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全球治理转型时期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的一剂应对传统全球治理困境的良方。准确把握全球治理转型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是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逻辑理路和实践图景。在全球治理转型和“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思潮盛行的国际背景下，三者共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法论逻辑，为变革全球治理体制提供了科学的治理理念和不竭的发展动力。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实践逻辑

作者简介：[HTF]乔玉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E-mail：qyq0812@163com；福建 厦门 361005）。

基金项目：[HTF]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思想研究”（17AKS005）；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大委托项目“习近平绿色话语体系的形成与构建”（2017TWZ001）。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8）05-0005-10

一 问题与视角：全球治理转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国际社会的政治格局大体由三种基本形式构成，即世界帝国体系、封建体系和无政府的国家体系，按照小约瑟夫·奈的观点我们今天的国际体系就是领土主权国家体系，也就是无政府的国家体系，它是“由相对具有内聚力的国家组成，没有一个更高的政府凌驾于这些国家之上。”[ZW（]

[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页。[ZW）]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终结，领土主权国家开始作为重要的国际社会行为体成为国际舞台的主角，推动形成现代国际体系，但这种领土主权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是一种松散自然的无政府状态，主权国家之间既缺少一个共同主权者来维护该体系的秩序，也缺乏基于人类共同价值的共同体意识，所以领土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时常会导致区域冲突和战争爆发。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A.Falk）提出跨国性问题和价值将改变以往的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新型的跨国性力量正在瓦解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在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政治流派中，新自由主义者也

提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生态相互依存将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人们将步入无国界的世界” [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第8页。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者还列举了许多由国内问题升级为国际问题的事例，比如大气层臭氧破坏后导致皮肤癌，温室气体过度排放导致全球变暖，艾滋病跨国传播和毒品跨国交易产生跨国危害等，虽然当前的国际社会发展和治理环境仍然是以主权国家为主导，并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描绘的那样超前，但是国际政治的演变趋势正在朝这一方向发展，一种新型的全球治理思想正在传统主权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酝酿、萌芽和诞生。

二战后形成的美苏两国主导的国际治理格局随着苏联的解体而重构，形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的霸权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但这种全球治理格局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到重创，资本逻辑运行的种种迹象证明旧的全球治理体系格局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外化形式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导致已有的治理秩序紊乱，出现全球“治理失灵”现象。西方国家为应对全球治理危机，在国际治理中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现实主义的措施，经济上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上盛行民粹主义、文化上主张排外和文化冲突论、外交上倡导孤立主义。以资本为主导的阶级局限性在治理困境面前的第一反应表现为政治哲学上的现实主义和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利己排他主义，西方国家将本国的危机和全球治理失序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怪罪于“全球化”的深层发展，将矛盾的焦点直指“全球化”，国际社会中“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习近平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的讲话中对全球化作了科学的定位分析，给西方唱衰全球化的言论者以客观的理论回击，习近平指出：“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国人民交往。”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第3版。 全球化作为世界从民族历史发展成为世界历史过程的客观产物，是不可逆转的，因此解决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失范的思路只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求合作谋发展。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解决全球治理困境实现全球治理转型提供了新思路，开启了全球治理的新时代。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最早酝酿于2011年9月《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书中提及“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新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指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此后，习近平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深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从国家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到区域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再到整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涵盖政治、安全、文明、生态、网络空间等人类社会发展公共性的方方面面。2017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实现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理论，深刻批驳了国际社会中“去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和逆流，为解决全球治理危机提出了“中国方案”，推动了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1版。 当然，在全球治理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逻辑框架并不是偶然生成，而是由共同体思想在国际政治演变的历史逻辑、人类共同价值和全球治理转型的现实逻辑以及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基础上“中国方案”的实践逻辑共同合力的结果，在全球治理失序和“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思潮盛行的背景下，三者共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理路，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科学的治理理念和不竭的发展动力。

二 历史逻辑：共同体思想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演变理路

共同体思想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中都能够找到各自政治哲学的理论源头，比如中国傳统文化的“天下大同”观、“和”文化等，西方社会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过程中，全球性挑战的增多，变革全球治理体制的现实需求中经萌芽、探索、形成和蜕变四个阶段发展而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现了对东西方共同体思想的扬弃和继承，在全球治理中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倡导“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平共处”。理清共同体思想在国际政治发展的阶段性，能够准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促进作用。

