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咏白

我认识吴冠中先生是因为我和他夫人朱碧琴曾是同事。1976年春，我调入中国文学艺术研究所美术研究所资料室工作。而朱碧琴是这个资料室的老人，她教我们图书怎么分类，什么是善本书、孤本书……她矮矮胖胖的个儿，圆圆的脸，慈祥可亲，平时话语不多，十分敬业。我们都亲切地叫她“朱老太”。

她知道我爱油画，就让我整理油画方面的图书，那几年我成天抚摸着各种油画画册和理论书籍，还有那几柜子的旧期刊。……不仅开眼界长知识，也孕育了我对于油画史研究的兴趣。和老太相识很长一段时间后，她才指给我看书架上明信片大小的《吴冠中风景画小辑》，这才知道她老伴吴冠中，是画油画风景画的。

说来也巧，中国文学艺术研究所设立在恭王府里，朱老太家就住在研究所旁什刹海岸边的一个大杂院里，我有时一抬腿就过去玩了。

他们的家让人挺好奇，里外间的屋子顶大，屋顶老高，我心想冬天靠烧蜂窝煤炉怎么取暖？那靠北的一面墙打了好几层的架子，像仓库似的，上面摆满着画框。

我还发现，居然有个与我家一样的大立柜。老太告诉我，那里面放的全是老吴的画。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在当时，家里有个大立柜，是很“时尚”的稀罕物，而他们家的大立柜，不放衣物，却放的是画！

我陡然醒悟，在他们家，老吴的画，是最最重要的、最最宝贵的物件了。

有时见到老吴，听他对艺术的评说，感觉挺新鲜。他振振有词地说：“搞美术，不搞形式是不务正业！”当时真的吓了我一大跳，在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年代，说这话可是“离经叛道”啊，但的的确确也为我打开了另类的思维空间。

听老吴谈艺术，真是种享受。他机敏而形象生动的比喻，把个深奥的道理说得很有趣味，他感慨一些有才华的青年出国后，不回来了，他们成了流浪的“吉卜赛”；他说自己是“苦瓜”，“只能结在苦瓜藤上，只有黄土地的养分适合我的生长。”他可以把长城脚下那棵古松比作“孟姜女哭长城”，你马上被那如诉如怨，悲天恸地的氛围所感染；他把泰山五大夫松，比作罗丹的《加莱义民》愤然扑将过来，从而画出了那运动不息、追求不舍的《松魂》。

和他交谈，看他散文，看他的画，总给你一种新奇，一种亲临其境的感受。他不光是把一幅作品当作艺术手工而已，他把画当作人的表情、人的情感、人的思想、人的精神，作品是他拟人化的载体，在人性化的生动表述中充满着生命情调。

1990年4月12日，他应邀回到曾在40年前被调离的中央美院去作报告，带有宜兴的乡音，语速急促，激情洋溢地讲着“我们的路”这个主题，他说：“新观念不等于新艺术。艺术与观念并不同歩，艺术的成熟期很长。蒋南翔说过，‘给我条件培养50名科学家没问题，但培养一个艺术家就不能保证了。’”他说：“我们不能老跟在别人后头跑，否则别人说我们是‘二道贩子’”。

他不搞现代派，他说：“外国的眉毛，不会使我的脸蛋更漂亮。”还慷慨激昂地说：“中国的巨人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只有中国的巨人才能与世界巨人较量！”他那机智、诙谑的语言，使台下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和掌声。

20世纪80年代，他的创作与理论齐头并进也进入了黄金时代，他的油画相对画得少了，却画了大量的水墨画，他说这也是“逼上梁山”，当初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只拿出去展览“国粹”水墨画，从没有油画的份，他不服气，心想：我也能画水墨画。早年在杭州艺专，他曾师从潘天寿学过中国画，而他的水彩画在当时已很出色。从7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在油彩和水墨之间来回“走动”，互相借鉴、移植。循着“移花接木”的写生方法，借水墨酣畅淋漓的运笔来表达油画难以企及的效果。1980年为香山饭店所作的《长城》，脱离“写生”，趋向抽象。他画出了与众不同的“长城”，既超越自己也超越了他人。此后的《狮子林》《补网》《汉柏》《松魂》等，看得出他在中国画走向现代的探索中完成了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上的突破，他走出了一条中国画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可行性道路，开创了一代新风。

我认为他在中国画的革新成就，其价值不亚于徐悲鸿。

徐悲鸿用西方写实手法改变着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观，吴冠中用西方现代艺术造型的形式规律这把解剖刀，从传统的笔墨观中解放出来，把中国画推入现代艺术的大门。之后跟随者众多，新水墨、实验水墨等渐成气候。

“85美术新潮”汹涌而来，吴冠中一时被“冷落”了。有人说，吴冠中的理论可以，画画不行。也有人说，青年人起来了，他被淹没了。更有人说，他是“叶公好龙”……吴冠中在国内似乎沉默了。

然而，境外却悄悄地掀起了一股“吴冠中热”，“墙内开花墙外香”，吴冠中频繁的国外展览，画价不断升，但国内似乎对他的近况了解不多，谬传则不少。为此，我多次到劲松他那时的住处访问过他，

他在大洋两岸的连续奔波，一身风尘，一脸倦容，没有笑容，更见憔悴。我心想：已进入70高龄的老人，名利已登上高峰，该歇歇了。他却说：过两天就要动身去黄土高原。我惊异，他不要老命了。劝他“保命”为重。他深有感触地说：“这几年，西方走得多了，该清醒清醒头脑，吹吹寒风了。这几年，我全世界跑遍了，看得多了，可以说看破红尘，该写自己的‘红楼梦’了——画自己真正的感受。”自此就有《高原人家》《黄土高原》《黃河》等佳作问世。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顾不得许多了，要“真话直说”，他抨击美协体制的弊端，提出了“以奖代养”；他揭示当前美术院校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做法，这都是他经多年的实践和思考的肺腑之言，真诚忠告。

但是他的真话又激起了一些既得利益者们的强烈反击，他总是没有“明哲保身”的意识，坦坦白白、真真实实地做人是他的原则。他这才成为美术界最具有自由思想、最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品格的第一人。我知道了，他为什么如此崇拜鲁迅，是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在召唤他，而他不就是当代美术界鲁迅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