洲竞技体育无法获得“为体育而体育”的独立性生存空间——否则自身便难以维系生存。因此，竞技体育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冲破对其他事物的束缚，而展现独立形态的过程。体育不再依附于宗教、祭祀、军事、游戏等形式，“为了体育而体育”或“为了自身和谐发展而体育”才是古今欧洲竞技体育在行为方式维度上的根本区别。

1.2  欧洲竞技体育运动方式的文明进程：现代性展现

与欧洲竞技体育行为方式古今差异呈现出的一定“隐蔽”性不同，在运动方式上欧洲竞技体育的古今差异则较为直观。其现代性转变可高度概括为“度”和“量”两个层面上，其最大价值在于欧洲竞技体育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精细化和标准化的内容让欧洲竞技体育在其他文明圈的“复制”过程更为便捷。

首先，在“度”的层面上，欧洲现代竞技体育精细化的程度提高了且纪录化了。欧洲现代竞技体育不仅关注体育竞赛的名次，更关注体育成绩的纪录。而古希腊人却并不在乎运动员到底跑多快，古罗马人对此更是毫无兴趣[23]。现代欧洲体育却对纪录呈现出一种近乎“癫狂”的痴迷，当一名世界冠军刚刚赢下比赛的同时，还有大批人在观望着他有没有打破那些不在场前辈们的纪录。或许是得益于现代科学的测量手段，或许是现代竞技体育表现出了对纪录的过分痴迷，无疑都大大促使了现代体育的标准化程度。标准化的体育场、标准化的体育器材、标准化的赛事程序是现代欧洲竞技体育的标志，而古代欧洲竞技体育，不管是在组织者还是参与者身上都很难看到标准化的影子。古代奥林匹亚运动会上运动员所使用的铁饼大小都没有统一规定，甚至就连每次比赛运动员所使用的铁饼都不一样[24]84。其次，在“量”的层面上，现代欧洲竞技体育呈现出的内容就更为多元了。单从古代欧洲著名的运动竞会来看，运动项目是较为单一的，显然无法与当下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体量相提并论。例如，当罗马把希腊纳入自己的版图后，在鼎盛时期的“罗马节”中所体现的运动项目也仅由赛跑、跳远、投掷、摔跤、赛马等几类运动项目组成[16]50。而现代欧洲竞技体育在构成成分上不仅基本上保留了古代体育项目，又加入了现代球类运动、体操类运动、水上运动、冰雪类运动等，单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是一个由30多个大项、近400个小项构成的庞大综合体了。欧洲工业化文明的快速推进、现代科技及人们对体育需求的差异等因素直接导致了竞技体育项目的丰富。

1.3  欧洲竞技体育运动形态的现代性确立：价值的世界性认同

欧洲竞技体育运动形态的独立性及运动方式的现代性，确立了竞技体育世界性价值的广泛认同。在体育行为方式上，欧洲竞技体育逐渐迸发出“为体育而体育”的独立呐喊，将其终极价值——“塑造全面发展的人”的理念追求打造的愈发清晰。在体育运动方式上，欧洲竞技体育在体育运动的精确性及体育内容的丰富性上实现了向现代社会的标准化迈进，极大提升了欧洲竞技体育在其他文明圈的适应性。

首先，欧洲竞技体育行为方式挣脱了竞技体育对其他文化形式的依附，展现出独立的价值追求，具体实践了对竞技体育价值的理性回归，也因此奠定了欧洲竞技体育在其他文化圈的价值认同。得益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对竞技体育的千年实践，得益于黑暗中世纪对欧洲人身体残酷戕害的反思，得益于欧洲三大文化运动的理性审视，近代欧洲人对竞技体育的价值追求终归理性。其次，歐洲竞技体育运动方式的标准化，为其在文化传播中的适应性增加了巨大砝码。有学者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一种标准化盛行的产物。欧洲竞技体育通过对竞技体育标准化的打造，极大提升了欧洲竞技体育在其他文明圈的文化适应性。故此，体育史学家谭华[26]总结指出：“体育既是人类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是一个在体育活动中对人自身不断认知发展的过程”。

