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宇

摘 要：大元肃州路乜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现存于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碑文内容主要记述了党项人善居一家六代十三人在西夏至元代130余年间所建立的功勋和所获得的荣禄事迹，为研究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动及元代民族关系、民族文字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文章主要从碑文的概况、内容、史料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肃州路；回鹘文；举立沙；善居；唐兀氏；碑刻

1 大元肃州路乜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概况

大元肃州路乜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为元代碑铭（以下简称“肃州碑”），为元代碑刻，现存于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该碑被一分为二竖直解开，镶嵌于酒泉市旧城东门洞内壁西侧，用做石柱。原碑无碑额，呈长方体石柱状。碑身高236厘米，两块并宽91厘米，厚29厘米。碑阳汉文24行，左石13行，右石11行，每行字数不等；碑阴回鹘文32行。石碑中间被凿毁，阳面的汉文有十多处受到损毁。阴面因长期外露，磨损非常严重，回鹘文字迹已很难辨析。碑阳因长期嵌于墙内，汉字磨损较少，基本不影响对碑文内容的理解。194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途经酒泉，此碑被考古学家向达等发现。1962年扩建市区时，将其从酒泉城东门洞内拆出。该碑较完整地记载了一个党项家族在元代的谱系和相关历史人物的活动内容。它为研究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动、元代河西地区民族关系、民族文字、民族同化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2 碑文内容考证

2.1 关于碑文所记史实

“肃州碑”主要记述了党项人善居一家六代十三人在西夏至元朝130余年间所建立的功勋和所获得的荣禄事迹。其中涉及到蒙古和西夏之间的肃州一役。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由北路攻入夏境，连续攻破黑水城、肃州、甘州、西凉府等河西地区军事重镇，并于公元1227年3月攻破沙洲，河西地区全部陷落，结束了西夏政权190年的统治[1]。其时，肃州由西夏守将举立沙镇守，他为了保全族人的性命而献城，又帮助成吉思汗剿灭了城中的抵抗势力，且在战斗中牺牲。为了表彰其功劳，成吉思汗任命举立沙之子阿沙为肃州路乜可达鲁花赤，治今酒泉。

“乜可达鲁花赤”为蒙古语之译音。“乜可”意为“大”，“达鲁花赤”意为“长官”“镇守官”。“乜可达鲁花赤”即为总管府最高行政长官。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元年（1264）置甘肃路总管府，驻甘州，至元八年（1271）置肃州路总管府，同年国号定为元，定都燕京，改名大都。元朝统治者在河西地区实行领户分封制，把沙洲、瓜州为中心的走廊西部地区分赐给八都大王统辖，公元1281年正式设置了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省治甘州路。甘肃行省下辖七路二州，今酒泉市域置有两个路一级的地方政权：肃州和沙州，二路均设总管府，其行政长官即乜可达鲁花赤。“肃州碑”中记叙的善居一家六代十三人均任此职。

2.2 关于“肃州碑”的立碑时间

“肃州碑”碑阳最后一行文字，“至□□□□□岁次辛丑□□□□□”，虽漫漶不清，白滨、史金波先生根据“辛丑”二字推断出立碑年代为至正二十一年[2]。元代自公元1271年至公元1368年的统治时期，共经历了两个辛丑年。即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和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从《肃州碑》中的记载可知，善居家族自举立沙起，经阿沙、刺麻朵儿只、管固儿加哥、贯□□□、耳玉、管布、令只沙、帖信普、普达实理、善居、定者帖木儿、赤斤帖木儿，六代十三人世袭肃州乜可达鲁花赤。自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至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期间135年，经六代人，在时间上是合理的。

2.3 关于“肃州碑”的立碑目的

立碑人当时的立碑目的，从碑铭最后四句可见一斑：“令只沙之次子善居，因其伯父管布无子，以善居为□。其人才德出众。德□□□□□□……主上□以近侍，授宣武将军，任武备寺同判，后除甘□郎中，授中宪大夫，翊赞□□□□□□，迁永昌路达鲁花赤。牧民以仁惠之道，守己以正直之心，公事细微必察，私意纤毫不行，民怀其德，吏服其廉，解组而归，以酬孝道。□□□祖□，以表其先祖之功，命工刻石，以记其事。”可见此碑虽是善居为追念先祖的功劳而立，但从碑文内容看，善居对其本人和其生父令只沙的活动记载尤详，颂扬粉饰之词溢于言表。所以又可以说，“善居立此碑不过是为自己及其父树碑立传罢了”[3]。

3 “肃州碑”的重要价值

3.1 补充史实

关于成吉思汗攻占肃州一事，《元史·太祖本纪》中记载：“二十一年（1226）丙戌，夏，避暑于浑垂山。取甘、肃等州。”而“肃州碑”如此记载：“太祖皇帝，御驾西征。天戈一挥，五郡之民，披云睹日，靡不臣服。时有唐兀氏举立沙者，肃州阀阅之家，一方士民咸受感化。举立沙瞻圣祖文武之德，起倾葵向日之心。率豪杰之士，以城出献。又督义兵，助讨不服，忘身徇国，竟殁锋镝。太祖皇帝矜其向慕之心，悼其战死之不幸，论功行赏，以其子阿沙为肃州路世袭乜可达鲁花赤，以旌其父之功。宪宗皇帝赐以虎符。世祖皇帝愈加宠赉，升昭武大将军，迁甘肃等处宣慰使。”同一事件，史籍中只有元军攻城的记载，而“肃州碑”则记载了举立沙献城、战死等史籍中未提及的内容。从时间、人物等方面看，碑记与史籍所记述的无疑是同一战役，只有各自记述的角度不同而已。史籍着力颂扬成吉思汗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的武功；碑记则重在表彰其先祖顺乎天理的献城义举和忠于成吉思汗的牺牲精神。

3.2 反映了元代河西乃至西北地区语言文字使用状况

回鹘文是回鹘人创制的文字，自唐代至明代（8～15世纪）一直沿用。从9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回鹘文在今新疆、甘肃和中亚、东欧的金帐汗国、察哈台汗国等广泛使用，后来蒙古族的回鹘式蒙古文、满族的满文都是仿照回鹘文创造的，足可见回鹘文的作用和影响之大。早在唐末五代，居住在河西地区的回鹘人和党项人就有经济往来，他们共同向后唐置场市马。西夏建国后，境内存在许多回鹘部落。西夏政权统治下的河西地区依然是新疆和中原的交通要道，西夏境内外的回鹘人和邻近各族都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往，在交往中西夏文同回鹘文并用。

3.3 反映了元代政府对地方官员的任命情况

元初州县多实行世袭制度，“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属来降者，亦即官其人，使之世袭”。善居一家享受的世袭官制一直延续到元末。

又据《甘肃新通志》载，元顺帝至正年间属永昌路之庄浪（今古浪县）同治安帖木兒亦为唐兀人。由此可见，任用当地党项人做地方官员，也是元朝政府的一种统治策略。历史证明党项人参与元朝统治，对蒙古政权的稳定、促进元代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与同化都起了积极作用。

4 结语

“肃州碑”所记述的内容是史籍缺载或与史籍不同的，对史籍有补充和印证作用。而且把一个党项家族在元代的谱系和相关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活动内容用汉文、回鹘文同刊一碑，反映出当时此地汉族、党项民族和回鹘民族的密切关系，可以看出这几个民族间的彼此影响与同化源远流长。它是当时河西地区民族交融的象征，故“肃州碑”的价值更显珍贵。

参考文献

[1]吴廷桢，郭厚安.河西开发史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

[2][3]白滨，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乜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论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动[J].民族研究，19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