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元龙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尽管康德将空间与时间作为两种并列的先验表象，但时间始终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既是一个严峻的难题，又是一个致命的诱惑。与此相反，空间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不成问题的不仅只有空间，还有身体。身体之不成问题，当然与崇尚理性/精神、贬低感性/肉体的形而上学传统密切相关；空间之不成问题，则是因为它似乎不证自明。直到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注]法语的《知觉现象学》有两个版本：Maurice 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 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76。本文依据1976年版本。此书英译本也有两个：其一是Colin Smith的译本，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02；其二是Donald A.Landes的译本，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本文依据2012年英译本。问世，身体、空间，以及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注]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是《知觉现象学》重点探讨的问题，在西方学界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比如Stephen Priest.Merleau-Ponty(New York:Routledge,1998)一书的第6章;David Morris.The Sense of Spac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4;Scott L.Marratto.The Intercorporeal Self.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2)一书的第2章。但在汉语学界，只有两三篇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文献征引不太可靠，论证深度也不够。才得到真正的澄清。

一、身体作为知觉主体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必须放到现象学的整个历史中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在梅洛-庞蒂看来，尽管康德、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弥合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各自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们并未真正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康德的主体其实是一个无身体的先验主体，胡塞尔的意识是一个无身体的先验意识，而海德格尔的此在则是一个完全凭借意识的自为的存在。梅洛-庞蒂认为，对象的显现当然是通过主体而发生的，但这个知觉主体首先是身体而非意识。“梅洛-庞蒂力图回到真正的知觉主体：它不是一个知性的主体，世界在它面前以一种透明的方式展开，而是一个通向超然的世界的具有身体的主体。”[注]Renaud Barbaras.“Perception and Movement:The End of the Metaphysical Approach”.in Fred Evans and Leonard Lawlor(ed.).Chiasms:Merleau-Ponty’s Notion of Flesh.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0,p.77.梅洛-庞蒂把知觉主体定位于身体，就等于宣告对象不是在意识之中，而是在鲜活的感觉之中被给予。但他同时指出，如此给予的对象强烈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力，以致我们自然而然地意识不到对象得以被给出的境域。也就是说，我们在知觉经验中只意识到对象，但却意识不到对象—境域结构(the object-horizon structure)。一个显而易见但又为人熟视无睹的事实是，要想看见一个对象，我们必须从某个视角出发，也就是说，必须采取某个视角。这一基本事实虽然限制了我们对对象的知觉，但这种限制并非一个消极因素，而是使事物能够作为对象出现的积极条件。故此梅洛-庞蒂说：“对象—境域结构，或者说视角，并不是我想看见对象时的障碍：因为正如它是使诸对象相互区别的手段一样，它也是使它们得到揭示的手段。”[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70.这一点类似于海德格尔在解释学中对前见所做的辩证剖析：理解绝不可能在一片空白的心灵中发生，此在只有以各种前见为基础，才能让理解得以发生。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梅洛-庞蒂揭示了客观主义思想源于对象—境域结构的遮蔽，但他并未走向绝对的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因为他充分考虑了知觉的悖论：知觉的固有性(immanence)和超越性(transcendence)。也就是说,知觉不仅总是特定视角内的知觉，而且能超越特定视角走向对象。梅洛-庞蒂说，正是知觉的这一悖论，亦即为我而存在(being-for-me)但又自在(being-in-itself)，使得对象成为“真实的”对象。所谓对象的“真实”，就是在知觉中被给予而又超越知觉。

这一切与身体有何关系呢？当然有。因为我之所以能知觉，之所以有视角，归根到底是因为我有一个身体。“身体就是在世界中存在的媒介，对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者来说，有一个身体意味着与一个确定的环境相统一，意味着与某些筹划相融合，意味着始终致力于这些筹划。”[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84.其实这句引文也很激进，因为它毫不含糊地表明身体就是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也许觉得这个表述的力度还不够，梅洛庞蒂后来干脆毫不含糊地说：“我不在我的身体的前面，我就在我的身体中，或者说我就是我的身体。”[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151.只有在超越唯物论、唯心论和身心二元论的意义上才能充分把握这句话的分量。身体就是视角，身体就是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身体就是主体，就是对象作为真实对象出现的条件。“在世界中存在”(being-in-the world)是海德格尔为批评胡塞尔而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目的是要论证绝对的悬置和还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此在的存在首先就是“在世界中存在”。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中存在”主要是基于此在对存在的“领悟”而实现的。对此梅洛-庞蒂难以认同，因为他认为最为元始的“在世界中存在”首先不是通过意识层面的领悟实现的，而是前意识、前人格的身体存在，所以他说：“身体是在世界中存在的媒介,对一个生命体来说，有一个身体就意味着被牵连进了一个确定的环境，就意味着把自己等同于某些筹划，并持续致力于这些筹划。”[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84； 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76,p.97.这里的projets/projects汉语一般翻译为“方案、计划”，梅洛-庞蒂用这个词语显然与海德格尔对projekt的使用有关。陈嘉映和王庆节在翻译《存在与时间》时将这个词语十分恰当地翻译为“筹划”，因为“筹划”在汉语里内在地包含了周密考虑的意思，基本吻合海德格尔对意识的强调。本文将梅洛-庞蒂的projets/projects也翻译为“筹划”，并非没有考虑到他在讨论身体时对意识的抵制。客观主义思想起源于身体(也就是对象—境域结构或者视角)之被遮蔽，而身体的遮蔽又起源于我们将自己的身体仅仅当作一个物体，梅洛-庞蒂认为，对客观思想和客观世界的发生，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知觉现象学的基础就是将身体而非意识确立为知觉主体，正是这一点将其与康德、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决定性地区别开来，因为“将身体引入主体性的定义，由此将意识主体转换到知觉主体，这暗示着我们的行为不是单纯地接受意识的支配，同时也暗示着，意指行为不仅仅由意识产生，身体同样拥有意向能力”[注]张颖：《意义与视觉——梅洛-庞蒂美学及其他》，12页，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如果身体才是真正元始的知觉主体，如果对象只有通过身体才能作为真实的对象给出，那么割裂身体与对象，认为对象独立于身体的一切认识论就都难以成立。因此，理解身体成为哲学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

