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赛玉

(闽江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0 引 言

消除贫困， 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 是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 习近平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深入贫困地区考察调研， 提出了许多贫困治理的新论断、 新要求， 进行了贫困治理的新部署、 新安排， 为贫困治理工作增添了新动力， 推动了贫困治理现代化进程， 提高了贫困治理的成效， 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理论深度与实践厚度的贫困治理论述。 深入研究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 不仅对中国甚至对世界贫困治理的推进都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的主体内容

1.1 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当前， 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而努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继续夺取伟大胜利， 就要消除贫困，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习近平坚守鲜明的人民立场， 怀揣真挚的爱民情怀， 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 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 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那也不是社会主义”[1]9。 改善民生， 加强贫困治理， 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在2014年10月的全国扶贫会议上， 习近平郑重地强调：“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2]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 不能出现有人掉队。 加强贫困治理， 就是以消除贫困为首要任务， 只有让困难群众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从内心感受到温暖， 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持续向贫困宣战， 贫困地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贫困治理挂在心上、 抓在手里， 勇于探索， 持续创新贫困治理的方式方法， 不断完善贫困治理体系， 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道路， 使七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 从世界范围看， 中国是减贫规模最大的国家， 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任务， 创造了世界减贫奇迹， 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特征， 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1.2 完善贫困治理体系是提高脱贫成效的重要前提

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 可以清楚地看到，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不懈地领导人民消除贫困， 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广义扶贫期， 经济体制改革的缓解贫困期， 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开发期以及2014年进入了精准扶贫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6 853万人， 截至2017年末，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 899万人减少至3 046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3.1%。[3]贫困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不断完善的贫困治理顶层设计所释放出来的红利。

伴随着中国贫困治理的纵深推进， 贫困发生率下降的速率有所减缓， 贫困治理的发展遇到了瓶颈， 贫困治理制度、 政策、 机制、 模式的弊端开始呈现， 贫困治理体系供给不足与供给失衡交织并存。 要确保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就必须提高贫困治理的成效， 就必须对制度和体系加以变革和完善。 习近平立足中国的国情， 秉持“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改革精神， 防止虎头蛇尾， 坚持善始善终、 善做善成， 强调着力消除贫困治理的体制机制障碍， 不仅在2014年初规制了精准扶贫战略的顶层设计， 强调落实教育扶贫、 产业扶持、 社会保障兜底扶贫， 推动革命老区脱贫、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政策落细落实， 在十九大报告中还着重强调扶贫需同扶志、 扶智相结合等政策， 持续消除贫困治理的掣肘因素， 根据新形势新问题不断调整与完善贫困治理体系， 持续推动贫困治理现代化进程。[4]

1.3 精准扶贫是贫困治理的最新实践

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 是回应经济新常态进行的贫困治理战略调整， 体现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民本诉求。 精准扶贫是贫困治理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战略。 打赢反贫困攻坚战， 事关百姓福祉、 党的执政根基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习近平强调要立下愚公移山志， 咬定目标， 苦干实干， 打赢反贫困攻坚战， 实现这一目标靠的就是精准扶贫。 从2013年底习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做出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到2014年初中办规制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 推动“精准扶贫”思想落地， 再到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 精准扶贫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实。

目前， 中国还有3 046万贫中贫、 困中困的人口， 要实现有效脱贫， 必须抓住脱贫攻坚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铆足劲在精准上下狠功夫， 在施策与落地上抓成效。 习近平提出的精准扶贫战略吹响了反贫困攻坚战的号角， 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新贡献与新实践。 精准扶贫， 关键在准， 重在实效， 必须切实按照“六个精准”的要求， 进行精准滴灌式的“脱真贫”“真脱贫”， 才能加快补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突出短板。 为了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强调“集中研究破解深度贫困之策， 全面把握深度贫困的主要成因， 加快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5]。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习近平在脱贫攻坚关键期喷发出的最新火花， 将精准扶贫推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1.4 精神扶贫是贫困治理的内在灵魂

为实现让贫困人口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大扶贫的格局， 尤其注重扶贫同扶志、 扶智相结合， 重视精神扶贫在打赢贫困治理攻坚战中的重要地位。 早在1992年， 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中就多处强调：“弱鸟可望先飞， 至贫可能先富， 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 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 “我们的党员、 我们的干部、 我们的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 观念更新， 四面八方去讲一讲‘弱鸟可望先飞， 至贫可以先富’的辩证法。”[6]2-3这一陈述虽然简短， 但蕴含着精微深邃的辩证哲理。 古人云， 哀莫大于心死。 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时就指明， 扶贫先要扶志,要从精神上淡化贫困意识。 被誉为“中国扶贫第一村”的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赤溪村， 秉持 “弱鸟先飞”“至贫先富”的理念， 以自强不息的品格再造宁德。 宁德贫困治理实践告诉我们， 只有构筑精神高地， 冲出思想洼地， 才能从思想和现实上彻底摆脱贫困。