2  欧洲竞技体育观念形态的近代演变：实践原则的世界性通行

欧洲竞技体育在体育观念形态的近代转折表现为对体育参与特权阶层性的破除及将法理性规范植入竞技体育规则内部。此为欧洲竞技体育的世界性通行奠定了具体的实践原则，这种原则的本质是利用法理性规则的引入，实现了对竞技体育参与平等性的维护。该实践原则的确立高度契合全人类追求平等的社会生存诉求，为欧洲竞技体育的世界性接受铺平道路。

2.1  欧洲竞技体育运动观念的演变：逐步走向开放的“特权”

传统社会哲学研究中缺乏对人身体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人们的一种观念认知——现代欧洲竞技体育与古代欧洲竞技体育对比研究中的“特权差异”。若立足于人“身体”社会哲学的考察，古代体育在向现代体育转变过程中也伴随着体育特权逐步走向开放的特征，这得益于20世纪之后的现代和后现代趋向解放了身体研究[27]。其代表人物有胡塞尔、梅洛·庞蒂、尼采、福柯、涂尔干、布迪厄等[28]。布迪厄指出：“体育，像其他任何社会活动一样，既是统治阶层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争斗的对象物，同时也是社会各阶层之间努力争取的一个目标物[29]”。该观点意在说明体育本身存在不平等的事实之外，也为呈现欧洲现代体育与欧洲古代体育的区别提供了具体的权利视角。

首先，与古代竞技体育相比，现代欧洲竞技体育中的“特权”被极大的弱化了。参加古代奥林匹亚德竞技会的成员必须在城邦公民策上登记注册[24]36，而此时希腊40万居民中自由居民的数量仅为15万。竞技会受贵族支配的特征明显，如对参加比赛的人固定了必要的训练时间，使得自由居民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13]218。中世纪的神学权威，让古希腊罗马的体育盛况发生根本扭转。特权阶级的体育形式成了体育的避风港，骑士体育、贵族娱乐教育活动成为欧洲体育的主要表现形式。中世纪的体育生成与演变，形式上从真正到模拟再到表演“战争”，本质上从权利到权力象征再到公共“竞技”[19]。此时体育表现出了竭力保持等级地位的意图，以便向那些觊觎统治者地位的人显示他们的地位高高在上、遥不可及[23]107。现代欧洲竞技体育似乎成了公平的“代言人”，虽然这在某些侧面仍展现出一定的“特权”属性，但至少现代体育已经不再是某一类人群的专属特权。

其次，现代欧洲体育较古代欧洲竞技体育，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与个人社会身份的“剥离”。虽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极大促进了欧洲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然而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泛爱主义运动兴起，推进体育进入学校教育之前）体育仍然保持了很强的“贵族外观”[13]142。体育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依然是贵族团体，贵族团体会在规则制定等方面体现出对社会阶级属性的维护。如1742年成立于爱丁堡的滑冰俱乐部、1787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射箭社等，都是由贵族组成的运动团体[1]220。得益于近代教育家们的探索使学校教育冲破贵族的狭小天地，教育家古茨穆茨和裴斯泰洛齐等的教育实践与探索使学校体育彻底摆脱只为极少数人服务的贵族性质[7]98。随着体育协会和体育组织的发展，学校体育逐渐走向社会，而体育也实现了与社会身份地位更进一步的“剥离”。总而言之，从本质上看近代欧洲体育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催生于社会资产阶级的兴起，而从形式言，现代欧洲竞技体育是古希腊罗马体育思想、体育形式与中世纪骑士教育与贵族教育相融合的产物[7]92。从过程来看，古代欧洲竞技体育参与主体必然呈現出较为明显的“阶级特权”属性，而现代体育中这种属性已经逐渐淡化，其必然会成为找寻古今欧洲体育差异的重要观测维度。