然而无论是在欧洲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中，还是在后来新兴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中，身体从来都不是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因为身体仅仅被当作空间之中的一个物体。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身体逐渐进入人们的视域，但无论是机械生理学还是传统心理学，仍然把身体仅仅视为一个与其他外在事物无本质区别的对象。对机械生理学来说，身体无非不过是一个对象，由各个部分组成，而且这些组成部分之间只有一种外在的空间关系。根据这种解释，身体无非不过是一台复杂而精密的机器，而因果关系就必然成为理解身体的基本原则。但是，一些因为身体损伤而导致的疾病却证明了因果解释的无效，比如幻肢(the phantom limb)现象和痛感失认症(anosognosia)。在幻肢中，早已不存在的肢体为何还会疼痛？在痛感失认症中，既然肢体受到了刺激，为何不被感知？既然患者明明看见了自己的某一肢体，但为何将其当作不属于自己身体的事物？当机械生理学行不通的时候，人们只好转而求助格式塔心理学。关于身体，格式塔心理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发现身体与一般外在事物具有一种根本差异，即身体的恒在性(permanence)：“事实上，我自己的身体反对被探索，并且总是从相同的角度向我显现。身体的恒在性并非在世界之中的恒在性，而是站在我一边的恒在性。说我的身体总是靠近我或者总是为了我出现在那里，就等于说它绝不会出现在我面前，我不能将它铺设在我的凝视之下，它停留在我的全部知觉的边沿，它与我同在。”[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93；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76,p.106.“il est avec moi/ it is with me”可翻译为“它与我同在”。身体的恒在性具有三个基本含义：第一，身体是一个始终伴随我的对象，外在事物可以脱离我的知觉，但我的身体时刻处于知觉之中。第二，始终与我同在的身体本身却又是不可观察不可探究的。我可以用我的身体观察外在事物，打量它们，操控它们，在它们周围走来走去，但我绝不可能观察我的身体本身。第三，身体之所以不可能成为一个探索对象，乃是因为身体本身是对象的必要条件：“就其观看和触摸世界而言，我的身体既不能被看见，也不能被触摸。只有借助身体才能有对象，正是这一事实使身体不能成为一个对象或者不能被‘完全建构’。”[注]尽管格式塔心理学家们已经为区别身体与外在事物提供了一切必要的东西,但他们仍然未能成功将二者区别开来。“因为，借助一种非常自然的做法，他们把自己安置进了无人格思想的领域；当科学认为自己能在其观察中准确辨认哪些来自观察者，哪些来自对象的绝对属性时，它常常参照这种无人格的思想。”[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94,p.97.也就是说，尽管格式塔心理学揭示了身体的恒在性、身体的不可探索性以及身体之于对象的必要性，但它仍然在追求或者幻想一种可以脱离身体、与个人无关的客观思想。它一方面宣布身体的不可探索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将主体的经验对象化、客观化。由此，身体经验被降级为身体的表现，不再是一种鲜活的现象，而是变成了一种心理事实。格式塔心理学关注身体经验，或者说关注意识，但是它把意识从主体的世界和主体的存在中抽离出来，将其与主体的身体分离。它不知道，“作为意识，或者说作为经验，就是与世界、身体和他人进行一种内在的交流，就是与之同在，而不是站在旁边袖手旁观。关注心理学必然就是，在运行于现成事物之间的客观思想的掩饰之下，遭遇一种原始的与物相通，没有这种相通，就不可能有客观知识”[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99.黑体为原文和英译本所标。在此梅洛-庞蒂清楚地表明，意识或经验只存在于真实的生存中，决不可能被抽离出真实的生存来做对象化的思考。而且，意识或经验打交道的对象不是现成的对象，意识或经验与对象相互生成。。

