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军

“著书者之笔”说是纪昀批评《聊斋志异》时提出的著名论断，纪昀认为《聊斋志异》是“才子之笔”而非“著书者之笔”①详见盛时彦：《姑妄听之跋》，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71—473页。下文所引盛时彦《姑妄听之跋》以及《阅微草堂笔记》均出自本书，不再注出。。这个论断的产生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乾嘉考据学风），并源于自身的创作体验（《阅微草堂笔记》），因此它不仅仅是纪昀对单个小说文本的批评，更是对小说创作的理论总结。明清两朝，“才子之笔”常用来指称才华横溢的文人之文，如陈继儒称王季重“笔悍而神清，胆怒而眼俊”，其《游唤集》乃“文人才子之笔”②陈继儒：《王季重〈游唤〉序》，赵伯陶：《明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378页。；蒋敦复称陈心泉《月坡词序》“骈文雄丽，望而知为才子之笔”③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3，清光绪刻本，第30页。。小说评点家们也常用“才子书”来提升通俗小说的文化品位，强化通俗小说的文人性，如金圣叹称《水浒传》为“第五才子书”，毛氏父子称《三国演义》为“第一才子书”④详见谭帆：《“奇书”与“才子书”——对明末清初小说史上一种文化现象的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在现代语境中，“才子”无疑比“著书者”更适合标榜小说作者的身份，用“著书者之笔”来描述小说的创作风格，未免令人困惑不解。那么“著书者之笔”究竟是什么含义？纪昀为什么用“著书者之笔”评判小说创作？怎样看待纪昀提出的“著书者之笔”一说？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出粗浅的探讨。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著书者之笔”说的具体内涵

《聊斋志异》属“才子之笔”，与之相颉颃的《阅微草堂笔记》自然就是“著书者之笔”①盛时彦《姑妄听之跋》云：“因先生之言，以读先生之书，如叠矩重规，毫厘不失，灼然与才子之笔，分路而扬镳。”《阅微草堂笔记》，第473页。。以《阅微草堂笔记》为例，深入剖析其叙述风格，便可解读“著书者之笔”说的具体内涵。“著书者之笔”说由纪昀门人盛时彦《姑妄听之跋》转述，盛时彦对“著书”理路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故从此跋入手，又可为解读“著书者之笔”说提供思路上的引导。盛时彦云：“夫著书必取熔经义，而后宗旨正；必参酌史裁，而后条理明；必博涉诸子百家，而后变化尽……故不明著书之理者，虽诂经评史，不杂则陋；明著书之理者，虽稗官脞记，亦具有体例。”②盛时彦：《姑妄听之跋》，《阅微草堂笔记》，第472，473，472页。盛时彦所论“著书之理”，实际上即从著书的宗旨与目的、著书的体例与方法以及著书者的素养与识见三个方面概括了“著书者之笔”说的内涵：“取熔经义”，乃就著书的宗旨与目的而言；“参酌史裁”，乃就著书的体例与方法而言；“博涉诸子百家”，乃就著书者的素养与识见而言。盛时彦追随纪昀多年，自诩所论“尚得窥先生涯涘也”③盛时彦：《姑妄听之跋》，《阅微草堂笔记》，第472，473，472页。，“先生颇以为知言”④盛时彦：《阅微草堂笔记序》，《阅微草堂笔记》，第568页。，故盛时彦对“著书者之笔”的理解，可视为纪昀本人的观点。结合《阅微草堂笔记》，便可从上述三个方面阐述“著书者之笔”说的具体内涵。

为何著书？古往今来，著书皆有所为。柳宗元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⑤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57页。董应举说：“古之君子，道行则以其身任天下之患，不行即以其言寄当世之忧。古之立言著书者皆是也。”⑥董应举：《学古适用编序》，吕孟谐辑：《学古适用编》，明崇祯刻本。历史上固然不乏为稻粱谋而著书者，但发愤著书终是主流。纪昀声称“著书宣教化，是亦儒臣事。仰惟赉予心，实功风俗计”⑦纪昀：《郑编修（际唐）出其曾祖赐砚见示敬赋古诗二十六韵》，纪昀著，孙致中等校点：《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10页。，即便是被视作小道的“小说”，纪昀也不忘强调其教化与劝戒的旨意：“儒者著书，当存风化，虽齐谐志怪，亦不当收悖理之言。”⑧纪昀：《滦阳消夏录（六）》，《阅微草堂笔记》，第114—115页。这种语关教化、义存劝戒的著书宗旨，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几乎涵盖了伦理纲常的全部内容，举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均有所体现。如《滦阳消夏录（一）》“北村郑苏仙”条，纪昀借阎罗王之口嘲笑以“无功亦无罪”自辨的官员，表达了他对为臣之道的看法：“公一生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最能体现纪昀著书宗旨的当属书生艳遇狐女之类故事。同卷“宁波吴生，好作北里游”条，开头写吴生与狐女时相幽会，狐女幻化成青楼女子，而吴生以为“惜是幻化，意中终隔一膜耳”。狐女便开导吴生：“不然。声色之娱，本电光石火……”，结果“吴洒然有悟……竟绝迹于狎游。”⑨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6页。此类故事，在《聊斋志异》里着意表现的是文人才子式的浪漫情怀，而《阅微草堂笔记》散发出来的则是著书立说者的布道气息。这无疑切合纪昀的著书宗旨，因此盛时彦称许其“虽托诸小说，而义存劝戒，无一非典型之言”⑩盛时彦：《姑妄听之跋》，《阅微草堂笔记》，第472，473，472页。。