2.2  欧洲竞技体育运动规范的演变：规则的逐步内化

体育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契约”，人类第一个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自愿接受的法律是体育规则[30]。从规则角度言，现代欧洲竞技体育与古代体育的最大差别无外乎是规范化程度提高。换言之，体育的历史演变过程就是规范的内化过程[31]。欧洲竞技体育规范内化的两个突出表现：一是体育竞技活动中“暴力”程度的降低，二是体育竞技活动中规则从“外部约束”走向“内在自我控制”的转变。

体育竞技的文明进程体现为体育表现出“暴力”程度的约束。翻阅古代欧洲竞技运动与现代体育的相关史料，“暴力”程度无疑是明显降低了，如在摔跤和拳击等项目的古代竞赛中，运动员的人身安全保障程度低到让人惊骇的程度。故意伤害对方身体，如早期的戳眼、掰手指甚至直接拖拽出对方的肠子等暴力行为都曾为人们所接受。而欧洲现代竞技体育规则对“暴力”的忍耐程度已经大大降低了，规则的目标之一转向了“强调对人生命的关怀”[32]。除此之外，由于早期体育尚未独立形态化之前，体育规则（法令）大多是出于军事和伦理需要而颁布于政令之中，显得零散和不系统[33]。随着现代欧洲竞技体育的不断发展，体育规则越来越呈现出向系统化、专业化、精细化等方向发展的趋势，规则的法理契约精神在不断得到强化的同时，对“暴力”的限制程度也越来越严苛。

欧洲竞技体育的文明进程体现为规则的逐步内化。社会学家埃利亚斯[18]183在考察古代体育起源时不仅阐述了“暴力程度与其他社会结构特征连在一起相互依赖”的社会事实[18]183，也从更深层方面揭示了欧洲古代竞技与现代体育的区别——规则的内化。“在古希腊城邦国家的社会结构里，个体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他人、依赖于外在的力量和法令来约束感情，他们不像现代工业社会的人们那样更多依靠内在的藩篱，相反是靠自身来控制暴力冲动[18]168”的观点阐释将两者差异展露无遗。显然，欧洲现代竞技体育的参与规则比欧洲古代竞技运动更为严苛，欧洲现代竞技体育也比古代更加“文明”，这无疑是参与者们对规则内化的结果。诚然，不同社会结构中对“暴力”的忍耐程度是有差异的。在现代体育尚未成熟之前，体育不得已而束缚于宗教、军事、战争等形式，其表现出有悖于背离现代文明准则的野蛮“暴力”有其内在必然性，而这种差异又为区别古代欧洲竞技体育与现代欧洲竞技体育提供了具体视角。

2.3  欧洲竞技体育观念形态的现代性定格：实践原则的世界性通行

欧洲竞技体育在逐步走向对参与特权的阶层性破除及法理性规范的深入，其本质都是欧洲竞技对其游戏本质内在公平追求的外在表现，而公平问题是人类自存在那一天起就需要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罗尔斯[34]在其《正义论》中开篇即阐述“公平即正义”的著名思想。而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正义确实是不能脱离平等、公平等意义而独立实现[35]。可见，正义的普遍性价值判断有赖于人们对公平的具体行为。正义是一种至善的价值判断，暗含对群体中个体的利益维护[36]。换言之，对竞技体育参与行为的公平性维护符合人们对竞技体育存在正义性的根本诉求。故此，欧洲竞技体育对其参与特权及参与规则的普世性改造，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人们对该事物价值判断的正义性——欧洲竞技体育以此获得了在其他文明圈中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追求。