二、身体空间：身体存在的空间性

客观主义思想不知道身体是对象得以可能的条件，因为它认为身体仅仅只是空间之中的纯然一物。就常识而言，身体似乎的确和空间之中的其他事物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观点貌似正确，其实不仅不理解身体，而且不理解空间，尤其是不理解身体之于空间完全不同于其他事物之于空间。身体存在的空间性与一般外在事物的空间存在是完全不同的。客观主义思想把空间理解为抽象的无人格的物理空间，所以将身体视为空间之中的纯然一物，从而完全误解了身体存在的空间性。梅洛-庞蒂并不否认物理空间的存在，但他提醒我们注意，物理空间并非现象学的空间，并非身体经验中直接给出的空间。要想真正理解空间，必须先理解身体；要想真正理解身体，必须先理解身体存在的空间性；要想真正把握身体存在的空间性，必须将身体还原到身体经验本身之中。我们总是将一般外在事物感知为一个三维的立体事物，但这并非我们感知自己身体的方式。在鲜活的身体经验中，“我的身体对我来说乃是面向某一任务的姿势，不管这个任务是现实的还是可能的。”[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102，p.104.这就是说，身体是面向一项任务的姿势，而非一个客观实物。梅洛-庞蒂指出，与外在事物的空间性不同，身体的空间性其实不是一种位置性的空间性(positional spatiality),而是一种处境性的空间性(situational spatiality)。对于处于位置性空间之中的事物，我们具有明确的意识；但对于处于处境性空间之中的身体，我们通常并无明确意识。比如，当我坐在书桌前阅读或写作时，我不会意识到我的肩或腰的位置，或者说我的肩与腰被笼罩在了我对我的双手的意识之中。当我准备从座椅上起身并抬手去拿烟斗时，我的手的位置也不是我理性地根据手与前臂的角度，前臂与胳膊的角度，胳膊与身躯的角度，以及身躯与地面的角度来测定的。我对烟斗的位置具有一种绝对的知识，由此我知道我的手和身体在哪里，就像原始人在沙漠中总是能准确定位自己，无须回忆或者计算自己行走的距离和产生的偏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梅洛-庞蒂说：“身体空间有别于外在的空间，它能笼罩它的组成部分，而非将它们并排展示出来，因为它是剧院为了让观众清楚观剧而必需的黑暗，是为了让行动及其目标站出来而必需的沉睡的地基和模糊的力量，它是非存在(non-being)的地带，正是在这个地带之前，清晰的存在者、各色人物和要点才能出现。”[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103.梅洛-庞蒂所谓的要点(point)和人物(figure)指的是一切从背景中“站出来”的具体事物。

因为身体空间是一种以模糊和黑暗为本质的处境性空间，所以它的基础不是抽象的长宽高三维，而是事物—背景(figure-background)结构，或要点—境域(point-horizon)结构：“要点—境域结构就是空间的基础。”[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102，p.104.格式塔心理学正确指出了事物的显现离不开暧昧的背景，但它忽视了身体至关重要的作用。梅洛-庞蒂认为，事物之所以能够从暧昧的背景中显现出来，那是因为我的身体被其任务极化(polarized)了，它面向这些任务而生存，把自己盘绕起来以便抵达其目标。因此，事物—背景结构并非一个二元结构，而是一个暗含了身体的三元结构：“就我们目前关心的空间性而言，人们自己的身体乃是始终暗含在事物—背景结构中的第三项要素，每一个具体的事物都是在外在空间和身体空间这一双重境域的映衬下根据某一视角显现的。”[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103.将对象—境域结构理解为一个包含身体在内的三元结构，是理解梅洛-庞蒂身体空间理论的一个难点，关键是要知道，身体是这一结构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这一结构之所以是空间的基础，乃是因为它暗含了身体。没有身体的极化，就不可能有意向性，对象就不可能作为对象从境域或者背景之中站出来。脱离直接的身体经验，不仅不能正确理解身体的空间性，而且还会误解空间的身体性。

因此，完全不像康德理解的那样，不是客观空间使得我的身体能够被理解，而是我的身体创造、带出了空间。身体是空间得以产生的条件。当我们说桌上有一支钢笔时，表面上看，这是对桌子与钢笔的纯粹空间关系的陈述，其实不然。“在之上”之所以具有意义，乃是因为我在思想中总是把自己寄寓在了桌子或者钢笔之中，我把用以描述我的身体与外在事物之关系的范畴应用到了桌子与钢笔的关系之中。没有这种基于身体的人类学经验，上下左右、远近高低这些空间范畴全都毫无意义。梅洛-庞蒂认为，几何空间只是身体空间主题化后的结果，寻求几何空间其实就是将原本被笼罩的暧昧的身体空间明晰化，使之变得可以理解。没有身体空间这个源泉，几何空间将毫无意义。同质的几何空间之所以能表达身体空间的意义，只是因为它从身体空间接受了这种意义。因此，“我的身体存在于我绝不只是一个空间碎片，对我来说，如果我没有身体，就根本不会有空间这种东西”[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104.梅洛-庞蒂说没有身体就没有空间，意思是说，身体在世界中的存在生发了空间。。梅洛-庞蒂一再重申，元始的空间乃是身体空间，空间是身体带出来的，因为身体并非空间之中的纯粹一物，身体的空间存在完全不同于一般事物的空间存在，它是使空间成其为空间的必要条件。然而，最难理解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得到主客二元对立思想支持的常识极易让人相信，如同其他外在事物一样，身体只是空间之中的一物而已。为此，梅洛-庞蒂建议我们结合行动以理解身体的空间性：“如果身体空间和外在空间形成了一个实践系统，前者乃是对象能够在其映衬之下站出来的背景，或者说是对象能够在其前面作为我们的行动目标出现的虚空，那么很清楚，正是在行动之中身体的空间性被带出来了，而且对行动本身所做的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空间性。通过思考行动中的身体，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身体如何占据(inhabit)空间。因为运动不会满足于消极地承受空间和时间，而是积极地呈现它们，它按时空原本的意义接受它们，这种意义在既已制定的陈腐的处境中被抹除了。”[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105；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76，p.119.本文将habite/inhabit翻译为”占据”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下文会澄清这样翻译的理由。为了更清楚地理解空间如何在身体的行动中被带出来，梅洛-庞蒂重新解释了发生在斯奈德(Schneider) 身上的精神性失明(psychic blindness)[注]Schneider是德国神经症学家和精神症学家Kurt Goldstein的病例报告Über die Abhängigkeit der Bewegun-gen von optischen Vorgängen中的患者，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详细介绍了他的症状。。斯奈德能够毫无困难地从口袋里掏手绢擤鼻子，但当人们要求他用手虚指(不接触)自己的鼻子时，他却几乎做不到。需要吸烟时他能从火柴盒里取火柴打火点烟，但在无此需要时，他却很难辨认人们摆在他面前的火柴盒。他能准确伸手拍打叮咬他的蚊虫，但当人们要他指示被叮咬的部位时，他却十分困难。进出房间时他能开门关门或者敲门，但当要求他完成一个虚拟的敲门行动时，他却十分困惑。他甚至能制作钱包，因为这是他的工作，是他的习惯行动，但脱离工作场所让他穿针引线，他便不知所措。斯奈德并非绝对不能完成上述行动，但必须经过一番理性的实践和分析才能成功。比如，为了虚指自己的鼻子，他必须首先寻找到自己的手，并提示自己鼻子是五官之一，长在头上，位于眼睛之下和嘴巴之上，然后他还需做一些准备动作去寻找“虚指”这一行动，最后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也就是说，如果不首先借助分析找到相应的身体组织，并把自己放进类似的实际情境之中，他就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

