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国锋

(班贝格文学文化与媒体研究生院 班贝格大学， 德国 班贝格 D96047)

0 引 言

作为世界级的德语作家， 赫尔曼·黑塞为无数孤独彷徨的读者阐释了如何“通向内在之路”： 在小说《德米安》中， 埃米尔·辛克莱在好友兼导师德米安的帮助下克服心灵的弱点， 实现了自我的反思与成长； 在《悉达多》中， 放浪形骸的悉达多最终遇到摆渡者婆薮提婆， 在河流与“道”的教化中体验到世界的圆融统一； 在《玻璃球游戏》中， 克乃希特曾跟随一位隐居的“竹林长老”学习《易经》， 探索东方文明的内在奥秘， 从而晋升为玻璃球游戏大师。 这些在主人公成长过程中起到教育作用的关键人物， 都有着离群索居、 陶然自得的风骨以及作为得道者的秉性， 可称作隐士。

无论在西方基督教文化还是东方儒释道思想中， 隐居这一起源于宗教领域的现象， 逐渐扩展到世俗的社会、 政治与文化领域， 并在文学中凝聚为一种“沉思的自然美学”(Kontemplativ-Naturästhetischer Gedanke)[注]作为自然美学的一部分， “沉思的自然美学”将自然之美、 人的感官接受与理性思考结合在一起， 从而在思维意识中构筑起一种经过审思批判并达到“天人合一”的美学体验。 自然的静谧环境为此种体验提供了外在条件， 隐居便因此成为一种可行的选项。， 如陶渊明的田园诗或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笔下的许佩里翁： 诗人或虚构的主人公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反思社会与人性的悖逆与赢弱。 尽管黑塞的“成长与教育小说”被广泛地阅读与研究， 其文本内隐匿的“自然美学”也被不断地感知， 但“与隐者相遇”这一潜在的构成主人公走向成熟的叙事线索却隐而未现； 另一方面， 黑塞的小说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 其文本的演绎往往是作家在自身经历上的虚构与延展， 从而生成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虚(Fiktionalität)与实(Faktizität)的张力关系。

本文将通过文本考据与探讨的方式， 挖掘黑塞青年时期一段在文学史上被湮没的隐居经历， 以及在与其好友兼导师古斯托·格雷泽尔的离合关系中， 探究作家自身的成长与反思， 从而为黑塞文本中出现的隐居母题寻找作家生平的现实根源。

1 自传式虚构与隐居情结

在黑塞的作品中有一首写于1918年的小诗《在埃塞克纽附近》(BeiArcegno)， 因其将隐居的经历与自身的思索结合起来， 不仅直白本真地展露出作家内心的隐居情结， 也是“沉思的自然美学”将诗意融入到现实生活与自身历练的框架中。

我熟悉这里每一条路的转弯处，

在古老的隐士道口，

春雨淅淅沥沥，

凉风中闪耀着梨叶……

这是我的圣地， 我曾无数次在这里

沿着这条在幽谷中的小路

缓缓地回归自我……[1]247-248

在此处， 作者将一条隐士之路作为他的“圣地”(Heiliges Land)， 不仅构建了一处个体感官体验的美化空间， 同时也出于一种私人化、 神秘化的玄学信仰， 使外在的客体和环境染著了人情挂碍。 在这种看似虚构但又实际存在的空间中， 抒情的自我(das Lyrische Ich)进行着对自身隐居情结以及过往经历的反思， 空间因而充满了时间的线性想象。 跳出文本， 诗中的“我”也亟待对身份的追问： 这里的“我”本身是一位隐者， 还是在寻找隐者并希望与隐者相遇的寻访者？或者说， 这首诗是否可视为一篇自传体性质的文本， 因其中的“我”揭露了作者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真实的精神状态。

纵观作家一生的写作生涯， 这种处在抒情虚构与真情表露之间的对立平行关系， 已经成为一种写作常态。 如黑塞这样的作家， 他们将自身的经历转换编码成文学要素， 从而使作品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 在近代德语文学中也有迹可循： 黑塞与亨利希·曼、 弗朗茨·威夫等流亡作家一样， 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期忍受着诸如内心孤独、 身份失落和无家可归等生存与精神的困扰， 他们只有在文学虚构中才能找到一个替代的家园。[2]127从这种虚实转换的意义上来重新审视上述诗歌， 便可将诗歌文本预先视作自传体文件。 具体来说， 黑塞曾有过一段作为隐士的经历， 它在自传式书写的意义上， 很有可能成为后来文学作品中隐居母题的来源。

