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万发

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两件玉神鸟的生物属性、特殊造型及其文化内涵

图1

图2

图3-1 鹭

图3-2 锦鸡

图3-3 鸬雉

图4

图5

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曾出土有两件特殊的玉器，一般学者均认为是一龙一凤。实际上并非如此，其是两只神鸟，从生物学特征看，一似乎有鹭类首，但是长尾又不似鹭属，颇像锦鸡、鸬雉之雉类（图1，参阅图3-1、图 3-2、图 3-3），一为鹰类（图 2）。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这两件神鸟的羽翅表现又非常特殊，与一般的鸟的生物特征不相似。其是否把别的神鸟的特征移植而来，看来也没有确切的依据。我们知道，鸟类情绪变化、做某些动作、精神抖擞或生殖季节的时候，其冠、枕、尾羽或翅膀等处的羽翅多处或其一处常会出现明显的造型变化（图4、5）。孙家岗这两件后石家河文化玉神鸟的超越常规鸟类羽翅特征的似乎是“增饰”的部分，我们认为实际就是表现这类特殊情况的一种变动变形，当然，在已有冠、枕之类羽形的基础上“增饰”表现冠羽，也是在说明或增加其特殊状态的神性。类似的后石家河文化鸮目神物高冠玉神还有一些（图6首都博物馆藏），该类玉神物林巳奈夫等先生曾把其放倒，实际应如图中方向，该神之目的单旋符特征是判断其为鸮神的重要依据。

图11

商代也曾见到不少神鸟（图7弗利尔博物馆铜斝、图8三星堆铜器）像本文两件神鸟特别是图1神鸟一样，非常特别超现实地表现其冠的情况，这说明其本身可能有凤头或冠羽，当然也可能没有。总之这类造型既可能是对已有凤头、冠羽造型作了超现实表现，也有可能是没有凤头、羽冠情况下表现其头羽在特殊情绪和状态下的造型，这更属于超现实性的了。

当然商代一类神鸟或“蹲踞式”神鸟形玉人（此“蹲踞式”即为拟合神鸟的一种姿态），依据我们的研究，其中的神鸟元素即《诗经·商颂》中商人神诞神话中的天命之玄鸟——鸮，也即商人的神祖（图9、10，妇好墓出土）。由于长耳朵鸮本身就有长耳，因此该类玉器中的位于头顶的簇羽造型蕴含的超现实性并不明显。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图11)，商人鸮文化中的鸮主要有三类：一类为仓鸮，像妇好墓出土的一类具有红山文化传承风格的C形龙的面即为仓鸮及龙嘴组成（图12）；一类为长耳朵鸮，主要应包括长耳鸮和雕鸮（这两类鸮耳朵即簇羽常弯曲耸立，与考古发现的“蹲踞式”玄鸟神祖长耳类似），第三类为短耳鸮（图13泉屋博古馆藏，参阅图14），簇羽之“耳朵”不明显。从所述情况看，商代鸮鸟主要表现其鸮的生物属性而不表现鸮的情绪变化等特殊状态。

图12

图13

图14

图15

图16

图17

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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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图21

图22

石家河文化晚期或后石家河文化玉器，巫鸿、林巳奈夫、邓淑萍、孙机、孙庆伟等先生，多把其与东夷历史神话予以关联，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笔者也曾就有关问题予以了讨论。从诸多材料看，孙家岗遗址这两件玉神鸟，其中的鹰形者，应与谭家岭、罗家柏岭、枣林岗出土的后石家河文化鹰所代表的对象一样（图15，为鹰及鸮神，其中的鹰实际代表神话中生少昊鸷之鹰，其中的鸮神，从泉屋博古馆商代铜鼓之鸮为玄鸟的证明看，其即呼应于《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话语中少昊系的玄鸟氏；图16为谭家岭出土的代表少昊之鸷的图腾，是呼应天命生少昊的鹰；图17罗家柏岭出土及图18枣林岗出土之鹰类同），与少昊系有关。其中类锦鸡者，可能与孔子以其为师的郯子话语中的东夷神鸟官中的五雉之一有关。图1、2的高冠由羽翼纹组成，本质意义上同三大龙山文化玉神面的羽冠类似，在后石家河的历史背景下，应属于少昊系的文化特征。再连同肖家屋脊、妇好墓、上海博物馆的后石家河文化之雄绶带鸟（图19肖家屋脊出土；图20妇好墓出土；图21上海博物馆藏，其为鹰及雄绶带鸟组成，神人为披肩发的生少昊之鹰的拟人化）及后石家河文化的鸮与虎组合的玉器（图22），则有助于说明当时随军征三苗的少昊之系的族氏较为丰富，有以鸮为代表的玄鸟氏（玄鸟氏之属应在禹征三苗事件之前即有人到达石家河文化区），有以雄绶带鸟及类锦鸡、鸬雉类之雉所代表的族群（这两者应该都属于郯子话语中的“五雉”）。另，由于石家河文化与东夷关联密切，鸮文化早在禹征三苗前在楚地即有存在。