斯奈德的症状与他的大脑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害密切相关，但具体原因则莫衷一是，因为从生理学上看他的视觉完好无损。经验主义认为，触觉与视觉原本是独立运作的功能，但在斯奈德这里，它们纠结在了一起，不借助切实的触摸，他的视觉就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因此，他只有在抓取对象时才能看见对象。理性主义则认为，斯奈德的问题不在于他的视觉必须依赖触觉，而在于他不能够把自己的任务概念化。梅洛-庞蒂认为，经验主义求助于生理因果律，但其解释缺乏因果律所必需的根据；理性主义则完全置身体于不顾，单纯从脱离直接经验的意识出发去解释，同样不足为训。就主体与其行动的关系而言，人们通常认为，要么主体自发地做出相应行动，要么对自己的行动进行思考。然而梅洛-庞蒂发现，主体施行任何行动都必须要有其身体空间作为背景。斯奈德在施行抓取和虚指两种行动时表现出强烈的反差，是因为他在施行具体行动时正常拥有身体空间作为其行动背景，而在施行抽象行动时则缺乏必需的身体空间作为其行动背景。经验论和理智论都不知道行动必须要有作为其背景的身体空间。这种无知又源于另一种无知：它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体空间是一种处境性的空间，它们只有一种位置性的空间知识，认为空间就只能是位置性的空间。根据这种空间观念，关于某物的位置意识只能是一种清晰的再现，一种确定的表象，对象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绝不可能以一种暧昧的方式存在。然而这并非我们唯一的空间，我们还有一种更加根本的空间，也就是处境性的身体空间。我们对这种处境性的空间的意识完全不是一种清晰的意识，但也不是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前意识或无意识，而是我们与对象存在论意义上的共在。与位置性的空间意识相关的是客观空间或者物理空间，与处境性的空间意识相关的是身体空间。梅洛-庞蒂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区分了两种空间意识和两种空间，而且他还发现：“身体空间可以被给予给抓取意向，但未必会被给予给认识意向。”[注]这就是说，身体空间始终与具体意向联系在一起，但有可能与抽象意向分离，发生在斯奈德身上的正是这种分离。在将自己插入他所熟悉的实际环境时，他的身体是可资利用的手段，但在表达某种自发而自由的空间思想时，他的身体就不再可资利用了。

没有身体空间中的身体作为根据，我们就不可能做出任何行动。但身体作为一切行动的必要条件，不仅因为它是所有行动必不可少的根据，而且还因为它对行动结果的预期至关重要，没有这种预期，也不会有任何行动。是以梅洛-庞帝说：“在作为第三人称进程的运动和作为运动之表象的思想之间，还有我们对运动结果的预期或把握——这种预期或把握必须要有作为运动动力的身体来保证，还有一种‘运动筹划’，或者说一种‘运动意向’，没有这种东西，对主体发出的任何指令都将毫无意义。”[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106，p.113.因此，斯奈德在执行抽象行动时举步维艰，既非因为其运动能力受到了损害，也非因为其理解能力出现了故障，而是因为，在需要做出抽象运动时，他的身体既不能作为施行抽象行动所必需的根据，又不能为抽象行动提供动力以便做出运动筹划，从而不能与其抽象意向关联在一起。就此而言，事物—境域结构不仅是身体空间的基础，也是一切行动得以施行的基础。处于身体空间中的身体不仅是主体施行每一个行动所必需的根据，也是预期和筹划行动境域的动力。行动与其境域乃是一个整体的不同时刻，但境域之为境域，就是因为它不是外在地与行动联系在一起，不是一个明确的表象。它内在于行动之中，每时每刻都驱动和引导行动。“具体行动的境域乃是既定的现实，与之相反，抽象行动的境域则是建构出来的。”[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113.此处Smith的英译本将法语lieu译为realm， Landes的英译本将其译为background，比较而言，似乎前者更准确，因为梅洛-庞蒂此处强调的是行动发生的处境或境域。翻译为horizon(境域)似乎更好。对于斯奈德来说，由于他的身体失去了运动筹划能力，不再能够为抽象对象输出功力，从而也就失去了为自己建构一个虚拟境域的能力，所以最终导致他无法或者难于施行抽象行动。