在一本关于黑塞与其婚姻的传记中， 作者在前言便给黑塞贴上了相对全面的身份标签， 其中便有隐者一项：“来自蒙塔诺拉的智者， 禁欲与隐居者， 倾心东方思想， 年轻的卡门青， 追寻的辛克莱， 孤独绝望的荒原狼。 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 是无数次赤裸裸地对自我进行分析的作者。”[3]7在这些不同的称呼间， 黑塞完整而又复杂的形象便跃然于眼前， 其生平与作品之间也展现出一种有意识的平行关系： 黑塞对于自然界的热爱， 正如《彼得·卡门青》的同名主人公常常沉醉于故乡的山和云； 当黑塞在1916年左右接受心理分析大师荣格的弟子让(J. B. Lang)的治疗， 在不断的对话中尝试修复心灵创伤时， 年少的辛克莱也在与挚友和精神导师德米安的对话中不断强大自身； 《荒原狼》中， 哈勒尔对市民社会的怀疑与对立， 也符合黑塞本人对现代化进程中只注重功利而忽视人本需求的批判态度。 因此， 回溯到上诉诗歌《在埃塞克纽附近》中的隐者形象时， 黑塞的隐居经历便构成文学史意义上的前缀， 使隐居和某种意义上的禁欲成为德米安、 悉达多和“竹林长老”等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形象的叙事和精神架构。

2 寻隐者不“遇”

抛开文学虚构回到现实层面， 在小诗《在埃塞克纽附近》中流露出的那种私人化的玄学信仰， 可以视作黑塞献给他的朋友兼精神导师古斯托·格雷泽尔的一份略带歉意而重新拾起的敬重。 格雷泽尔是奥地利一位有名的艺术家、 自然预言家与隐士， 他曾在1900年联合其他几位人士一同在瑞士提契诺的“真理山”(Monte Verità)上创办“乌托邦区”， 发起了一场改革生活方式的回归自然运动(素食， 裸体与隐居， 而格雷泽尔的德语Gräser恰恰是荒草的意思)。 黑塞因当时自身的家庭问题与创作危机， 尝试在格雷泽尔那里寻求解决困境的途径， 并在这位精神大师的指导下积极参加此项运动。[4]130

根据这段友谊， 诗中“古老的隐士路”便指向了黑塞1906至1907年间跟随格雷泽尔在“真理山”疗养与隐居的经历。 这段很少为人提及的个人历程也被记录在册， 甚至包含了较多的内心直白， 就如他在1907年所作的手记《在山岩内： 一个原始人的笔记》中所写的——尽管作者首先表露的是对这段经历的负面印象， 甚至认为独自一人居住在原始岩洞中的隐居生活对健康构成了危险：

隐居生活开始的几天极其糟糕……我的头因疼痛而隆隆作响， 破裂而感染的皮肤灼烧着， 干裂的喉咙渴望水分。 我咀嚼着叶瓣， 稍稍使口腔获得湿润， 然而我无法入睡， 却不断做着来自从前生活的谚妄。[5]339-340

这场与现代生活隔离而类似苦行的“原始人式”的隐居体验， 源于20世纪初欧洲社会中出现的“回归自然”(Zurück zur Natur)运动， 即“一种反资本主义效应与阳光乌托邦理想的混合物”， 它从根本上来说是出于“对技术统治和大城市暴力的恐惧”[6]257。 因此， 格雷泽尔借助于人们对工业化生活的不适， 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对时代面貌的敏感， 才于“真理山”上举办这场生活改革运动。 此时的黑塞希望尽快摆脱早前沉浸于酒精与烟草中的迷醉生活， 从失落的状态中走出来。 因此， 他尝试了这项看似浪漫而亲近自然的隐居体验。 然而结果如他自己所道的那样， 这场约为两周的“原始人生活”仅仅只获得了肉体上的考验， 精神上的“改良”微乎其微：

尽管我认为， 通过采果充饥和裸体生活而对整个民族与其生活进行改造， 有一定的可行性。 然而我却仍未寻得真正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而只将其视作肉体上的经验……不过而对我个体而言， 我倒是掌握了一些诸如忍耐和谦卑之类的品质， 也算是道德上的小进步。[5]346-347