如何著书？这涉及体例与方法两个层面的选取，纪昀认定《聊斋志异》属“才子之笔”而非“著书者之笔”，主要依据便是《聊斋志异》在著述体例上杂糅了“小说”与“传记”，一书而兼二体；在叙事方法上随意妆点，违反了言出有据的实录原则。直白点讲，就是《聊斋志异》在体例与方法上均不够谨严，是才子做派，非学者所为。那么谨严的“著书”作法又该如何呢？用盛时彦的话来说便是“参酌史裁”。“史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史书的体裁，即体例，如章学诚评康海《武功志》云“志乃史裁，苟于地理无关，例不滥收诗赋”⑪章学诚：《文史通义》卷8“书《武功志》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27页。；一是指对史事的裁断，即方法，如胡应麟认为刘知几《史通》“有史学无史笔，有史裁无史识”⑫瑏瑢。以此观照《阅微草堂笔记》，纪昀确乎在体例与方法上都做到了“参酌史裁”。

先说著述体例。《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皆由众多篇目组成，实际上涉及两个层面的体例问题，即单篇作品的文体属性与整部作品的文体统合。按照纪昀对“小说”与“传记”的理解，《聊斋志异》中《瓜异》《赤字》等如实记载、粗陈梗概者是“小说”，《青凤》《婴宁》等随意妆点、完整叙述一人或一事之始末者属“传记”，因此总体上看，《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①盛时彦：《姑妄听之跋》，《阅微草堂笔记》，第472，472，472，472页。，违背了文体的统一；单个地说，《聊斋志异》以传记之体叙小说之事（纪昀认为花妖狐媚等“不经”之事属小说范畴），又混淆了文体的畛域。《阅微草堂笔记》则不然，作者多次声明只是纪录见闻，如《滦阳消夏录（一）序》云“昼长无事，追录见闻”②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1，359页。，《姑妄听之（一）序》云“惟时拈纸墨，追录旧闻”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1，359页。，是地道的小说，做到了体例纯粹；且全书一千余条笔记，叙事模式“千篇一律”，又保持了体例的统一。再说叙事方法。纪昀认为“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妆点”⑤盛时彦：《姑妄听之跋》，《阅微草堂笔记》，第472，472，472，472页。，因此恪守如实纪录的原则，叙事范围仅限于耳目闻见之内。翻检《阅微草堂笔记》，很容易归纳出纪昀的叙事模式，即所见者为“余”于何时何地亲见，所闻者为“某某”于何时何地言之，而无论哪种模式，都明确交待事件的来源，力求言出有据。在耳目闻见之内，纪昀尽量让事件客观呈现在读者面前，不加妆点，除了陈述事件的基本要素，很少有细节上的想象发挥，是故盛时彦称许其“叙述剪裁，贯穿映带，如云容水态，迥出天机，则文章亦见焉”⑥盛时彦：《姑妄听之跋》，《阅微草堂笔记》，第472，472，472，472页。。

以何著书？这关乎著书者本人的素养与识见。著书不易，谨严的著书者往往不轻易下笔，必先博览群书，胸有丘壑。郑樵说“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⑦郑樵：《通志总序》，郑樵撰，王树民校点：《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页。，陈仁锡说“非读尽天下之书，勿轻著书”⑧陈仁锡：《续藏书序》，《无梦园初集》“马集四”，崇祯六年（1633）张叔籁刻本。。纪昀博闻强记，学究天人，虽自谦“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⑨纪昀：《滦阳消夏录（一）序》，《阅微草堂笔记》，第1页。，但作为著书者“博涉诸子百家”的素养与识见，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在《阅微草堂笔记》之中。蔡元培曾说：“纪晓岚氏博极群书，虽无意为文，而字字皆有来历，不为证明，读者或不免失其真意。”⑩蔡元培：《评注阅微草堂笔记序》，《阅微草堂笔记》，1918年上海会文堂书局石印本。据笔者统计，不包括同卷中重复引用者，《阅微草堂笔记》全集1 195条笔记共引用书目404种，其中《滦阳消夏录》64种，《如是我闻》67种，《槐西杂志》130种，《姑妄听之》56种，《滦阳续录》87种。所以盛时彦称许其“辨析名理，妙极精微；引据古义，具有根柢，则学问见焉”⑪盛时彦：《姑妄听之跋》，《阅微草堂笔记》，第472，472，472，472页。。这种叙述方式带有强烈的学术色彩，而这正是“著书者之笔”的重要标志⑫有关“著书者之笔”的具体内涵，详见刘晓军：《小说文体之争的一段公案——“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综论》，《文学遗产》2018年第1期。。