精神性失明患者难以完成抽象行动还只是这种分离的直接后果，它真正的致命之处在于它损害了我们面向世界自我筹划的能力。故此梅洛-庞蒂说：“具体行动在这个繁忙的世界中展开，但抽象行动从中开掘了一个反思地带和主观地带，它把虚拟的或者人性的空间叠加到物理空间之上。具体行动是向心的，而抽象行动是离心的；前者发生在存在者或者实际事物之中，后者发生在可能之物或者非存在者之中；前者黏附于既定的背景，后者自己建立自己的背景。使得抽象行动得以可能的正常功能乃是‘筹划’，凭借筹划，行动主体在他自己面前组织起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那些并非自然存在的事物也具有了存在的面貌。”[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114,p.108.斯奈德与实际的处境绑定在一起，生活在一个实际的“环境”之中，而非生活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之中。他无法从实际的环境中开凿出一个可能的世界，无法为自己创造一个主观地带，无法对虚拟的任务做出应答，因此也就丧失了一切可能性，从而最终丧失了人最宝贵的自由。“对这类患者来说，世界仅仅只是一个现成的或者固定的世界，但正常人的筹划却极化了世界，这些筹划就像魔法一样引发了千百种指示，它们引导行动，就像博物馆中的指示牌引导游客一样。这种筹划或召唤功能也就是使抽象行动得以可能的东西。因为，为了在不依赖任何迫切任务的情况下拥有我的身体，为了在我的想象中利用它，为了在空气中划出一个仅仅由言语指导或者道德需要规定的行动，我也必须反转我的身体与环境的自然关系，人的生产能力必须穿过稠密的存在而出现。”[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115；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76，p.130.polarisent/polarize是《知觉现象学》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术语。这个词语源自物理学，一般意义是“使偏振、极化”。所谓身体的筹划极化了世界，意思是说，因为身体的意向指向某些特殊的事物，从而使这些事物从暗昧的背景中作为独特、具体的事物站出来，从而为主体构成一个特定的世界。身体空间始终与具体意向联系在一起，但有可能与抽象意向分离，从而使我们受困于实际环境，失去开凿出一个虚拟而开放的世界的能力，并最终失去人最根本的特质：自由。因此，意向性是一种远比知觉和智力更加深沉和根本的功能，它不仅使对象为我们而存在，而且为我们开辟了一个自由的空间，或者说为我们的自由开辟了一个空间。是以梅洛-庞蒂说：“意识的生命——知识生命，欲望生命，或者知觉生命——是由‘意向弧’支撑起来的，意向弧在我们周围投射了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未来，我们人性的环境，我们自然的处境，我们的意识形态处境，以及我们的道德处境；或者毋宁说，它确保我们被安置在所有这些关系之中。这种意向弧创造了感觉的统一，感觉与理智的统一，感受性与运动性的统一。”[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137.sens/sense既可意指“感觉”，也可意指“意义”。这里也可以翻译为“意义”，但那要在梅洛-庞蒂的意义上去理解“意义”。

总之，我们可以从身体空间或者身体存在的空间性中收获如下教益：首先，身体空间是我们知觉与行动的根本条件，但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无须明确知道这一空间，因为诉诸几何空间并非我们知道某物何在的唯一途径，更非根本途径。因此，我们的空间知识首先不是一种认识论的知识，而是一种存在论的与空间共在，这才是更加本源的空间知识。在实际生活中，通过现象性的身体，我们无须客观空间知识便与现象空间合而为一。是以梅洛-庞蒂说：“至于身体空间，显然有一种还原为与位置共在的位置知识，但这种共在并非虚无，虽然不能用描述来表达它，甚至不能用一个沉默的姿势来表示它。”[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114,p.108.没有这种存在论的共在作为背景，我们就难以甚至不能做出相应的行动。

其次，为了让一个对象引发一个行动，这个对象必须被纳入主体的动力场(motor field)。斯奈德的问题就在于他的动力场萎缩了，仅限于可以实际触摸的对象，排除了由可能触及的对象构成的境域。“这种缺陷最终与一种远比视觉甚至触觉更加深沉的功能联系在一起；它关系到主体的生活领域，这种面向世界的敞开保证了那些当前不可触及的对象对正常的主体来说仍然是有价值的，对他来说，它们乃是作为可以触及的事物而存在，仍然是他的运动世界的一部分。”[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119.尽管对正常人来说，动力场与视觉的关系最为紧密，但它并非单纯由视觉决定。精神性失明者难以完成抽象行动，尽管他们拥有正常的视觉功能；盲人，甚至天生失明的盲人，虽然完全失去了视觉功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正常施行抽象行动。所以梅洛-庞蒂说，使抽象行动得以可能的是一种远比视觉和触觉更加深沉的功能，也就是给抽象行动相关的对象建构一个虚拟背景，从而将其纳入身体空间的能力。事物只有进入这个虚拟背景，进入主体的动力场或身体空间，才能作为对象站出来，才能引发相应的抽象行动。

再次，因为身体并非空间之中的纯然一物，因为空间是由身体通过行动开掘出来的，所以梅洛-庞蒂说：“我们绝不能说我们的身体在空间之中(in)，也不能说它在时间之中。身体占领(inhabit)空间和时间。”[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140.人们通常将inhabit翻译为“栖居于…之中”或者“栖居”。这种理解虽然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却遗漏了梅洛-庞蒂想要强调的另一层意思，即“占领，占据”，因为只有“占领”之后才可能“栖居”。将其译为“栖居”不能充分表达身体之于空间的主动性，但将其译为“占领”又有可能遗漏“栖居”之意。不过，如果我们始终牢记占领的根本目的就是栖居，那么将其译为“占领”似乎更为可取。当现象学从认识论中走出来时，它必然会走向存在主义，只有基于真正的生存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现象学。根据现象学的存在论或者存在论的现象学，我们必然发现：“我不是在空间之中和时间之中，我也不思考空间与时间；毋宁说，我就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我的身体让自己适应空间和时间。这种把握的幅度衡量了我的生存幅度；但是它绝不可能是完整的。”[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141.梅洛-庞蒂说“我就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意思是说，空间和时间都源于身体在世界中的存在。这就清楚地表明，空间并非客观存在的无限物理空间，而是主体生存的疆域。当梅洛-庞蒂说身体之于空间不是“在之中”，而是“占领时”，他所要表达和强调的就是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总之，空间既不是一种客观空间，也不似一种基于思想行为的表现空间，它总是已经根据我们的身体的结构被勾画了出来，是我们的身体不可分割的对应物。

