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

在《边城》里，几乎所有的湘西人都善良坦荡，于无声处表现出古道热肠、侠肝义胆。若将这种精神特质冠以名字，“边城性格”再合适不过了。

其实，沈从文的性格同样具有浓郁的“边城”味。

1931年11月，好友胡也频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得知此事，沈从文心急如焚，立即找到胡适，希望其出面营救。当时胡适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也特别紧张，不便公开出面，便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沈从文拿上这封信，又急如星火地去找蔡元培。可惜蔡元培当时只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人物，也不知道胡也频的下落，无法营救……

胡也频最终被秘密枪决。面对好友不幸遇难，沈从文悲痛不已。为了弥补自己没能救出好友的遗憾，其后，沈从文将胡也频的妻儿接到自己住处隐藏，护送他们回故乡。

抗战爆发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逃离沦陷区，准备经过湖南的沅陵县前往昆明大后方，并写信告诉了沈从文。接信后，沈从文专门给自己住在沅陵的大哥写信，托他关照梁思成夫妇。11月初，沈从文再次致信大哥，让其“购二十斤猪肉做暴腌肉，切成条熏，熏得越快越好”，做好后，将一部分肉寄给梁思成夫妇，剩下的肉让他们过路时带走，另外还让大哥预备了一些可以在路上吃的菜。沈从文对朋友的这份真情让梁思成夫妇极其感动。

在朋友遇到困难时不吝心力帮忙，对学生和萍水相逢的人，沈从文也经常出手相助。

沈从文的学生罗尔纲从中国公学毕业后，因战乱与家人失联，衣食无着，便找到沈从文诉说自己想找机会研究历史的计划。沈从文表示：如果罗尔纲去北京深造或半工半读，他愿意支援其北上的旅费。之后，沈从文仍不放心，专门为此事写信给在北京的胡适，希望他帮忙。于是胡适将罗尔纲安排到自己家里，让他帮助自己整理《胡传文集》并兼任家庭教师，罗尔纲因此得到了胡适的精心指点，学问大进。

1933年春，青年诗人卞之琳携诗稿从北京来到青岛，拜访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并跟他谈到诗集出版的困难。沈从文当时并不富裕，但还是慷慨捐资30块大洋，支持卞之琳自费出版诗集。

20世纪40年代后期，沈从文一边在大学里做教授，一边为一家报纸编辑副刊。有一位诗歌作者因为家庭困难向他求援，其时的沈从文也非常拮据，拿不出现金，便在天津某报刊登启事，义卖自己所写的20幅字：先让求字者告知他写什么字，他再让求字者将报酬直接寄给那位诗歌作者。

沈从文的这些事迹中无不透露着浓浓的“边城”性格。而这种性格正是他自身经历的一种折射。

沈从文的家乡湘西山高峡窄、林密水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人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这样的环境外地人也不容易进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熟人社会，即在这里官位、金钱、荣誉不起主宰作用，大家在乎的是好人缘，而好人缘往往是通过利他的行为获得的。沈从文在湘西长到了二十多岁，湘西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无不对他的性格产生着影响。

沈从文特殊的人生经历，更是催生他拥有“边城性格”的原因之一。幼时，沈从文经常去同城的外婆、舅舅家玩，有时玩到天黑，就由表哥打着灯笼送他回家。亲人的温情在他小小的心灵播下了坚实的种子。身边人友好的帮助也使他内心走向善良的那端。

1922年，沈从文来到湖南保靖县，想参加当地的军队，可是好几个月都没有如愿。沈从文无所事事，便替那些小書记们抄写东西。有一个参谋发现他的字不错，便安排他做了一个月四块钱的司书。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沈从文非常向往外面的世界，便向上司提出辞职。上司爽快地答应，并对沈从文说：“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随后支给他三个月薪水。可见当地民风淳朴、人们善良忠厚。

1923年，胸怀梦想的沈从文到了北平。然而，世界留给一个初出大山的青年的空间是有限的，他很快体会到了在大地方生存的艰难。他住在北京的湖南西西会馆里，买不起棉衣，也没有火炉，只能用被子裹着身体坐在桌旁写作。因为一无学历，二无名气，他的作品寄出去后大都杳无音讯。濒临绝境之时，沈从文尝试着给作家郁达夫写信求助。

那一天，下着鹅毛大雪，沈从文坐在桌旁冷得发抖，突然进来一个人，居然是郁达夫。看到沈从文的屋子冷得像冰，郁达夫没有说话，只是把脖子上的毛围巾摘下，拍掉雪花披在沈从文身上。接着，郁达夫拿出五块钱，请沈从文去外面的馆子吃了一顿饭，找回的那些钱都送给了沈从文。这件事让沈从文记了一辈子，他七十多岁时提起，依然泪流满面、声音发颤。

1925年，经郁达夫介绍，沈从文与著名诗人徐志摩相识，其作品得到徐志摩的赏识和大力推举，自此，沈从文开始大量发表作品。沈从文只有小学文化，一生没有文凭，讲话又带家乡口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却能在中国公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等大学任职，最终登上教授的宝座，除了个人的创作水平，胡适等朋友对他的提携也功不可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沈从文的一生中，亲人、朋友、故旧对他的关爱始终占据着一个至关紧要的位置。

所以说，“边城性格”既是沈从文高尚人性的自然流露，也是他感恩之心的折射。

编辑/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