二、“著书者之笔”说的内在心境

纪昀视小说创作如同“著书”，从“为何著书”“如何著书”“以何著书”三个方面规定“著书者之笔”的内涵，遂使《阅微草堂笔记》“道”胜于“文”，“趣”逊于“理”，依今天的标准看，与其说是小说，毋宁更像论著。这种小说观念的产生，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其中内在的根源在于纪昀心中有着浓重的“著书”情结，而外在的原因则是受传统小说观念与乾嘉考据学风影响所致。

古人素有追求立言不朽的传统。纪昀久居台宪之首，是乾隆皇帝非常倚重的文臣，晚年更是执学术之牛耳，“海内共仰望为宗匠”⑬李文藻：《与纪晓岚先生书》，《纪晓岚文集》第三册，第322页。，著书立说自是应有之义。纪昀宣称“儒者著书立说，将使天下之从我”⑭纪昀：《沈氏四声考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62页。，对他人能“闭门著述，卓然成一家言”⑮纪昀：《六书分类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61页。不无艳羡之意，在与门生故吏的通信中也常“以著书相勉”⑯李文藻：《与纪晓岚先生书》，《纪晓岚文集》第三册，第322页。，其“著书”情结不言而喻。又，纪昀生当书香门第，家世有著书风尚。高祖纪坤著《花王阁剩稿》，父纪容舒著《唐韵考》《玉台新咏考异》《杜律疏》，胞兄纪昭（懋园）著《毛诗广义》《养知录》，胞兄纪易著《近言集》，从侄纪汝伦著《逊斋易述》。纪昀学富五车，理应也有著述，盛时彦《跋》便称其“天性孤峭，不甚喜交游。退食之余，焚香扫地，杜门著述而已”①盛时彦：《姑妄听之跋》，《阅微草堂笔记》，第471页。，那么纪昀的著述情况又如何呢？今据《纪晓岚文集》所录文献，大致可以稽考纪昀的著述情况：

《审定风雅遗音》。《风雅遗音》为清人史雪汀所著，纪昀病其“不知古音，故叶韵之说多舛误；又门目太琐，辨难太激，于著书之体亦微乖”，于是“退食之暇，重为编录”②纪昀：《审定史雪汀风雅遗音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60页。。

《沈氏四声考》。纪昀以沈约韵书虽亡，但“诗文传世亦多，尚可排比求之，得其梗概，因略为考订，编成二卷，名曰《沈氏四声考》”③纪昀：《沈氏四声考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62页。。

《删正帝京景物略》。该书为明末刘侗、于奕正合撰，纪昀病其“每篇之后，必赘题咏数十章”，遂“悉割取摧烧之；独留正文一百三十余篇，用纸粘缀，葺为二册”④纪昀：《删正帝京景物略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64页。。

《史通削繁》。纪昀以刘知几《史通》叙述芜杂，精义难传，遂“即其本细加评阅以授儿辈……因钞为一帙，命曰《史通削繁》”⑤纪昀：《史通削繁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78页。。

《济众新编》。纪昀以朝鲜刊本《东医宝鉴》“卷帙较繁，检寻未易”，遂“撮其精要之论、简易之方，为《济众新编》八卷，使病源如指诸掌，而药味可随地以取拾”⑥纪昀：《济众新编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79页。。

《张为主客图》。纪昀以张为《主客图》世无刊本，遂从《唐诗纪事》中“即原序所列八十四人，一一钩稽排纂之可以考者，犹七十有二”⑦纪昀：《张为主客图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81页。。

《唐人试律说》。是书为纪昀与门人弟子读书阅微草堂时所编，“偶取其案上唐试律，粗为别白，举其大凡。诸子不鄙余言，集而录之，积为一册”⑧纪昀：《唐人试律说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82页。。

《瀛奎律髓刊误》。纪昀认为方回《瀛奎律髓》论诗之弊“足以疑误后生，瞀乱诗学”，遂“细为点勘，别白是非，各于句下笺之”⑨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83页。。