三、生活空间：空间的身体性

澄清身体存在的空间性，不仅只是为了正确理解身体，更是为了正确理解空间。但要正确理解空间，还必须从身体的空间性过渡到空间的身体性。其实上文已经触及了这个问题。

一般而言，我们有两种理解或想象空间的方式，经验论的理解和理智论的理解。经验论将空间理解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单一整体，所有事物都在这个整体中各得其所，并且与其他事物结成一种无关主体的联系。理智论将空间理解为主体为了构造经验而生产的形式，它存在于主体对于事物之间上下左右、远近前后等关系的经验之中，并最终构成了各种空间关系。经验论的空间是一种已空间化的空间(spatialized space)，而理智论的空间是一种方空间化的空间(spatializing space)。在经验论的空间中，我的身体与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空间关系对我来说乃是多种多样不可简化的东西；在理智论的空间中，我所发现的是一种不可除尽的勾画空间的理智能力。经验论处理的是物理空间，它有各种不同的定性区域；理智论处理的是几何空间，这是一个同质等向的空间。在理智论的空间中，我们完全可以在不改变运动对象的前提下实现某种纯粹的位置变换，因此也可以设想一种不同于具体处境的纯粹位置。要么将空间理解为一个与人无关的客观实在，要么将其理解为一种纯粹抽象的形式：难道我们只能在这两条道路中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其实不然。只要我们将空间理解为“使事物之位置得以可能的手段”和“联结事物的普遍力量”[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254.，我们就能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困境。

梅洛-庞蒂认为，还有一种远比物理空间和几何空间更为根本的空间，那就是“生活空间”[注]L’espace vécu 英译为“the lived space”，其准确意义是“被实际经历和体验的空间”，但为了照顾汉语表述之方便，不得已将其翻译为“生活空间”。，但问题是我们对生活空间的经验往往被平庸的生活经验遮蔽了。为了让这原初的生活空间更加清晰地站出来，我们有必要借助一些非常事例，为此他以现象学的方法分别重新批判性地研究了斯特拉顿(Stratton)和维特海默(Wertheimer)的实验报告[注]两份实验报告的内容，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都有详细陈述。。众所周知，人眼在视网膜上所成的像是倒立的实像，但我们实际看到的事物却是正常站立的。斯特拉顿让受试者戴上一副特殊的眼镜，其作用是让视网膜上的成像呈直立状态，结果受试者所看到的一切事物反而是倒立的，从而使他在行动时手足无措。到了第二天，受试者眼中的景物不再是倒立的了，不过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是倒立的。从第三天到第七天，他的身体也逐渐回归了正常状态。当实验结束，取下眼镜之后，虽然受试者看到的景象不是倒立的，但他的行动却是反转的：比如在需要伸出左手时他伸出的是右手。对此斯特拉顿的解释是：受试者最初的手足无措乃是因为他戴上特殊眼镜时的视觉世界与触觉世界不匹配，尤其是因为他此时具有两种不协调的身体表象：一种由他保留下来的触觉和原先的视觉赋予，一种由他当前的视觉赋予。一旦他逐渐习惯这种新的视觉经验，他的视觉与触觉就会重新匹配，从而使他的知觉恢复正常状态。梅洛-庞蒂认为，这种解释其实难以成立，因为它预先假定了何为上下,何为左右,而这恰好正是需要回答的问题。受试者之所以觉得当前的景象是倒立的，那是因为他将先前的视觉经验当作参照，他已经先有了上下左右、内外前后概念，否则他就不可能有“倒立”这种空间概念。为了能够给某一场所提供方向，该场所中的事物(内容)本身必须具有方向，但仅凭这些事物本身，是建立不起空间方向的。比如，当我们站在地球上时，月球在天上，但当我们站在月球上时，地球在天上。那么地球与月球，究竟孰为上下？若非已经先有某种上下前后概念，就其本身而言，“倒立”与“直立”就无从说起。正是在此意义上，梅洛-庞蒂说：“在事物中，两点便足以确定方向。可是我们并不在事物之中。”[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257.所谓“我们并不在事物之中”，意在强调身体不是空间之中的纯粹一物。论及空间经验时，我们追问的是一个远比正反顺逆更加元始的问题，因为正反顺逆已经预设了上下左右和内外前后。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空间经验是怎么获得空间意义的？换句话说，上下左右、远近高低、内外前后这些空间意义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不仅对象本身不足以为空间定向，主体的理智也不行。经验论将我们的空间知觉当作对真实空间的接受，将对象现象性的方向当作它们在世界中的真实方向在我们心中的反映。理智论没有这么天真，它认为直立与倒立只是一些建构出来的关系，它们取决于人们设立的参照点。然而这就必然带来一个问题：为了确定A的方位，我们必须使之参照于B；但为了确定B的方位，我们又必须参照于C。如此以往，方位的确定要么无限延迟下去，从而成为一件“不可除尽”的不可能之事；要么自相矛盾地为空间中某一对象赋予一种无须参照其他事物的绝对的自我定位的能力。理智论正确认识到空间意义是一些具体的主观关系，但它错误地认为这些关系是由主体抽象的反思决定的，仿佛这个主体不在世界之中似的。所以梅洛-庞蒂说:“指出方向只为标示方向的主体而存在,这非常容易；但是，尽管这个心灵很有能力标示出空间中的所有方向,但在目前,这个心灵却没有方向,因此它也没有空间,因为它欠缺一个能够逐渐为所有空间规定赋予方向的真实起点或者绝对的此处。”[注]如果空间感知，真的如经验论所说，只是真实空间的反映，那么它将无法解释为何世界的景象是直立的，因为事物在视网膜上的成像其实是倒立的。如果空间感知，真的如理智论所说，只是无所立足(from nowhere)的心灵建构的形式关系，那么它将无法解释为何我们会有倒立经验，为何我们的视觉经验与触觉经验会不协调。为了真正理解空间，“我们需要一个相对之中的绝对，一个不会在现象上滑行的空间，这个空间扎根于现象，并有赖于它们，然而尽管如此，它并不是以一种实在论的方式随同它们一起被给予的，它经得起它们的剧变。我们必须寻找先于形式和内容之别的元始的空间经验”[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258，pp.258-259.。