从社会意义的层面上可以看到， 此时的黑塞对格雷泽尔的生活改革构想持怀疑态度： 这项理想化而故意为之的运动， 一方面不可能将分散隐居的个体容纳到一片如“真理山”这样的封闭区域内， 从而构筑一个“原始人”的乌托邦； 另一方面， 通过将原本在城市生活的人挪移到自然环境中生存， 尽管实现了地理空间上的位移， 却无法使其精神状态得到彻底改善； 根据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内在时间逻辑， 人类社会一旦进入到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 便再无法回归到原始和传统的循环时间框架内， 而这本身已是一种进步。 虽然黑塞经过这场回归自然的试验自身收获了一点“品德上的小进步”——这可被视为他对此次隐居经历的心理平衡， 然而正如他在1910年所作的短片小说《克努尔格博士的终结》中所描绘的那样， 这次尝试中“原本预期的泰然自得根本没出现， 取而代之的是一群严格的禁欲主义者， 他们除了按自身标准制定饮食规则与参加激烈的辩护， 其他方面一无是处”[6]261。

黑塞认为， 这种单一化、 苦行僧化的肉身体验是无法与真正意义上身体与精神和谐对称的隐居所匹配的。 出于这种失望， 他连带着对这项运动的倡导者格雷泽尔也产生怀疑， 尽管他们在此期间有过很多精神层面上的交谈。 于是， 黑塞远离了这位精神导师， 重新回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他不仅在《克努尔格博士的终结》中嘲讽与批判了这场运动， 也在1914年所作的短篇小说《林中猿人》里影射了格雷泽尔： 一位眼盲而恶毒的祭司统治着一群未开化的林中猿人， 并用话语“到外面去”(Draußen!)咒骂了那位名叫酷布的年轻猿人， 他是不满者的代表——“到外面去， 意味着恐怖， 被太阳灼烧与充满死亡的茫茫空野”[7]123。 尽管酷布最终报复了祭司， 但他只得离开族群“到外面去”， 而这里的“外面”， 与格雷泽尔所提倡的原始人般的苦行隐居有着相似的恶劣环境与对身体健康的威胁。 总之， 在这段经历中黑塞尽管身体力行， 却没有寻找到他内心真正期望的隐居生活与精神解脱， 他对格雷泽尔以及乌托邦式回归自然运动的失望， 也潜移默化地浸入文学文本， 成为早期黑塞创作的样本。

3 回归自我的隐居之路

黑塞将自身隐居体验与对格雷泽尔的不满转换为文学隐喻和讽贬，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他始终与这位曾经的人生导师保持距离。 然而由于自身固有的对于人道主义的敏感， 他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以及战前的鼓动与宣传持否定与批判态度， 并公开表达了他和平主义的政治立场， 这一举动使得多数与他意见相左的好友与出版商离他而去。 在这种历史与个人的境遇中， 他的孤独与痛苦接踵而至， 正如他在1925年回忆往事时所撰的《简短的生平》中所述：

不， 这种对大时代的“欢愉”我无法分享。 从战争一开始， 我便充满了痛苦。 我长年绝望地抗拒着这种似乎从外部而来的， 晴天霹雳般的不幸， 然而我周围的世界却表现出一种对这种不幸的欢欣鼓舞。 当我读到报纸上诗人们所作的文章， 他们对战争的祝福， 以及教授们的号召， 还有那些出于名家之手的战争诗篇， 我便更加痛苦。[8]398

在如此被孤立的状态下， 黑塞对那个时代人们对战争狂热以及知识分子与诗人迎合政治形势的态度充满了失望， 也因此反过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产生了迷惘。 正如之前对那场生活改革运动所持的怀疑态度， 黑塞始终守持着一种独立的“固执”， 这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狂热的政治运动影响。 在这种社会气氛下， 黑塞似乎也受到了那种“到外面去”的流亡咒骂——这种心理上的驱使让作家重新有机会转向曾经的精神导师格雷泽尔。 在两人重归于好之后， 格雷泽尔曾将自己改写的《道德经》赠于黑塞， 从而使黑塞接触到中国的道家思想[4]129； 此后， 黑塞作诗《在埃塞克纽附近》， 便是对他曾经的精神导师所献的重新拾起的尊重。 对此时又一次陷入人生困境的作家来说， 与格雷泽尔的和解以及对东方智慧的拓展认识都成为他在精神层面的“避难所”(Refugium)， “如对抗外部世界的盔甲与防卫”[8]401， 从而使自身在精神层面上得以转向真正的隐士生活。 在《简短的生平》中， 黑塞提及他在经历战争时期焦虑与痛苦之后的新状态：