《后山集钞》。纪昀认为陈师道《后山集》“原本讹脱太甚，九卷以后尤不胜乙”，遂“杂取各书所录后山作，钩稽考证，粗正十之六七，乃略可读，因究其大意”⑩纪昀：《后山集钞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84页。。

《乌鲁木齐杂诗》。纪昀谪居乌鲁木齐，“自巴里坤至哈密，得诗一百六十首。意到辄书，无复诠次，因命曰《乌鲁木齐杂诗》”⑪纪昀：《乌鲁木齐杂诗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88页。。

《庚辰集》。纪昀于乾隆庚辰（1760）七月闲居养病，暇日以读书课儿辈，取唐人及近人诗作为法式，“儿辈以作者登科先后排纂成书”⑫纪昀：《庚辰集（一）序》，《纪晓岚文集》第三册，第62页。。

《阅微草堂笔记》。纪昀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由门人盛时彦于嘉庆五年（1800）结集刊行。

以上是纪昀的著述概况。纪昀生前所作当不止这些，只是大多散佚不存，这一点其门生故吏多有提及①刘权之《纪文达公遗集序》云“厥后高文典册，多为人提刀；然随手散失并不存稿，总谓尽系古人糟粕，将来何必灾梨祸枣为”，阮元《纪文达公遗集序》云“公著述甚富，不自裒集，故多散佚”，王昶《蒲褐山房诗话》云“于寻常所著，不复珍惜成编”。详见《纪晓岚文集》第三册，第725、727、505页。。然单就以上著述而言，除《阅微草堂笔记》与《乌鲁木齐杂诗》外，其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著书”，而是属于“注书”，如《唐人试律说》一书，纪昀就明言“诗无伦次，随说随录，不更编也。其词质而不文，烦而不杀，取示初学，非著书也”②纪昀：《唐人试律说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82页。。即便是《阅微草堂笔记》与《乌鲁木齐杂诗》这两部在我们看来属于原创的著述，纪昀也不太愿意承认它们为“著书”，尽管其中不无自谦之意。他说作《阅微草堂笔记》，是由于“景薄桑榆，精神日减，无复著书之志，惟时作杂记，聊以消闲。《滦阳消夏录》等四种，皆弄笔遣日者也”③纪昀：《栾阳续录（一）序》，《阅微草堂笔记》，第474页。；作《乌鲁木齐杂诗》，也只是“旅馆孤居，昼长多暇，乃追述风土，兼叙旧游……意到辄书，无复诠次”④纪昀：《乌鲁木齐杂诗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88页。。因此纪昀认为，自己一生其实并没有“著书”。纪昀门生陈鹤说：“我师河间纪文达公……尝语人：自校理秘书，纵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故生平未尝著书；间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即弃掷，未尝存稿。”⑤陈鹤：《纪文达公遗集序》，《纪晓岚文集》第三册，第729页。此话应当不假，纪昀本人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余自早岁受书，即学歌咏；中间奋其意气，与天下胜流相倡和，颇不欲后人。今年将八十，转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吟稿亦不敢自存。盖阅历渐深，检点得意之作，大抵古人所已道；其驰骋自喜，又往往皆古人所呵，捻须拥被，徒自苦耳。”⑥纪昀：《鹤街诗稿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206页。纪昀没有“著书”的事实，也得到了时人的证实。江藩说：“公一生精力粹于《提要》一书，又好为稗官小说；而懒于著书，少年间有撰述，今藏于家，是以世无传者。”⑦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3页。张维屏说：“或言纪文达公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⑧张维屏撰，陈永正点校：《国朝诗人征略》，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6页。