欧洲竞技体育全球化的发展道路也必然与其以保障参与行为的公平性而达到的正义价值追求密切相连。典型例证则是，过去500年间欧洲列强在殖民过程中，被殖民的国家和地区对其输入的政治制度文化百般抵抗，而对其输入的竞技体育文化却并未表现出明显排斥。如从1930年开始，举办至今的英联邦运动运（British Empire Games）就是欧洲竞技体育文化被其他地区文化所接受的直接例证。再如，20世纪初期欧洲之外的很多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在内都对欧洲竞技体育抱有一种积极的学习态度，虽然其背后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显然政治目的并非是支撑这种行为的全部动机。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欧洲竞技体育观念形态的法理性实践原则，其意义在于释放竞技体育内在精神的“公平”空间，从而使欧洲竞技体育成为满足全人类实现“正义”价值诉求的重要途径。正是欧洲竞技体育在观念形态的法理性转向实践契合了公平与正义这一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才为欧洲竞技体育的世界性通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欧洲竞技体育组织形态的现代转向：承载主体的世界性适用

竞技体育活动从组织形式上看必然是一种群体性活动，而群体性活动存在的基础是需要专门组织者的长期稳定存在，即竞技体育活动的承载主体。而近代欧洲竞技体育组织形态发育的最直接结果是致使专门性体育组织的出现，此为欧洲竞技体育走向世界的直接“推手”。

3.1  欧洲竞技体育运动组织的现代转向：专门化程度提高

体育组织专门化程度提高是体现欧洲竞技体育现代化进程的又一重要指标。“古代竞技并非体育运动——他们既无机构设置、亦无遴选组织”[37]，道出了现代欧洲竞技体育与古代欧洲竞技运动的主要区别，专门性体育组织的出现为现代欧洲竞技体育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而言，完备的竞技体育组织可以被视为现代竞技体育的开端：“规模宏大的球赛，尤其是要求球队的持久存在，这里面就潜伏着现代运动的起点[38]253”。完备形态的体育组织对现代欧洲竞技体育的意义无疑是深刻的，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的建立使体育竞赛规则开始完善，体育竞赛活动的开展迈向制度化[10]121。

现代欧洲竞技体育组织的“科层化”特征在古代竞技运动组织过程中很少体现。古特曼在解释现代欧洲竞技体育的“科层化”特征时，运用了韦伯的“社会组织观”，认为在微观世界的现代体育中体现出宏观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科层化[24]87。古代社会似乎没有科层化组织存在，因此体育组织的科层化也无从谈起。仔细考察延续了上千年的古代奥林匹亚运动会，厄里斯人作為历届古奥运会的正式管家——奥运会的幕后组织者，厄里斯城的贵族们虽然承担了体育设施的提供、培训裁判、拉赞助，还需要计划后勤等事务[24]30，但该组织的核心主要由10名裁判组成，其组织内部没有出现“从属”或“命令”为特征的科层现象。反观现代欧洲竞技体育的组织形式，离开“程序化”运作其职能便无法实现。

3.2  欧洲竞技体育组织行为的现代转向：规范性程度加强

专门性欧洲竞技体育组织的主要权责在于促进体育活动的制度化，增加体育竞技的规范性。虽然从游戏的角度来看，现代体育组织通过制度化规定将现代竞技体育提升到技术组织与科学完善的极致，以至于使游戏精神受到消亡的威胁，破坏了游戏的自发性和随意性[38]254-255。但体育组织通过制度化规定却使现代竞技体育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进而展现出更为稳定的组织形态。各种运动队作为特殊的社会小单位，其成员内部关系也自觉遵循按他们比赛规则确定的“诚实游戏”原则[39]。换言之，增加体育竞技规范性的意义在于使稳定的世界性体育竞技活动成为可能。设想离开竞技体育组织，群体性体育赛事的各种制度性规定、大型竞赛赛事活动组织将无从实施。由此可见，现代竞技体育庞大科层组织众多功能中的一个则是为保证运动规则在真正意义上普遍适用，即努力追求“尽量平等”[20]49。