（一）萌芽：中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兴起时期

有学者认为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是全球治理的开端，然而在欧洲中世纪末期的国际政治演变中已经萌生了以共同体意识解决区域争端的思想。15到17世纪，欧洲各国掀起了对外扩张的浪潮，纷纷向亚洲、美洲以及大洋洲开拓海外殖民市场。与此同时，新航路的开辟也改变了欧洲传统商业贸易的航线，荷兰、西班牙等后发国家经济军事方面迅速崛起并超越地中海沿岸老牌封建帝国，欧洲大陆老牌国家的商业垄断和政治霸主地位受到了挑战。此外，各新兴崛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海外扩张过程中也存在着结构性矛盾，比如“在1602—1615年的13年里，荷兰人竟掳掠西、葡船只达545艘” 海斯：《近代欧洲政治社会史》，曹绍濂译，上海：国立编译馆，1935年，第94—95页。 ，英国的崛起更是不断挑战最先开辟海外市场的荷兰和西班牙，德意志内部宗教矛盾冲突日益成为欧洲各国介入其中的导火索。17世纪初，欧洲大陆新崛起的势力和德意志自身社会发展的矛盾共同引发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即“三十年战争”，该战争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而结束。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对近代国际政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欧洲各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开创了通过非暴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先河，同时还构建了以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为核心内容的国际政治体系格局，而这些重要的原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要积极倡导的重要思想。欧洲列国在战争后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际政治体系，在当时可能有失公允，但历史地看在资本主义初期人权和国家主权得不到国际合法性保障的前提下，它所倡导的国际政治治理原则已经包含以共同体意识推动国际治理的思想萌芽，这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无疑是巨大的历史性进步。

（二）探索：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

19世纪初到20世纪近一百年的时间，资本主义实现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造成了社会整体的结构性矛盾和发展失衡，在物质世界呈现几何级增长的同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却遭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以电力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这一时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国家纷纷确立，人类物质世界得到了迅猛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力在突破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的同时，资产阶级必然会与封建生产关系的阶级代表产生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力之间的竞争也会造成资本主义内部的发展矛盾，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在发展壮大的同时造就了一批同自身阶级利益相对立的产业后备军即无产阶级，这些矛盾的合力使整个19世纪人类社会都处于革命与战争之中，资本主义推翻封建主义的革命，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以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

革命与战争的残酷与血腥让国际社会有识之士达成了关于战地武装部队伤员境遇、海上武装部队伤员境遇、战俘待遇以及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这是继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的国际原则后，又一重要国际共识，充分凸显了国际社会倡导的弱势人群在战争中应受到人道主义对待的共同体意识，这种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也正是习近平在国际社会中倡导的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要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形成：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时期

国际联盟成立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国际社会第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政治性国际组织，但国联在政治实践中却呈现弱政治性和弱组织性。当然，国联成立历史背景决定了它在维持一战后世界和平、安全和制止战争中存在重大的机制漏洞。首先，一战是由帝国主义之间爆发的非正义战争，战胜国为了维护战后的世界稳定和既得利益而倡导建立国联，国联成立初“为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家和平与安全，承担不从事战争之义务”的宗旨，本质上也就沦落为维护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治理组织；其次，国联中没有美国和苏联等大国的参与，缺乏坚定的支持力量，甚至被成员国和非成员国肆意践踏后而缺乏约束机制。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国际联盟作为主权国家致力于维持国际秩序的产物，凸显了国际社会需要这样一种能够应对战争、疾病等超越无政府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这也为联合国的诞生提供了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取代了国联。二战中，面对类似核武器等非常规武器巨大的战争破坏力，国际社会的安全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联合国宪章》第一条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间之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并规定了为实现宗旨所需要遵循的原则为“会员国主权平等”“会员国应一秉善意履行宪章规定的义务”“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不得使用威胁和武力” 《联合国宪章》，[BF]http：//www.un.org/zh/sections/un-charter/chapter-i/index.html[BFQ]，2018年3月18日。 等，这足以证明与早期国联相比，联合国在国际社会已不是某些国家的代言人，而是整个国际社会维护公平、正义、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宪章第一次把维护和平与解决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彰显了其缔造者深刻的战略考虑。” 徐蓝：《国际联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第204页。 经历了国联的失败和二战洗礼后成立的联合国，坚持和平处理国际冲突，把非正义侵略战争的制裁权归于安理会，“大国一致”原则在内部机制上起到制约和保护集体安全作用。联合国也成为二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国际机构，共同体思想开始由国际理念转化为国际政治实践，所以联合国的成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最初的理论外化和实践雏形。