从考古学方面看，山东龙山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华西龙山文化中的这类玉器，族属上总体显然属于东夷系玉器。其中鸮元素普遍出现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且良渚文化中的鸮元素可能是红山文化传承。再加上生少昊之鹰、五雉之雉，可以说这些文化中神鸟元素明显，与东夷关联明显。考虑到瓦店及附近龙山时期的鹰文化（与生少昊鸷之鹰呼应）、二里头文化中的鸮元素（铜牌饰几乎都有鸮元素，有的基本为全形鸮面）、新砦期中的鹰鸮元素（新砦器盖以鸮及虎为构图元素，其与少昊系玄鸟氏有关。花地嘴玉圭之鹰与生少昊之鹰有关，花地嘴朱砂瓮神面，一为接近生物形鸮面，一为单旋符形目的鸮神，可能为商人始祖神。）、商文化中的鸮元素（玄鸟生商即鸮神生商，太阳大气光象上帝即饕餮中一般均有鸮之簇羽等元素），可见少昊系或其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惊人地位！

谭家岭一件奇特玉器中的虎及鸮

谭家岭这一器物非常重要，从其有两只簇羽和头枕羽的造型看，虎首之上的神鸟显然是一只鸮，其与一只虎的组合，有别于一只鹰与一只虎的组合。两者总体上属于同一文化，即后石家河文化。不过两者是有区别的，一个属于《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话语中的少昊系玄鸟氏即鸮氏，另一个则属于少昊鸷。至于其中的虎，是后石家河文化的典型玉器，与完形虎玉器共存。这类单个侧面完形的虎元素在晚期像三星堆等文化之中广泛存在，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依然存在。在凌家滩文化中有较多的虎元素，以璜形两头虎的形象来表现。更早的高庙文化中也有诸多的虎文化，多以獠牙嘴的形式予以表现。河姆渡文化中有少量完整的虎图像，用以表示与太阳运行有关的动物。山东龙山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中也发现獠牙神人面，可能是虎獠牙，也可能是狗熊的獠牙，从考古学方面看，应为虎獠牙。其也不是猪的獠牙，因为猪的两个下獠牙明显，高庙文化中有少量两个猪之下獠牙者。对于猪文化的信仰，主要与猪和太阳相关的思维有关，庄子谈到的豨韦氏就与太阳神有关。石家河文化的虎头上端拟合“介”字形，也表明其与少昊族的关联，因为“介”字形从高庙文化、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以来，关联密切，都与太阳有关。顺此言明，石峁文化中的后石家河文化玉虎及相关玉石人的发现可能表明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山东、石家河、华西统治集团中不少是少昊系的人杰。以神木石峁为代表的地区显示出其信仰的神系应与少昊系有关，其统治集团显然应包括夏启之子、少昊系和地方显贵等。神木石峁统治集团中的少昊系也应是西部地区先秦文化人群的重要来源。神木地区还有不少石器显然是欧亚草原的风格，再加上铜器文化较为明显，也说明石峁文化中的外来国际元素较为明显。

图中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非獠牙神面显然均是戴“介”字形冠的鸮面，临朐朱封神面也应认为是以鸮为主体的神面。非常重要的是，玉簪同时拟合鸮喙，令人惊叹古人之艺术创意！图中的北京故宫玉器不是鹰，从生物学角度上应该称为鸮，也应该是玄鸟氏而非代表少昊的鸷，虽然这一玄鸟氏也属于少昊系，这是需要特别予以辨明的。

其实鸮文化在中国古代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主题，最早在城背溪遗址、河姆渡遗址等发现过陶鸮支脚及图像，在秭归柳林溪大溪文化中也发现过被学术界称为箕踞似双髻玉人者，实际就是以此形态仿照神鸟身者，双发髻，从其弯曲的造型看，实际是仿照鸮之簇羽的，总之，这是一个整体拟形鸮的鸮人。也是由于鸮，总体上其可能与中原仰韶文化中的鸮文化、红山文化中的鸮文化具有类似的含义，即是玄鸟文化的传播所及者，并且有可能随着彩陶等文化的交流来自北方地区。

石家河一件特殊刻纹陶铃

1.陶铃上的图案显然是后石家河文化的神面。至少，与无双目的神面装饰基本一致，可代表或象征后石家河文化神面，这一神面应与少昊系有关。

2.古代的铃，从卜辞的令字看，有命令、聚集的意思，同时“令”字也有善良和美好的意思。所以该陶铃有聚集、招集的作用，以神面于其上有彰显权威、神灵号召及带来利好的意思。

3.古代道教和萨满教中，铃有降魔慑妖的作用，以神面刻于陶铃上，可能也有这一作用，二里头文化常见铜铃与其他法器、仪礼之器共存，也应有这一含义。

4.古代的铃等有提示、和鸣的作用，因此可用于政事、贵族出行。从凌家滩龟形玉铃系于神巫腰间的情况看，也同时具有配合作法和神圣舞蹈的作用。石家河陶铃以及在其上刻画神像或代表神像图案的情况，有助于说明该陶铃可能也具有这类作用。

5.铃之令有聚集之意、时令之意，也有气象聚集之义，陶铃所刻神圣图像，从此一阶段的文化主体判断属于少昊系，本身也与太阳密切相关。铃聚集气象，笼罩着与太阳有关的神，更具有神圣氛围和利于神灵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