体育组织的权责拓展了竞技体育空间。面对现代欧洲竞技体育起源问题时，依据体育项目的发展史，最早的足球产生于中国，最早的网球来源埃及及阿拉伯一带，最早的羽毛球产于印度，最早的曲棍球源于古希腊、罗马，但这些项目的现代起源都被定格为以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为代表的近代工业国家，其背后原因与早期体育组织有关。一方面，早期体育组织以明确的规则将古老的体育项目“现代化”了，进而让体育项目以清晰稳定的形态展现在人们面前。清晰的竞赛规则使体育竞技活动便于组织的同时，也倡导了体育的公平精神，宣扬了体育的普世价值与精神。另一方面，体育组织积极承担现代竞技体育相关赛事，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到运动中来，体育运动也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正如日本学者筱田基行[40]所指出的一样：“体育运动的近代化现象也表现在竞技运动场面上的人员构成之中”，如竞技者、主持者、观众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了，但却奠定了现代竞技体育活动的影响力。

3.3  欧洲竞技体育运动形态的现代转向：组织与管理方式的世界性同一

科层化的专门性竞技体育组织出现，促使欧洲竞技体育在其活动组织管理与推广方面走向成熟，也为欧洲竞技体育的世界性传播确定了同一模式，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其世界性传播。现代欧洲竞技体育各种专门性组织的存在，已经让欧洲竞技体育的相关活动和赛事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举行。

现代欧洲竞技体育组织在科层化程度加深的同时，体育组织本身的形态也更加完备了。从体育组织的形态来看，经历了从最初的单项区域性组织向全国性、国际性组织转变。古代欧洲竞技活动依附于宗教、教育、战争的属性，让竞技活动成为其活动的一部分，教会、学校、军队等组织行使了体育组织的大部分职责。运动协会和体育俱乐部是早期的体育组织形态，其主要职能是对体育竞技规则的制定，如足球《剑桥规则》、拳击规则、赛马规则的制定都得益于这些早期体育组织。随着体育组织的作用在体育活动中逐渐展现，欧洲竞技体育组织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全国性、世界性体育组织逐渐涌现。其内在逻辑是，体育组织促进了体育活动的规范性，也提升了体育赛事的影响力，而赛事的规范化又进一步推动了体育组织的发展。

体育组织的权责还保证了现代竞技体育活动的稳定性。纵观每项现代竞技体育活动，其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组织者。体育组织的权责不仅体现在对体育活动规则进行制定，更表现为对竞技体育活动的实践提供直接动力。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国际奥委会之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作用：一方面，现代体育组织所追求的目标并不仅仅局限于对竞技体育活动的实现，但竞技体育活动则是一切竞技体育组织实现其他目标的基础性前提。另一方面，现代竞技体育也确实需要相关组织帮其维持基本的“新陈代谢”。如果没有竞技体育组织对竞技体育项目进行必要改革，现代竞技体育项目也必然会呈现自身发展危机。

从文化形态维度入手，对欧洲竞技体育形态的世界适应性做出阐释，无疑为其他文明圈中竞技体育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一定的思路借鉴。纵观欧洲竞技体育形态的现代化变迁之路，其在运动形态、观念形态及组织形态3个具体维度上展现出一定的现代优越性，该优越性体现为文化的普世性并助其实现了在欧洲大陆以外的“野蛮生长”。当前欧洲竞技体育的世界性“大肆蔓延”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竞技体育文化的全球多样性，其根本归因在于，除欧洲竞技体育文化之外的大多数竞技体育文化本身并未从文化形态上实现近代转型，其本质尚处于一种“准竞技体育”的文化形态之中，进而造成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适应性不足，此为欧洲竞技体育的现代化转型带给其他竞技体育文化发展的最直接启示。对其他竞技体育文化而言，实现其自身现代化转向的必然选择是：强化运动形态的独立性，以凸显自身体育文化的终极价值;提升观念形态的规范性，以明确自身活动执行的具体实践原则;增进组织形态的专门性，以塑造负责自身行为的确定性承载主体。唯有在实现竞技体育文化自身的现代化之后，才能与其他竞技体育文化一道，维系世界竞技体育文化多样性的繁荣，并避免因人类竞技体育文明单一性所造成的发展异化及自身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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