纪昀“懒于著书”，恐怕并非他自己所说的只因“崔颢题诗在上头”那么简单，背后应当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使他“眼前有景道不得”。乾隆皇帝后期，好听歌功颂德之言而难容不同意见，尤其反感指斥社会弊端的逆耳诤言。纪昀以言官自任，难免逆批龙鳞，触怒天颜。笑嘏《清代外史》云：“弘历席累朝富庶之业，既北讨南征，耀兵塞外，又挟其威权，叱辱群臣如奴隶……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⑨《清代野史》第一辑，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130页。作为言官，谈论国事本职责所在；可皇上不容谏言，纪昀便只好噤声，“岁岁容看温室树，惟应自戒口如瓶”⑩纪昀：《赐砚恭纪八首》，《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470页。。在给亲属的书信中，纪昀多次诉说身为言官的苦恼与担忧：“盖身为言官，不言则溺职，言多则必败，绝无保全之法也。”⑪纪昀：《禀胞叔仪南》（报告漏言获谴），纪昀著，江不平校：《纪晓岚家书》，南京：中央书店，1937年，第18页。“盖身当言路，若壅蔽天聪，是谓溺职。若学铁面御史，据直上闻，必为怨，府惟冀早日脱离此职，便可免却许多烦恼。”⑫纪昀：《寄内子》（告知还京供职），《纪晓岚家书》，第36页。在《又题秋山独眺图》一诗中，纪昀描述了自己身居高位却又如临深渊的恐惧心境：“俯见豺狼蹲，侧闻虎豹怒。立久心茫茫，悄然生恐惧。置身岂不高，时有蹉跌虑。徙倚将何衣，凄切悲霜露。微言如可闻，冀与孙登遇。”⑬纪昀：《又题秋山独眺图》，《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476页。结尾以三国孙吴太子孙登临终奏疏，恳请皇上举贤任能、博采众议为典，暗示了自己有口难言、言而不闻的忧愤。只是言愈不闻，立言不朽之心便愈急切，著书立说的情结亦愈浓重。这种情结在晚年愈发明显，以至于产生了严重的著书焦虑。乾隆五十七年（1792），纪昀为纪汝伦《逊斋易述》作序，云：“余年近七十，一生鹿鹿典籍间，而徒以杂博窃名誉，曾未能覃研经训，勒一编以传于世，其愧懋园父子何如耶！”⑭纪昀：《逊斋易述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53页。临终前，纪昀又嘱托其孙纪树馨说：“吾老矣，欲成三书，恐天不假年，今语汝大略，汝其识之。一曰《规杜持平》……一曰《篆隶异同》……一曰《蠹简丛钞》……”①李宗昉：《闻妙香室文集》卷14《纪文达公传略》，转引自吴波：《纪昀的晚年心态与〈阅微草堂笔记〉的创作》，《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1期。

雍、乾时期，朝廷大兴文字狱。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经手的禁毁、抽毁著述何其多也。这种境况造成了他一方面为全身保命而“懒于著书”，另一方面又为使命所迫而不吐不快的尴尬。在这种心态下，以“著书之理”撰写小说，或者借小说创作而著书立说，就不失为一种折衷的办法，李元度就曾这样揣摩纪昀作《阅微草堂笔记》的动机：“公胸有千秋，故不轻著书，其所欲言，悉于四库书发之，而惟以觉世之心自托于小说稗官之列，其感人为易入。”②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634页。事实上，《阅微草堂笔记》凝结了纪昀的价值观念（如反对空谈心性，追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学术思想（如论汉学与宋学之长短优劣、评宋儒的理气心性与格物致知）、社会理想（如宣扬伦理纲常、抨击吏治腐败与官场黑暗）等诸多方面，尤以关乎社会理想的记载分量最多且影响最大。这完全契合传统经世与明道的著书宗旨，其所承载的价值功能，也非现代意义的小说所为。因此纪昀撰写《阅微草堂笔记》，借轻松随意的小说坐而论道，其实是著书立说的另一种方式，颇有聊胜于无的自我慰藉之意。《滦阳消夏录》完稿后，纪昀曾自嘲道：“半生心力坐消磨，纸上烟云过眼多。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③纪昀：《书滦阳消夏录后》，《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521页。年老无力著书，故《阅微草堂笔记》的成书，也算是得偿夙愿。

三、“著书者之笔”说的外在语境

纪昀以“著书者之笔”衡鉴小说创作，内因来自于他本人浓重的著书情结，外因则与传统小说观念以及乾嘉考据学风有关。

纪昀视小说为经世致用的利器，将小说创作提升到著书立说的高度，这种小说观念源于传统“小道可观”的价值定位。自《汉书·艺文志》引“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④班固编撰，顾实讲疏：《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6页。一语定性“小说家”以来，“小道可观”便成千百年来小说价值最经典的定位，讥之者嗤之为“小道”，爱之者则肯定其“可观”。尽管“小说”一词已由最初的文献类别演变为文体类型，但此种观念至《四库全书总目》仍一以贯之，一方面承认小说中“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另一方面又肯定“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⑤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82页。。由汉及清，历代书目一直都承认小说“可观”的工具性意义，这也是作为“小道”的小说得以厕身其间的合法性依据。纪昀一边自嘲“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⑥纪昀：《书滦阳消夏录后》，《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521页。，一边又自诩“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⑦纪昀：《姑妄听之序》，《阅微草堂笔记》，第359页。，将自己修齐治平的经世理念灌注于谈狐说鬼的小说之中，这种近乎矛盾的心态正是小说“小道可观”价值定位的体现，纪昀门人汪德钺便如是说：“吾师……牖民于善，坊民于淫，拳拳救世之心，实导源于洙泗。即偶为笔记，以为中人以下，不尽可与庄语，于是以卮言之出，代木铎之声。”⑧汪德钺：《纪晓岚师八十序》，《四一居士文钞》卷4，南京图书馆藏嘉庆年间刻本。纪昀批评《聊斋志异》非“著书者之笔”，字面上的理由是其著述体例与叙事方法不合“著书之理”，其实还有不曾明言的理由，即其传达出来的价值观念不合“当存风化”的著书宗旨，如书生艳遇狐鬼之类故事，就明显“有乖于风教”。《槐西杂志（三）》记东昌一书生夜行，过狐魅所化甲第，明知其为坟墓，只因“闻《聊斋志异》青凤、水仙诸事，冀有所遇，踯躅不行”⑨纪昀：《槐西杂志（三）》，《阅微草堂笔记》，第303页。，终为狐魅所戏。纪昀对书生的揶揄与嘲弄，实际上是在表达对《聊斋志异》误人子弟的不满。