习近平强调推进精神扶贫工程， 就是得夯实思想理论引领的高地， 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与宣传力度， 将其丰富的内涵与精神实质传达到最基层， 牢树“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增进思想认同与情感认同， 使这些成为贫困治理工作中的强大精神力量。 同时， 抵制“等、 靠、 要”“靠着墙根晒太阳， 等着别人送小康”等歪曲的思想， 贯彻落实习近平的“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 引导贫困群体树立自尊自信、 战胜贫困的志气与勇气。

1.5 内源扶贫是贫困治理的重要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贫困治理活动， 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贫困治理模式。 这种“输血式”贫困治理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 由于过于强调外部力量的支持而忽视内驱力的培植， 这种外部推动和贫困主体的发展意愿也没有实现良性地对接， 导致边际效应递减， 脱贫成效下降。 在对贫困地区开展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习近平提出了内源扶贫理论， 指出要激发贫困地区走出贫困的志向和内生动力。 他强调， “扶贫先要扶志”“治贫先治愚”“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 有劳动力， 内外结合才能发展。 最后还是要能养活自己”[5]。 贫困地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得激活内生动力， 聚合多元化资源， 由单纯的“输血”到“输血”与“造血”双管齐下， 由“外部推动式”贫困治理向“内生自发式”贫困治理的转变是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 体现了习近平对贫困治理认识的深化。

2 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新形势下，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 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 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7]习近平真正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 坚定的政治信念与科学的思维方法， 使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集人民性、 实践性、 科学性为一体，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理论的新境界。

2.1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立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不忘初心、 以民为本是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与阶级属性的生动诠释。 马克思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产生、 发展起来的， 毫不隐讳自己的阶级本质， 公开申明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 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坚定代言人， 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 坚持了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首次阐明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是革命最彻底、 最有前途的阶级。 马克思曾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 同样， 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8]17马克思主义使无产阶级真正地意识到自身的历史地位与巨大作用， 使无产阶级特性由自在性向自为性转变， 使无产阶级斗争由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变。 是否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既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 都应当致力于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 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 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追求和奋斗目标。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真正做到心中有人民、 行动为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国的贫困治理工作， 深入体察困难群众的生活境况， 鼓励乡亲们在党委政府的帮助下通过多种形式摆脱贫困。

领袖心中对百姓的浓浓牵挂， 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执政理念， 有目共睹。 只有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实现改变， 贫困群众实现真脱贫， 才能真正体现以民为本、 执政为民。 在几十年国际风云激烈的变幻中， 缘何苏联东欧国家等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 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却仍能岿然不动， 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亿万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处处流淌着对亿万人民深深的爱意与浓浓的牵挂， 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与民本诉求， 更是对马克思主义鲜明政治立场的继承与发扬。

2.2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制度性反贫困理念

在将贫困治理事业推向深入的进程中， 习近平极其重视革新贫困治理的体制政策， 持续完善贫困治理体系， 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性反贫困理论。 贫困问题与分配制度以及社会基本制度密切相关。 工业革命之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贫困现象进行了深刻分析， 既说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直接原因， 又从制度层面揭露了贫困的根源， 突出了贫困的制度批判， 并力争通过制度创新探索反贫困的出路。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表明，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劳动分化为活劳动与积累劳动， 同时积累劳动逐渐向资本转化， 且使之和劳动相峙。 而后， 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资本得到了增值， 资本家收割了剩余价值。 恩格斯已经深刻意识到， 不管是资本抑或利润， 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产物。 马克思进一步揭示雇佣劳动制度给无产阶级带来的贫困化， 资本家贪婪地向无产者掠取剩余价值， 勿论这些剩余价值流向何处， 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都是基于资本家与无产者二者关系的层面上。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 社会上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一边是极其富有但为数稀少的资产阶级， 另一边是极其贫困但人口规模庞大的无产阶级， 而且对于这些大量的无产者而言， 他们基本没有保障， 这种对立使这个社会陷入一片死寂之中。 面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无产阶级的贫困惨状， 马克思断言：“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 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8]368也就是说， 只有通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与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并通过创新反贫困制度， 方能为无产阶级摆脱贫困找到根本的出路。

中国的贫困治理事业能够创造出让全世界惊叹的奇迹， 最重要的是， 中国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制度性反贫困的思想， 而且“它将吸收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 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9]33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明显制度优势、 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10]通过不断完善制度体系， 从而拥有了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这样的制度性质不断为贫困治理事业输送红利。 习近平强调， 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具有极强的自我变革与自我完善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特性。 因此， 在贫困治理工作中， 习近平始终强调贫困治理顶层设计的重要性， 指出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 着力改革体制机制不足， 把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 强化贫困治理的制度保障。

