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得兵

图1 刘德斋，《中华圣母子像》，20世纪初期

As the birthplace of modern Chinese arts and crafts,Tushanwan Orphan Craft Workshop plays a role of indelible historical context for integration and exchange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Bible stories, mysterious manifestations of saints, legends of local safeguarding gods and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stories, some changes also took place in local themes on stained glass in Tushanwan Orphan Craft Workshop.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作为中国近代工艺美术的发源地，设有画馆、印书馆、木工部、五金部等部门，在绘画、印刷、木工等方面都有着突出的贡献及成就。著名画家徐悲鸿曾赞誉土山湾在“中西文化之沟通”上“曾有极珍贵之贡献”，是“中国西洋画之摇篮”。土山湾作为“西学东渐”及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中西文化融合及交流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文脉作用。在“西学东渐”及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油画在一定程度上将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合，从而产生了样式之变。而彩绘玻璃在传统的圣经故事、圣徒神迹、地方保护神传说、文学与历史故事等题材之外，在本土题材上亦发生着一定的变化。

一、西学东渐之土山湾

“土山湾者，前浚肇嘉浜时，堆泥成阜，积在湾处，因而得名”。1863年，天主教江南耶稣会会长鄂约瑟（R.P.JosephGonnet）在土山湾购地建堂，并于1864年建成江南育婴堂。自此之后，这一以“土山湾孤儿院”而闻名的地标性建筑载入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史册之中。现今位于上海徐汇区漕溪北路及蒲汇塘路的交界处一带，其前身为蔡家湾孤儿院，若追本溯源，可上溯至于1849年建成的横塘孤儿院。当代学者苏智良称土山湾为“近代中国最具规模与影响的西方文化传播源”。土山湾画馆作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成就较为突出。

咸丰元年（1851年）西班牙传教士范廷佐（1817-1856）将其上海董家渡的工作室迁至徐家汇，谓之徐家汇画室。次年，在画室基础之上创办工艺美术学校，开设铅笔画、水彩画、油画等科目。同时邀请意大利传教士马义谷（1815-1876）至孤儿院传授油画技艺及颜料制作技艺。范廷佐去世后，中国修士陆伯都（1836-1880）及刘德斋（1843-1912）先后开始接受传艺及美术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画馆引进铅笔画、擦笔画、水彩画、木炭画、油画等西方绘画艺术，同时引进石雕、木雕等西方雕刻技艺等，所涉科目及种类较为全面，作品颇丰。其中画馆绘制的徐光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四位人物水彩画参加了1915年的美国旧金山市世博会，世博会闭幕后，四幅水彩画为旧金山大学收购，现为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珍藏。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传授技艺是为传教服务的，但客观上促成了土山湾美术工厂能够集中系统地传授西洋美术和工艺技术，培养专门人才，诸如徐咏清、周湘、张聿光、丁悚、杭犀英、张充仁、徐宝庆等著名美术家。

虽然开设孤儿院及所设立的授艺活动初心并不是为了培养专门人才，而是为宗教服务，但在宣扬宗教权威及传教的一系列活动中，间接促使土山湾这一历史文脉在西学东渐、文化传播及人才培养上产生突出贡献。土山湾画馆的绘画作品，主体上是宗教产品，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作品感受到宗教情结，但也能够感受到一种不同于宗教意味的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本土意味。正是这种对于民族背景及文化意识的思考以及对于传统中国大众心理的理性分析，促使宗教画在某种程度上，结合本土情愫产生了一种样式移植或者是样式之变。（图1）在绘画作品发生着样式移植及变化的同时，彩绘玻璃亦在某种程度上发生着样式及题材之变。

图2 徐家汇天主教堂彩绘玻璃

二、彩绘玻璃题材之变

彩绘玻璃是哥特式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亦是哥特式建筑中的一种古老艺术表现形式，伴随着哥特式教堂建筑艺术的兴起以及基督教思想的兴盛而产生。在结合哥特式建筑高耸、宏伟、神秘的特色之上，将玻璃制造工艺与马赛克艺术及色彩和光感相结合，产生一种色彩绚丽、造型优美且富有仪式感的建筑特色。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伊波利特·丹纳曾在其著作《艺术哲学》中充满激情地写道:“从彩色玻璃中投入的光线变成血红的颜色,变成紫英石与黄玉的华彩,成为一团珠光宝气的神秘的火焰,奇异的照明,好像开向天国的窗户。”彩绘玻璃窗不仅丰富了教堂的形式美，同时实现了对基督教信仰的寓意。