纪昀要求据事实录，反对随意妆点，也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继承。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定义，小说是稗官据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类言论整理而成的文献，颜师古注称“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①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5页。，顺便又谈及小说的产生机制与价值功能，即小说乃稗官纪录街头巷尾的见闻而成，具有向统治者传达民情民意的功能。既然要充当民情民意的传声筒，稗官在纪录街谈巷语时就应该据事实录，不加妆点。就这一点来讲，小说与史书的区别只关乎叙述对象的来源与性质，叙事方法并无分野，因此刘知几认为小说“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②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5页。，胡应麟也认为小说“纪述见闻无所迥异”，其善者足以“存史官之讨覈”③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第283页。。小说又有野史、稗史、逸史之称，作为野史，自然也要据事实录。清人夏骃论野史说：“苟其不足传信，且将以吾书之纰漏，而反疑所纪之人之事为虚，不与立言之首大相刺谬乎哉？善著书者则不然，必亲见其人，亲预其事，度非吾莫能纪也而后为书，必覆覈较量，审无一言不可以传信也，而后成书。”④夏骃：《交山平寇本末》，康煕年间刻本，第1页。纪昀批评《聊斋志异》随意妆点，其理论基础便是传统据事实录的叙事方法。作为“善著书者”，他本人在撰写《阅微草堂笔记》时尽量将事件纳入耳目闻见之内，原因也即在此。至于纪昀对著述体例一致性的追求，应当是清代著述风格的独特表现。古人作文先体制而后工拙，辨体意识明确，但只是就篇章而言。若论著书体例，则尺度较为松弛。章学诚说：“韩非之《五蠹》、《说林》，董子之《玉杯》、《竹林》，当时并以篇名见行于当世；今皆荟萃于全书之中，则古人著书，或离或合，校雠编次，本无一定之规也。”⑤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0页。桂文灿也认为：“古人著书，体例最宽，非如后人之比。”⑥桂文灿撰，王晓骊、柳向春点校：《经学博采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纪昀不只对《聊斋志异》的著书体例有看法，他还批评史雪汀的《风雅遗音》“门目太琐，辨难太激，于著书之体亦微乖”⑦纪昀：《审定史雪汀风雅遗音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60页。。对著书体例的一致性有着近乎洁癖的要求，或许即清人的集体意识。

“著书者之笔”要求作者“博涉诸子百家”，小说应当具有“引经据古，博辨宏通”⑧纪昀《姑妄听之（一）序》云：“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阅微草堂笔记》，第359页。的审美品格，这种认识既有传统小说观念的因袭，又有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在传统小说观念里，叙事并非小说内容的唯一选项。除了叙事，还可以写人、记言、博物、辨理、述异等。举凡山川地理、风俗人情、名物制度、遗闻轶事、至理名言、神鬼怪异等，靡不毕纪。因此自先秦两汉以来，小说家多博洽士，而小说亦多博物体。魏晋以还，博物洽闻已成小说的主要特征。受乾嘉考据学风影响，清人在博识的色调上，又给小说增加了考辨的光芒，一时间“以小说见才学者”层出不穷，涵盖文言与白话两端。白话方面，有“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11页。的《野叟曝言》，“枕经葄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⑩林石华：《镜花缘序》，李汝珍：《镜花缘》，《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的《镜花缘》等；文言方面，则蔚为大观，除《阅微草堂笔记》外，尚有王应奎《柳南随笔》《柳南续笔》，屠绅《六合内外琐言》，梁章钜《归田琐记》《浪迹丛谈》《续谈》《三谈》等⑪参宋莉华：《清代笔记小说与乾嘉学派》，《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纪昀本人即乾嘉时期的大学者，“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⑫纪昀：《姑妄听之（一）序》，《阅微草堂笔记》，第359页。。《阅微草堂笔记》因此深深地打上了乾嘉学风的烙印，其间考据文字比比皆是，如据《一统志》考景城刘武周墓疑似隋朝刘炫墓，据乌鲁木齐红柳娃考《山海经》所记竫人凿然有之，据《汉寿亭侯庙碑》考关帝祠中周仓塑像渊源有自⑬纪昀：《滦阳消夏录》，《阅微草堂笔记》，第30、50、87页。。纪昀撰写《阅微草堂笔记》的十年，正逢乾嘉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又恰好与他领衔编撰、修订《四库全书总目》的时期大致重合，往往是公事撰写提要，公余纪录异闻。体例虽然有别，但思维难免同一，有时公论与私议不分，以至于把《总目》的观点也带进笔记中来，如《滦阳消夏录（一）》引《总目》诗部总序论汉、宋儒之争，《栾阳续录（一）》引《总目》子部术数类《太素脉》提要论揣骨相人之术，《姑妄听之（四）》引《总目》集部明代练子宁与解缙等人排位事论黄叶道人与林下巨公的序齿之争。这样便形成了轻叙事而重议论，轻故事而重学问，引经据古、博辨宏通的文体品格。