维特海默的实验更加有助于我们发现空间意义的起源。他设计了一个特殊的环境，于中主体只能通过一面与正常水平面呈45°角的镜子去观察他所置身其中的房间，因此主体最初看到的一切景象都是倾斜的。行走在这个环境中，人会不由自主地往一边倾斜，试图以此使自己与地面保持垂直——其实他与地面原本就是垂直的。然而仅仅几分钟之后，形势就发生了突变：墙壁与门窗、书桌与衣柜全都恢复了垂直状态，而受试者也觉得自己重新垂直站立于水平面。与斯特拉顿的实验相比，维特海默实验中的受试者对新环境的适应仅仅只花了几分钟，完全用不着费时数日去进行运动探索。这种变化如此之迅速，仿佛这些倾斜的景象本身就在渴望得到最有利的方向，仿佛它们仅凭自身就把自己扶正了，仿佛它们自身就变成了确定方向的锚点。正如前文论证的那样，视觉景象本身不足以确定空间方向，受试者之所以觉得景象倾斜了，那不是因为景象本身，而是因为他参照了原来的水平面。受试者突然觉得一切又回归了正常，那是因为他重新建立了一个水平面。换句话说，我们的空间感知总是预设了一个水平面，没有它的先行给予，我们就不可能拥有空间意义。因此，真正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这个总是先于它自身被给予的水平面究竟从何而来？

当然，这个总是被先行给予的水平面与我们的身体有关。不过参与了空间水平面之建立的不是空间中纯然一物的身体，而是意向性的身体。梅洛-庞蒂将这种身体称之为“虚拟的身体”：“对于景象之定位有意义的不是我实际存在的身体，不是作为客观空间中一物的身体，而是一个由各种可能行动构成的系统，一个虚拟的身体，它的现象‘位置’由其任务和处境规定。哪里有事要做，哪里就有我的身体。”[注]引文最后一句话的原文与英译是：“Mon corps est là ou il a quelque chose à faire./ My body is wherever it has something to do.”参见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260；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76，p.289.在维特海默的实验中，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仅仅只过了几分钟，原本倾斜的一切事物突然不再倾斜了，这用适应是解释不通的，不可能有这么快的适应。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受试者在这个精心设计的环境中占据了一个位置，而他能占据这一位置乃是因为他需要于中实施一些可能的行动，比如行走、坐下，打开衣橱，使用书桌等等。一旦这些生存所需的可能的行动在他面前为他开辟出了一个可能的栖息地，空间方位就得到了规定，或者说，空间就成其为空间了。受试者最初之所以觉得一切景象都是倾斜的，那是因为他还没有在这个人为设置的环境中占据一个位置，他还没有把自己啮合进这个环境中的那些用具之中，他还没有栖居于这个房间。一旦他真正栖居于这个房间，一旦他开始真正“生存”于这个环境，他虚拟的身体就会替代他真实的身体。从此他不再把自己的身体，不再把自己的四肢当作单纯的物体来体验，它们将隐退进身体空间之中，成为他一切行动的背景或根据。“当空间水平面发生改变，并在新的位置中被建立起来，所发生的就是这种事情。因此，空间水平面就是我的身体对世界的某种拥有，就是我的身体对世界的某种把握。”[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261.“拥有世界”的最元始意义就是建立起某种空间水平面。梅洛-庞蒂认为，正常情况下，空间水平面出现在我的运动意向与知觉领域相交的地方，也就是说，出现在我实际的身体与视觉景象(不一定必须通过视觉才能获得)所需的虚拟的身体一致的时候，出现在实际的视觉景象与我的身体投射在它周围的环境一致的时候。“当我的身体，作为某些行动之动力、作为建立某种特许平面所需要的东西，与被知觉的景象，作为对那些行动所发出的邀请，作为上演这些行动的剧场，建立起了一种契约，使我得以拥有一个空间，使事物对我的身体拥有了一种直接动力，空间水平面就把自己建立起来了。建立一个空间水平面乃是建构一个完整世界的手段。当我的知觉为我提供了最丰富和最清晰的景象，当我的运动意向从世界接收到了它们预期的反应，我的身体就被啮合进了世界之中。”[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261.