（四）蜕变：后危机时代国际政治转型期

20世纪末期，随着苏联的解体，国际社会各方面发展整体性向前推进，具体表现为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等特征。国际社会整体发展带来的挑战使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成为一个利益相关、交往密切并在经济、安全、生态等领域命运相连的共同体。在此背景下，传统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众多挑战和机遇。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使全球金融系统受到严重的震荡，世界经济整体一蹶不振，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却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中东北非等局部冲突受各种外部势力的干涉由区域矛盾升级为国际事务，恐怖主义在此期间也愈演愈烈，联合国在应对这些繁琐复杂的安全事务面前略显能力疲软，但中国倡导的对话协商共建共享的全球观赢得了世界的认同；各种生物病毒的跨国传播以及各种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研发，严重威胁周边国家的生存、发展和安全。面对重重危机，中国积极投身国际安全事务中，建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以及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这些挑战和机遇也成为后危机时代国际政治转型和全球治理体系重构最重要的动力源。“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1版。 共同体思想之所以能够蜕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因为全球性问题已经突破主权国家的范围，全球性挑战也不再是主权国家单独能够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的解决客观上需要一种能够以全人类利益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思想。经济相互依存、信息技术全球共享，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行为，国际社会中各种自然和非自然以及传统和非传统的危机威胁都要求一种作为“类”的共同体思想能够指导重构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秩序。

三 现实逻辑：人类共同价值与全球治理转型的现实需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突破地理空间限制后形成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主张，它倡导建立一个开放创新、包容互惠、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世界。这种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新主张并不是主观臆造，而是基于人类共同价值并在传统全球治理困境中倒逼产生。它不仅能够促进国际社会整体性发展并能够以整体性思维破解全球性问题的难题，而且能够以一种全新的全球生产关系理念直面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挑战，更能以一种直面问题的逻辑和视角来应对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危机。

（一）作为全球治理转型基础的人类共同价值

2015年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这一表述既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也是对时代發展特征的准确把握。人类作为一种“类”存在的群体必然在生存和发展方面存在某些共同价值，特别是人类历史从民族史发展成为世界史后，人类的生存依附性不断加强，利益交互性不断深化，人类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特定的共同价值。这些共同价值既是国家交往合作、互利共赢的基础，也是解决国际争端、应对国际问题、推动全球治理转型的价值结合点。

经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洗礼，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2015年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指出：“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包括最近发生在欧洲的难民危机，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 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人民日报》2015年9月27日，第2版。 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各主权国家能够稳定发展的前提，但影响世界和平的消极因素还广泛存在，区域冲突时有发生。发展问题关系人类的生存质量，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所在，但在资本运行逻辑操控下“全球经济失衡仍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林博：《人口结构、资本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7期，第8页。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以及任何区域都需要和平也都渴望发展，这是人类共同价值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同时也为全球治理转型提供稳定的环境和不竭的发展动力。公平与正义是全球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作用于治理对象应当遵循的根本价值准则。国际社会中公平和正义强调主权国家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和牺牲他国利益为前提，而要在世界利益的框架下谋求本民族本国家的正当利益，要在世界历史潮流中谱写本民族本国家的历史。国际社会中任何贸易保护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以及转嫁危机的国家行为都是不公平和非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就是要践行和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共赢。” 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人民日报》2014年7月5日，第2版。 民主和自由是全球治理高效健康运转的内在需求。从古到今民主都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价值内核，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到现代的人民民主，民主逐渐成为打破霸权主义国家垄断国际话语的力量，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也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途径，而全球治理中的自由则是指各行为体在尊重彼此发展模式的前提下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自由。民主与自由内涵丰富，但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的民主与自由只能是全球治理中指导国际社会有序向前发展并兼顾人类整体发展的价值交集。总之，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国际社会中各行为主体之间能够交流、对话、协商、互助的价值最大公约数，是全球治理转型中摒弃传统“零和博弈”思维和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指导，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二）促进国际社会整体性发展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需求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国家构建和社会发展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体本位，在世界观和价值观塑造过程中也是强调个体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因此，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保障主权国家个体利益为国际政治活动的目标。但西方个体本位主义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却同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关系整体发展规律以及全球性问题跨国蔓延的特征相违背。整体性思维是促进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理念，它强调认识世界的规律性和连续性，同时推进国际社会整体性发展思维也是解决全球性问题大量兴起的根本途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传统主权国家的绝对界限被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所冲淡，各种全球性的危机，如生态恶化、恐怖主义、气候问题以及疾病传播等危机既相互交织又互为因果，已经不是主权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尤其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生存的各种危机，如全球变暖问题、中东地区恐怖势力扩张、欧洲难民危机等，更需要加强主权国家之间的共同体意识来应对。国际社会需构建一种以全人类整体利益而非主权国家个体利益至上的治理理念来解决西方国家主导下不断爆发的全球性问题。而这种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必须摒弃西方个人主义和个体本位的文化基因，以全人类整体发展的思维逻辑为构建的价值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既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伴相生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和”是根植于农耕文明而形成的，这种文明范式的形成是底层人民“靠天吃饭”，并且追求平均的“世界大同”，以及人与人相处的“和而不同”观念的集合体，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观以及“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三者的统一，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价值基因决定了只有中国才能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人类发展思想。同时，在这种新型全球治理思想的引领下，中国不断致力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国际维和的实践努力，2017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联合国多次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其决议，这足以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以维护世界各国总体利益和人类未来发展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的全球治理理念深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三）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要求变革全球治理观念