四、“著书者之笔”说的价值与意义

纪昀用著书立说的标准要求小说创作，站在今天的小说立场看，这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尤其是要求据事实录、反对随意妆点的叙事方法，与提倡想象、主张虚构的现代小说观念更是扞格不入，很难被人接受。职是之故，纪昀“著书者之笔”说的价值与意义一直处于被遮蔽甚或误解的状态。那么应该如何定义并定位纪昀的“著书者之笔”说呢？

就历史语境而论，我们认为“著书者之笔”说是纪昀在传统小说观念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境与乾嘉学风对小说创作所作的理论总结，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著书者之笔”说体现了以笔记体为正统的传统小说观念。今人把文言小说分为笔记体与传奇体两种类型，并认为传奇体是真正的小说。其实在传统小说观念里，小说就是指笔记体，或者说笔记体才是正统的小说。从作品体例来看，每一部笔记体小说都是若干篇札记的聚合体，有着明确而且统一的编纂原则，本身就属于“书”的范畴；而传奇体小说大多以单篇行世，且篇幅有限，只能归入“文”的范畴①有论者统计，全唐五代单篇传奇文共116篇，传奇集只有9部。且传奇集大多“一书而兼二体”，如《玄怪录》《续玄怪录》等，其中有不少笔记体小说。详见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章学诚指出：“小说出于稗官……《洞冥》、《拾遗》之篇，《搜神》、《灵异》之部，六代以降，家自为书。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专书一事始末，不复比类为书）。”②章学诚：《文史通义》卷5“诗话”，第190页。自《汉书·艺文志》以迄《四库全书总目》，历代官修书目所录小说大多属于专著，如《周考》76篇、《青史子》57篇，《洞冥记》4卷、《拾遗记》10卷，且都是笔记体③班固注称《周考》“考周事也”，《青史子》“古史官纪事也”，可知二者皆纪事之书，类乎史学著作。只因出于“稗官”而非“王官”，故列入小说家。。从著录情况来看，传奇体一般隶属于史部传记类，而不是子部小说类，如《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等经典的传奇体小说便较早收录于《太平广记》“杂传记”类，《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等书目的史部传记类也著录有《补江总白猿传》《虬髯客传》《绿珠传》等传奇体小说，《百川书志》史部传记类更是几乎囊括了唐宋两朝的经典传奇体小说。纪昀坚守传统小说观念，他眼中的“小说”，指的是笔记体；今人所言传奇体，纪昀并不认为是小说，而是“传记”——“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④盛时彦《姑妄听之跋》引纪昀语。，他本人主导的《四库全书》小说类也不收传奇体。晚清以来，仍然有学者坚持笔记体为正体、传奇体为变体的小说观念。章太炎说：“（唐人传奇）自以小说名，固非其实。夫蒲松龄、林纾之书得以小说署者，亦犹《大全》《讲义》诸书，传于六艺儒家也。”⑤章太炎：《与人论文书》，《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9页。浦江清说：“现代人说唐人开始有真正的小说，其实是小说到了唐人传奇，在体裁和宗旨两方面，古意全失。”⑥浦江清：《论小说》，《无涯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但为其赢得盛誉的只是其中的传奇体，如《聂小倩》《婴宁》之类。纪昀用笔记体标准去评判《聊斋志异》，自然会认为其非“著书者之笔”。今人用现代小说观念去评判“著书者之笔”，同样会认为他不合时宜。