2.3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相对与绝对反贫困思想

习近平既着力攻克绝对贫困问题， 又重视治理相对贫困现象， 将马克思主义相对与绝对反贫困理论转化为贫困治理的具体实践， 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相对与绝对反贫困思想。 尽管在马克思、 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没有出现“绝对贫困化”与“相对贫困化”这两个提法， 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考察无产阶级贫困状况时， 却极具辩证地将“绝对地”“相对地”两大表述运用于马克思、 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中。 从绝对贫困角度看， 马克思、 恩格斯的绝对贫困指的是赤贫、 一无所有的生存状态。 在《乌培河谷来信》中， 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所处的悲惨的贫困境况进行了宏观的描写。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下， 无产阶级除了自身的劳动力， 其他的一无所有， 这种劳动力是被资产阶级剥夺了生活与劳动资料的劳动力， 是绝对贫困本身， 劳动力是无产阶级有且只有能出卖的商品， “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物质的、 实际的财富相对立”[11]40。

从相对贫困角度看， 马克思、 恩格斯陈述的贫困是相对的， 首先体现为与资产阶级相比较， 在《资本论》中就曾提及， 造成无产阶级状况不断恶化而整个资本家系统的财富、 剩余价值持续增加的途径是不断进行资本积累， 同时， 借助机器与分工， 延长劳动时间， 降低工资水平， 从而加剧了无产阶级的贫困程度。 马克思在分析利润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工人的影响时指出， 即使无产阶级的绝对生活水平不变， 但与资产阶级进行对比， 他们的相对工资和社会地位却呈现下降态势， 可见， 无产阶级的贫困不仅体现为工资减少上的经济贫困， 还体现为社会地位低下， 以及所占社会财富比例的下降。

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 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越趋恶化。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贫困理论中， 无产阶级绝对的贫困蕴含无产阶级对生存底线贫困的抗争； 相对的贫困主要以社会生产力与物质财富增长为整体参照， 体现为对自身经济地位日趋下降所萌发出来的反贫困意识。 马克思、 恩格斯通过对无产阶级贫困进行纵横维度的动态分析， 将反贫困的诉求上升到生存底线之上的范畴， 即体现了在绝对反贫困基础上的更高层面的反贫困诉求。

在中国， 目前仍然存在不少相对贫困人群与绝对贫困人群。 在脱贫攻坚新形势下， 习近平深谙马克思、 恩格斯的绝对反贫困与相对反贫困两不误的思想。 因此， 他既着手相对贫困人群的贫困治理工作， 又着重攻克绝对贫困群体。 他多次强调， “扶贫先要扶志”“治贫先治愚”， 创新贫困治理模式， 通过教育扶贫、 文化贫困、 思想扶贫等实现由偏重“输血”向注重“造血”转变。 同时， 在脱贫攻坚关键期， 习近平于2017年6月23日在山西太原市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 强调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 不能搞花拳绣腿， 不能搞繁文缛节， 不能做表面文章， 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加快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坚持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两手都要抓。

2.4 继承马克思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反贫困导向

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强调， 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 40多年来， 为了贫困治理工作， 为了提高困难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习近平走过中国绝大部分的贫困地区。 贫困群体的生活存在困难， 习近平就感到揪心； 贫困群体的生活变好一点， 习近平就感到高兴。 习近平用切实的贫困治理行动，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贫困治理目标，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反贫困导向的真实写照。

马克思、 恩格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提出实现共同富裕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伟大构想， 对未来社会的反贫困指明了发展路向。 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 指出资本主义的漫长发展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的前提条件， 同时也是建立在全社会对土地等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之上， 体现了按需分配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在这种全新的所有制下， 恩格斯相信， 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出于自觉自愿而开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享受着为自己、 为社会付出劳动的权利， “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 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12]334。 诚然， 劳动成为一种享受与快乐， 而非负担与折磨。 人是自己生命的主宰， 劳动变成了一种自觉行动。

在低级共产主义阶段， 分配的原则是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 理所当然的会出现这种状况： 在劳动成果和分配所得的份额都一样的情况下， 人类中的一个个体实质上收获的多于另外一个个体， 因而会更富于另外一个个体。[13]22在这种状态下， 就会产生实际上的不平等现象， 也因而出现贫困问题， 只有当低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时， 被动性的劳动与分工已然不存在，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相峙情况也不复产生之后， 劳动本身已经成为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个体得到了全面的自由的发展， “只有在那个时候， 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 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13]23”。在对未来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做出合理分析与科学预测上， 马克思、 恩格斯为我们力争反贫困提供了发展导向， 这也是马克思、 恩格斯反贫困理论的最终目标。

习近平时刻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认清新时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 客观研判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贫困治理的奋斗目标。 为了全体人民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习近平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 目的是要实现共同富裕， 这种共同富裕是全面的、 渐进式的。 在中国贫困治理进入攻坚拔寨、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关键期， 共同富裕便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

3 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品质

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 呈现了鲜明的理论品质。 一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性。 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既吸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 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下的成果展现， 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化， 体现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根基。 二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习近平根据脱贫攻坚的新情况新问题， 对贫困治理策略进行了及时的调整， 顺应了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反贫困的需要， 彰显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的科学性与战斗性。 三是具有深刻的人民性。 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始终以人民为主线， 直面百姓疾苦， 寻医问药， 强力回应民本诉求。 四是具有高效的实践性。 习近平根据贫困现状， 不断探索贫困治理的有效治理方略， 形成了严密的逻辑和执行思路， 切实做到脱真贫、 真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