在维特海默的实验中，景象或者空间方向的“修正”是突然发生的，是一种系统性的转变，因此它既不是主体从经验上将新旧两种位置联系起来的结果，也非源于主体从理智上建立起了一种新的空间坐标。一个毫无音乐知识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将他所听到的歌以不同的音高唱出来，因为他已经拥有了嗓音，他无须任何经验性的对比或理智性的音乐知识，就可以自如地相应调节每一个音符的音高。发生在空间经验上的事情也是如此：一旦主体拥有了身体，他就拥有了改变空间水平面和理解空间的能力。空间经验之所以能自我修正，那是因为我已经“生存”在那个空间之中，我把自己完全啮合进了那个新的领域。所谓“拥有”身体，就是让身体成为作为我一切行动之根据的背景，就是让身体进入暧昧的身体空间，就是让对象性的身体成为意向性的身体，让真实的身体成为虚拟的身体。这一切只能发生在主体真正的生存之中，只能发生在身体真正成为主体“在世界中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当意向性的身体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被啮合进世界之中。唯当此时，空间水平面才能被建立起来，上下左右、远近高低和内外前后这些空间感觉/意义才能被建立起来，空间才开始成其为空间。

只有当我们的身体真正被啮合进了世界之中，空间才空间化。但这种先后关系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而绝非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事实上，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身体“总是已经”被啮合进了世界之中。换句话说，清晰的知觉与可靠的行动总是以空间方向绝对的先行给予为前提。追问存在为何被规定了方向，生存为何是空间性的，身体为何总是被全方位地啮合进了世界，身体与世界的共在为何极化了经验并使得方向突然出现，梅洛-庞蒂认为，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就是基本的存在论事实。所以他说：“存在就是被安置。”[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263.这句引文英译为“being is synonymous with being situated.”其准确意涵是：存在就是按照一定方向被安置。这句话言简意赅，除了表明对象的空间方向总是已经被先行给予，并总是根据某种先行给予的空间方向被感知，还表明对象的意义源于主体对它的感觉。也就是说，存在仅对知觉主体(perceiving subject)而非思维主体(thinking subject)才有意义。对于一个思维主体而言，一张脸正看还是倒看并无不同，但对一个知觉主体来说，那就另当别论了。一张倒置的脸不仅让人觉得怪异，甚至恐怖，而且根本就不是一张脸。事物的存在就是其以一定的空间方位被安置，因此也以一定的空间方位被知觉，所以事物的意义总是与其方位密切联系在一起。正因为此，sens/sense这个词语既表示“感觉”，又表示“意义”。改变一个事物的方向，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它的感觉，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意义。事物的存在不是为思维而存在，而是为凝视而存在。观看一个事物不是对它不变的构成法则形成观念，而是从某种空间方位上把握住它。如果知觉的主体不是凝视而是思维，那么我们的知觉中就不可能有轮廓、形状、背景和事物，因此也就难以成其为知觉。空间方向并非事物的偶然属性，而是我们辨认事物和使事物成其为事物的手段。“如此，因为每一可能的存在都与被知觉的世界直接或间接联系在一起，因为被知觉的世界只能通过方向被把握，所以我们不能将存在与定位的存在分离开；为空间‘奠基’或者追问所有水平面的水平面，是没有理由的。原初的水平面位于我们所有知觉的境域之上，但这个水平面原则上不可能以一种明确的知觉被抵达和主题化。当我们在赋予我们的‘环境’中抛下船锚，我们生活于中的水平面也就出现了。”[注]Maurice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264.所谓在我们的环境中抛锚，意思就是实际扎根生存于我们的环境之中。

只有当主体将身体真正啮合进了世界之中，只有当主体在其生活的世界中真正抛锚停泊下来，空间水平面才会被建立起来。上下左右、远近高低和内外前后从此开始有了意义，世界开始作为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显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梅洛-庞蒂说空间水平面就是身体对世界的拥有，就是身体对世界的把握。但是正如他所提醒的那样，空间方向总是已经被绝对先行给予了我们，否则我们不可能感知事物，因为空间的先行给予使得事物的存在始终而且只能是业已定位的存在；也不可能拥有一个世界，因为世界就是由诸多业已定位的存在构成的。换句话说，空间本质上是由在世界中存在的身体带出来的，但空间总是已经被先行带出来了。空间既不是一种事物，哪怕是苍穹或以太这样的事物，也不是主体连接事物的行为。人们既不能观察空间，因为它是一切观察的前提，也不能看见它从主体建构空间的操作中显现出来，因为空间总是已经被先行给予了我们。正因为此，空间魔术般地为事物赋予了空间规定性，但它本身却从不显现。

梅洛-庞蒂澄清了空间，但他澄清的是作为某种神秘的空间，一种由身体带出但却从不现身的空间。由于长期受制于主客二元对立思想，我们难以理解而且难以接受这种空间理论，因为常识告诉我们空间并不依赖于主体，更不依赖于身体。日月星辰各得其所，山川河岳自有位置，这一切都无待与人，何以能说没有身体就没有空间呢？要理解梅洛-庞蒂的这种空间理论，也许我们可以借助海德格尔对时间的解释。海德格尔认为，时间并不存在，有了此在，才有时间，因为此在就是时间。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花开花谢，潮起潮落，只是自然现象，而非时间。只是因为有了此在，有了此在对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之领悟、筹划和超越，有了此在的去存在(to be)和能存在(able to be)，时间这种东西才得以存在。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日月星辰之各得其所，与山川河岳之各归其位，也不是空间，只是纯粹的自然现象。只是因为有了身体，有了身体对世界的占据，有了身体对对象的应答，才有了远近高低、上下左右和内外前后等空间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海德格尔并不否认事物在自然世界中的变易一样，梅洛-庞蒂也并不否认事物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但正如纯粹的变易不是时间，纯粹的位置也不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