其二，“著书者之笔”说揭示了笔记体小说知识性与思想性的本质属性。今人据叙事之详略把文言小说分为笔记体和传奇体，认为前者粗陈梗概而后者叙述宛转。这是现代小说观念影响下的分类，以讲故事作为小说的本质特征。其实在传统小说观念里，故事性并非小说的本质属性——笔记体包罗万象，并非只讲故事；传奇体叙事宛转，却并不是小说。就笔记体小说而言，知识性、思想性才是它的本质属性。班固将小说家列入诸子之中并排在十家之末，本身就是学术派别的分类。历代书目著录小说的主要依据是其价值内涵，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小道可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而不是其故事形态，如虚构的故事，具备人物、情节与背景三要素等⑦《隋书·经籍志》将《鲁史绮器图》《器准图》等著录于小说家类，所据也是知识性而非故事性，执行的仍然是“小道可观”的价值标准。。作为著述体式，笔记体小说内容宏富，不囿于一人一事之始末；以体现作者的学术思想与价值观念为旨归，不以展示故事情节与塑造人物形象为鹄的。以《容斋随笔》为例。何异说它“可以稽典故，可以广闻见，可以证讹谬，可以膏笔端，实为儒生进学之地”①何异：《容斋随笔总序》，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李翰说它“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从而评之……其于世教未尝无所裨补”②李翰：《容斋随笔旧序》，洪迈：《容斋随笔》。，强调的都是其“钩纂不遗”的知识性与“裨补世教”的思想性。小说作者随笔纪录见闻感想的过程，就是建构其知识体系、表达其价值观念的过程，同时也是著书立说的过程。刘师培认为笔记体小说皆“涉猎之学”而非“专门之学”，“均由学士大夫，好佚恶劳，惮著书之苦，复欲博著书之名，故单辞只义，轶事遗闻，咸笔之于书，以冀流传久远，非如经史子集，各有专门名家，师承授受，可以永久勿堕也”③刘师培：《论说部与文学之关系》，舒芜、周绍良等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92页。。笔记体小说的作者是否皆“惮著书之苦，复欲博著书之名”，姑且不论，但此类著述大抵兼具知识性与思想性，作者大多怀抱著书立说的理想却是不争的事实。至乾嘉时期，“以学者遭遇猜嫌忌讳之异族君主，既不能以其经济抱负，直接施之于政或间接著之于书”④黄云眉：《史学杂稿订存》，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228页。，于是以著书之法作小说，从而间接实现“其经济抱负”者数见不鲜，笔记体小说的学术色彩也因此更加鲜明，梁章钜便宣称“大抵古人著述，各有所本，虽小说家亦然，要足资考据、备劝惩、砭俗情、助谈剧”⑤梁章钜撰，于亦时点校：《归田琐记》卷1“归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

从现实意义来看，“著书者之笔”说廓清了古代小说的本体与本质属性，有利于改变当今古代小说研究总体上重白话体轻文言体、文言体中重传奇体轻笔记体、笔记体中重人物与情节轻知识与思想的格局。更为重要的是，纪昀拈出“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将小说文体风格与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审美理想、艺术修养、创作个性等因素相结合，以新颖、别致的眼光区划了古代文言小说两种文体的叙述风格，开辟了小说文体风格尤其是作家风格研究的新路径，对当下的古代小说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著书者之笔”一语中的“笔”即文笔，指作家的创作风格。龚立本《烟艇永怀》说宋凤翔“文笔秀农”、龚方中“文笔清雅”、瞿纯仁“文笔纵横凌厉”⑥龚立本：《烟艇永怀》卷之二，清借月山房汇钞本，第22、45、54页。，四库馆臣认为《蘂阁集》“文笔亦颇类明末竟陵一派，决不出弃疾之手”⑦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540页。，所言“文笔”都是指作家的创作风格。纪昀所言“才子之笔”指小说体现出来的文人风格，“著书者之笔”则是指学者风格。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风格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理论，其中作家风格研究更是源远流长⑧详见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第二章“体与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然而文学批评史上的风格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诗文方面，小说文体风格研究非常罕见。造成这种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相对于诗文来说，小说地位低下，研究者不愿或不屑探讨其文体风格；小说内涵比较丰富、形式更加复杂，难以把握其文体风格；单个作家的作品数量有限，不易形成鲜明的文体风格。在纪昀之前，胡应麟对小说文体风格稍有论及，他说：“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29“九流绪论下”，第283页。胡应麟概括了唐宋小说不同的文体风格，并指出作家身份对小说文体风格有直接影响，其“文人才士”与“俚儒野老”之分对纪昀的“才子”与“著书者”之别应当有所启发。与胡应麟直观感性的印象式批评不同，纪昀“著书者之笔”说的学理性更加明显，他不仅使用了标志文体风格的“文笔”这个语词，还对风格的具体内涵作了详尽的阐述。这种分析判断建立在具体的作家作品基础之上，既承续了传统的小说观念，又融入了自身的创作体验，还结合了时代的学术风尚，对当下的古代小说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