当1919年战争结束后， 我搬到瑞士一处偏远的角落， 做起了隐士。 因为我曾经长时间研究印度与中国智慧(这也是我父辈与祖辈的遗产)， 也因为我现在对东方的象形文字有了部分新的认识， 人们便称我为“佛教徒”……[8]403-404

黑塞从1919年开始在瑞士的蒙塔诺拉生活， 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 直到1962年去世。 在第一次尝试野外原始隐居到战后回归寂静的隐居常态之间(分别与《在山岩内》以及《在埃塞克纽附近》相应)， 他曾因生活与创作危机而求助心理治疗师让的心理分析疗法。 对作家来说， 心理分析法是“一次命运的荣幸”[6]305， 不仅为他创作提供了新思维， 也使他理解了自身状态转变的本源：“生活的过错不在我之外， 在应该从我内心深处去寻找。”[8]400从心理分析的视角来比较黑塞的前后两次隐居， 便可得出一种带有悖论式的双层心理结构： 尽管有意识地与精神导师格雷泽尔保持距离， 甚至在作品中对其加以讽刺， 但黑塞似乎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将这种曾有的师徒关系转换到他的作品中， 例如在《德米安》中， 德米安这一角色便有格雷泽尔作为人生导师的影子； 尽管作家有意识地宣称第一次在“真理山”的隐居只获得了肉体的经验， 然而这次远离世俗与工业化生活， 近距离地在自然环境中独处的经历， 在潜意识里拓展了他的“沉思的自然美学”——甚至在当时那篇手记《在山岩内》中即可寻得这种美学痕迹：

我的工作即是： 寻找野莓与樱桃， 编织篮形的小碗以便保管这些东西， 挖深沟渠， 以便之后有足够的饮水。 然而我也学会了一种艺术， 即花半天或整天时间， 无所事事地坐在被阳光烤热的岩石上， 观察青苔的生长， 或者等待一只雀鹰从天际划过。[5]346

字里行间， 黑塞或多或少地透露出一种对隐居于山间的肯定与满足。 对这种看似无聊的时光消遣， 年轻时的黑塞还无法真正地理解和珍视， 在经历了战争与人际危机后， 反而通过隐居探寻到回归自我的道路和荷尔德林式的美学意识——荷尔德林笔下的许佩里翁在经历战争后最终成为在希腊海边沉思的隐士。 从这种反思性的回溯出发， 孤独宁静而充满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不仅可以在远离社会的自然界(地理上的隐居， 如《在山岩内》)， 也可以在相对融洽的社会市井(社会生活范围内的隐居， 如黑塞后来所居的蒙塔诺拉[9]90， 又如《荒原狼》里哈勒尔所独居的堆满书籍的小隔间)所实践， 它更能使精神层面上， 也即文学虚构中的隐居母题得以被塑造与升华。

4 结 语

从第一次看似失败的“原始人式”的隐居经历， 到一战后长久地隐居于自己的书房(居于精神世界， 《玻璃球游戏》中的“竹林长老”便是当时作家自身的写照)， 黑塞在事实上经历了自身心灵的成长， 其曾经的精神导师兼好友格雷泽尔在这段经历中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无论在作家自身的现实经历中， 还是在他的成长与教育小说中， “与隐者相遇”这一潜在的模式与其说是寻找外在的隐者或导师， 毋宁说是寻找内心的自我， 通过对内心世界的反思而走上一条“通向内在之路”； 因此， 黑塞文本中隐居母题的构建， 不仅仅指向作家的两次隐居经历以及在此期间形成的师徒关系， 更是回溯到其不断完善的“沉思的自然美学”之中； 此外， 在这样的一种人与自然的互动中， 能够附生出一种“崇高”之感， 它对作家的文学想象与书写有着积极的推动力：崇高的事物， 尤其是大自然的崇高， 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我们的想象， 让我们的想象自由地驰骋， 从而获得最大的快感。[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