部分科技界和学术界的精英认为继蒸汽革命、电力革命和计算机数字革命后，包含物理、数字和生物几大领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并且在这场革命中各种创新技术和成果的传播速度和广度远远超过前三次工业革命。但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隐藏着潜在的威胁，并且部分国际行为体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克劳斯·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提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两点重要影响，他认为在国内和国际体制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应该重新认识科技带来的变化，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形成统一的认识，所以应该健全管理创新成果的制度框架 [德]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6页。 。目前主权国家的各种体制机制的接纳程度还不能够包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部影响，科学技术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包含着巨大的挑战，并且某些技术的发展可能会挑战人类现存的伦理边界和身份认同。全球治理过程中需要以何种理念来迎接科技带来的挑战，应对科技带来的危机，[JP2]这是科技与人文社会互动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所带来技术升级的同时，新的隐形的挑战也突破了主权国家的治理范围逐渐国际化，严重改变着全球治理旧的范式。目前，在应对新技术革命可能带来的伦理和技术的挑战中主要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鸿沟；第二，网络公共领域和国家主权存在的分歧；第三，主权国家关于网络空间的治理规则莫衷一是。因此，伴随着新一轮工业化浪潮而来的网络空间治理问题迫切需求一种新的突破主权国家空间的全球治理理念能够产生。[JP]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习近平：《把我国从网络大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4年第3期，第11页。 中国作为一个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迈进的国家，需要承当也有能力承当相应的国际责任，同时贡献中国智慧。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序言中就提出中国“充分具备成为时代先锋和全球领头羊的条件”。中国创新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中国已逐渐进入全球化生产过程中的高附加值领域，并正在运用其举足轻重的规模经济优势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 [BF]World Economic Forum：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ransforming Business，Driving Growth，August 2015，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Collaborative_Innovation_report_2015.pdf. [BFQ]。目前，中国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世界互聯网大会”，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等行业精英代表都来参会，其根本用意就在于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集世界人民的智慧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因此，只有以一种全新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理念才能回答施瓦布提出的问题，才能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所有成果而不被科技所异化。

（四）全球安全治理变化要求重塑全球安全治理体制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整体呈现和平与发展的态势，但是“各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王帆，凌胜利：《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7页。 国际社会整体呈现对抗中有对话、冲突中有合作、动荡中有稳定的发展态势。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只要以正确的全球安全治理理念加以引导，践行正确义利观，世界发展的趋势才会稳健向前迈进。然而全球安全治理体制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对象复杂化，以及治理机制多层次性等特点。这些特点要求国际社会必须以一种新的全球安全观来变革全球安全治理体制。

全球安全治理多元主体包括主权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主体，众多的治理主体中主权国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主权国家从事外交活动的过程中始终会把本国和本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治理主体间合作的意愿通常是由本国理性利益考量所出决定。如果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各主体缺乏一致的合作理念，甚至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和历史遗留的分歧，那么全球安全治理体制将始终是一种基于自然状态的松散体制。安全治理对象主要包括像国内武装冲突、武器扩散和国际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同时还包括像恐怖主义、气候问题和网络安全等非传统性安全问题，这些问题的蔓延已经突破主权国家的范围成为国际性的安全隐患，单靠主权国家很难彻底解决类似问题，更多的是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而现实的主权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甚少，关涉安全方面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现有的安全治理资源不足以满足全球安全的现实需要。另外，冷战后形成的安全治理机制建立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的安全治理机制基础之上，本质上不具有正义性。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迫使部分主权国家在不经过西方资本原始积累和大工业生产的前提下直接套用西方民主制度，最终使这些国家经济衰败政治动荡，政府与反政府军连年冲突不断。[JP2]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安全治理体制中常常是受损害的一方，实现全球安全治理朝公平、正义、平等发展，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民主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安全治理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应对全球安全问题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应对全球共同的危机为抓手，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指导，以推动构建新型的国际安全治理新秩序为目标，旨在整合多元安全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建构新型的安全治理机制，彻底解决威胁国际安全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JP]