在有关土山湾的一些史料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其绘画师约有四十余人，所绘者均为圣洁之宗教画，或于纸，或于布，或于石，或于玻璃，无不精美。而花玻璃，更为远东独步者也。”由此可以看出土山湾工艺院作为中国彩绘玻璃的诞生地，在制作技艺及艺术呈现上，毫不逊色于远东地区，与当时国际潮流同步。工艺院所绘制的彩绘玻璃主要分为宗教题材、装饰题材及本土题材三类作品，宗教题材人物造型一般包括圣经故事、圣徒神迹故事等等。因工艺院不仅仅只为宗教服务，同时为社会各行各业提供服务，故此产生了一种装饰题材的彩绘玻璃作品，一般主要用于建筑装饰，如用于装饰银行、洋行、宾馆等。其花窗图案可能是有具体人物的，也可能是几何图案。在本土题材中，彩绘玻璃在某种程度上与油画样式之变一般无二，基于相同的民族意识及文化背景下，结合本土情愫及大众心理意识，且在艺术创作上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及儒家思想，以文学与历史故事作为创作素材，引用民间流行的传统历史人物及戏剧说唱故事，如《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多种题材互用，相互借鉴，颇具写实意味，是中西绘画艺术风格交融的精品，亦是题材转变及样式变革的重要体现。

土山湾工艺院最初制作的彩绘玻璃以宗教题材居多，为上海各地教堂所用，随后在题材上逐渐有所扩展，题材亦有所拓宽。但由于种种原因，此类作品几乎被毁坏殆尽，得以留存下来的珍品便屈指可数。在徐家汇地带现存宗教题材的彩绘玻璃应数藏于徐家汇天主教堂的彩绘玻璃作品，其人物故事皆出自于圣经故事，如“耶稣受洗”、“耶稣进耶路撒冷”等，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呈现。我们可以以此来作为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宗教题材之借鉴。（图2）

在土山湾博物馆中现存有4件彩绘玻璃作品，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其所带有的神学色彩，在制作技艺及风格呈现上亦能体现出哥特式建筑的缩影，相较于宗教题材的彩绘玻璃而言，此类作品之装饰作用更为突出。（图3）

我们在位于上海广东路上的永年大楼中亦可找到现存较为完整的土山湾镶嵌彩绘玻璃作品。据考察，那些彩绘玻璃采用的制作工艺还是当年国外最流行的瓷釉着色与镶嵌结合技术。走进永年大楼，各种以神像为题材的彩色玻璃窗户随处可见。晌午时分，绚烂温和的阳光穿过玻璃将五彩斑斓的神像投射在室内的大理石地面上，与周围楼柱和门洞上的立体雕塑相得益彰，使整幢大楼蒙上了一层庄严静谧的影子。但永年大楼内的彩绘玻璃制品题材及风格与土山湾博物馆所藏相差无几。

相较于宗教及装饰题材的彩绘玻璃制品而言，本土题材在抛开宗教神学观念的影响之下，结合我国相关文学及戏剧故事，有别于普通彩绘玻璃多采用的宗教故事。现存于土山湾博物馆的一件制作与1912年，三门三斗，高2.13米，宽1.52米，进深0.41米，主体材质为红柳桉木的彩绘玻璃橱柜，是彩绘玻璃样式变体及题材转变的强力佐证。橱柜正面三扇柜门均镶嵌彩绘玻璃：中间为整块龙形纹饰嵌条彩绘玻璃（图4），左下角还印有“土山湾”字样，两边柜门各嵌有三块反应中国传统人物故事的彩绘玻璃。柜门间的闩杆雕有松、竹、梅“岁寒三友”图案。橱柜两侧柜帮及柜门玻璃下装饰有九块人物故事雕版，两侧上框还刻有蝙蝠及寿桃图案的福寿纹饰。柜门下的柜膛有三个木雕抽屉，正面左、右腿足各雕有一条五爪云龙。橱柜两边柜门上的六块彩绘玻璃从左上至右下依次为：“林逋赏梅”、“刘备招亲”、“七擒孟获”、“琴瑟和合”、“渊明对菊”、“文君当垆”。柜橱曾参加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背部贴有两个“巴拿马--太平洋世界博览会”标签。

该彩绘玻璃橱柜将彩绘玻璃技艺与中国传统手工技艺雕版相结合，精美细致，人物故事取材于《隋唐演义》、《说岳全传》、《西游记》等戏剧或话本小说、说唱文学故事。左侧柜帮三块雕版分别为：“岳云锤震金蝉子”、“魏文通九战秦琼”、“蟠桃会”，右侧柜帮三块雕版分别为：“打登州”、“美良川”、“辞师下山”。柜门玻璃下的三块雕版绘画了“御果园”、“薛仁贵征东”等人物故事场景。雕版图案形象生动，布局严谨，讲究章法，线条流畅圆润。（图5）

图4 彩绘玻璃橱柜

图5 彩绘玻璃橱柜

四、结语

土山湾博物馆现存的彩绘玻璃橱窗是西学东渐及外来文化本土样式转变之产物，在学习西方创作技艺的同时，将中国传统手工技艺相结合，产生出一种有别于宗教及装饰题材的彩绘玻璃样式，是外来文化“本土化”的重要体现。虽然此类作品少之又少，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历史补遗，为土山湾历史文脉作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今土山湾博物馆的建立，对于土山湾文化来讲是一种资源的保护及转化，亦是历史文物的实物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