四 实践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行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逐渐显示出治理能力内在的局限性，不能够满足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全球治理需求，无法应对全球突发性问题的蔓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传统全球治理格局瓦解无疑是一剂催化剂，生产消费全球化同传统全球治理体系中主权国家间无组织性弱组织性之间的矛盾，最终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而爆发。主权国家忙于应对本国危机，国际社会则是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抬头，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紊乱和治理能力明显下降，国际社会更需要一种新的治理理念来变革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应对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世界基本矛盾国际化带来的全球治理困境。面对全球性质的问题，任何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全球金融风暴的摧残都无法独自主导国际秩序，“治理失灵”客观上推动了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这种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诉求正在召唤一种经济上合作共赢，政治上协商对话，文化上和而不同的全球治理理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出现，都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中通过国际机制建设应对国际危机的例证。” 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2013年第4期，第53页。 在此基础上，新兴的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实践不断涌现，对传统的全球治理范式进行补充和替代，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共同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正在萌芽，部分发展中国家以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的角色，推动着传统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1版。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基本遵循，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理论积淀，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方法，在全球治理转型时期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的“中国方案”。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外交理念的进步，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从全球治理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着眼于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倡导世界各国在追求本国自身利益的同时应该兼顾他国利益，追求眼前利益的同时兼顾长远利益。十八大以来中国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实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合作，尤其是在经济发展领域和维护国际安全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明确提出“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给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 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人民日报》2015年9月27日，第2版。

经济发展领域。全球性经济危机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引擎，不僅努力发展自身，而且积极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新方案，以合作共赢促进共享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全面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实践。在新型全球化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是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重大战略创新，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贡献，它摒弃了以经济和军事力量把国家划分等级的霸权思维和零和博弈发展模式，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倡导求同存异，对沿线区域的国家历史、文化习俗、经济发展采取求同存异的合作模式，旨在打造一个全新的、开放的、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模式，使沿线国家实现优势互补，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而且为应对全球治理危机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和新方案。作为全球金融治理模式的重大创新，亚投行的成立、丝路基金的启动和新开发银行的成立具有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力。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完全不同，亚投行的成立过程和运营方式都体现了开放、包容、协商的特性，他的运行将“弥补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引导全球金融治理体制变革的方向。” 陈岳，蒲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0页。 丝路基金是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专项资金，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协同发展和互联互通提供融资支持。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为突破区域限制成立的多边金融机构，着眼于长期发展融资，简化金砖国家内部的融资程序，减少对西方货币体系的依赖，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上的作用。这些实际行动都是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积极应对全球治理困境解决全球治理问题实现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国际实践。

维护国际安全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既积极努力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活力，同时又坚持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安全。2015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发展峰会和一般性辩论时明确指出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以及“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并且增加中国对最不发达国家地区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投资，“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未来5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中国将用实际行动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性的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解决，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用成功的国际实践有力地回击了国际社会中唱衰全球化，鼓吹“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思潮，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客观上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升级。

五 余 论

综上所述，传统全球治理体系中存在严重的治理弊病，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严重削弱了旧全球治理体制的治理效能，解决不断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促进世界整体向前发展更需要以新的治理理念变革传统全球治理体系，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共同体思想在国际政治的发展演变中经历了萌芽、产生、形成和蜕变四个阶段，在新时代具体表现为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历史的视角认识共同体思想在国际政治发展中的演变理路，能够准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治理中的发展脉络和对东西方共同体思想的扬弃；从人类共同价值和传统全球治理的困境来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现实逻辑，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科技生产力带来的传统与非传统的挑战和机遇，客观要求作为“类”存在的群体能够变革传统全球治理体系实现转型升级；[JP2]从“中国行动”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国际安全的成功实践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鼓吹“逆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思潮的最有力的回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由最初的萌芽思想到今天的国际实践，既是主权国家对国际关系发展认识的飞跃，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个体”思维向整体思维的转型升级，所以在全球治理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历史、现实、实践的有机统一。

【责任编辑 龚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