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龙 李朝军

摘 要：我国古代长期存在的“以诗驱疟”现象，肇始于晋代，兴起于唐代，普及于宋代，明清时仍多有继承。疗疟用诗以杜甫诗歌为多，也较早。后来衍生出吟诵他人之诗以疗疟，自创新诗以疗疟。今天看来属于文学治疗的范畴，是诗歌向其原初功能的回归，是文学功能的别样呈现，很少为传统诗论所关注和论述。从祖国医学的观点看，“以诗驱疟”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关键词：以诗驱疟 疟鬼 文人 杜诗 韩诗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4-92-97

诗歌是我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论及其功能，人们多从“诗言志”、“兴观群怨”、“经夫妇，成孝敬……”等经典之说出发并由此延伸…… 不过，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以诗驱疟”现象却是有关经典阐释和习惯认识不能涵盖的。众所周知，疟疾在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常有发生。人们除用药物治疗外，“以诗驱疟”也是常用手段之一。这种现象使得诗歌也成为了一种“药物”，让文学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功能。学界对此方面的研究虽有涉及，但或仅以杜诗为考证对象1，或仅集中考察宋代2……未能对此现象作贯通历代的考察论证。本文拟采取纵向梳理法在追溯以诗驱疟起源的基础上，对以诗驱疟的表现做出作更为详细的考索，并对以诗驱疟的有效性及本质意义作一番剖析。

一、“以诗驱疟”的起源

“疟”，《说文解字注》云：“寒热休作病。谓寒与热一休一作相代也，释名曰，疟酷疟也，凡疾或寒或热耳，而此疾先寒后热，两疾似酷疟者，周礼曰，秋时有疟寒疾。”3冷热交替或寒暑反复，易致疟，今称之为疟疾。在古代，疟属于疫的范畴，而“疫，役也，言有鬼行疾也”4，是古人的共识，因此古人谈疟，通常视其为鬼，以疟鬼并称。古代医学并不发达，这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思想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

以诗驱疟这种做法最早见于何时？《太平御览》所录唐人尹志操《老氏圣记》载：“道士舒道云病疟比年，吴猛授以《三皇诗》，使讽之，顿愈。”5吴猛，《晋书》有传：“吴猛，豫章人也。……庾亮为江州刺史，尝遇疾，闻猛神异，乃迎之，问己疾何如。”6生卒年不详，与庾亮（289—340）为同时人，是东晋有名的道士。确有其人，说明东晋时期已有用诗治疟的情形。可惜的是：“《三皇诗》无可考，惜未能与杜子美‘子章髑髅之作同传千古也”1，以诗驱疟的故事在当时并未流传开来。

此前，《汉书》《典略》等史书记载有以文驱疟的案例2，以诗驱疟的案例不曾得见。直至唐末神话志怪小说集《树萱录》（唐末人撰，作者不详）载：“杜子美自负其诗，郑虔妻病疟，过之云：‘当诵予诗，疟鬼自避。初云‘日月低秦树，乾坤绕汉宫，不愈；则诵‘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又不愈；则诵‘虬须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若又不愈，则卢、扁无如之何。”3其中“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一句出于杜甫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的《戏作花卿歌》，该句旨在突出唐武将花敬定将举兵作乱者段子璋、崔光远斩杀的勇猛彪悍形象。但其描写甚是血腥、恐怖，世人诵之，不禁毛骨悚然；在古人心中，想必疟鬼闻之，亦心惊胆战。正是这样，该句成为了以诗驱疟行为之真正源头，后世多有引用。可见在唐末已经出现了杜诗能愈疟的说法。由此而衍生出了后人以诗驱疟的行为。

此外，中唐诗人韩愈《和虞部卢四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诗云：“共传滇池出水献，赤龙拔须血淋漓。”4同样以血腥、惊恐的特点示人。 施山在《望云诗话》中认为该句同样具有驱疟的效果。但施山乃清人，所以此句的愈疟效果在清代才得以被认可，唐代对此并未提及。而与之相关的是，韩愈有以“谴疟鬼”为题的诗歌——《谴疟鬼》，直接以诗来斥责疟鬼。该诗成了后世以诗驱疟实践的典范，与杜诗一道成为后世以诗驱疟之源头，广为人知5。对此宋人赵蕃《病中寄呈王信州老谢丈》载有：“韩诗不可犯，颜字不可渎。旧言驱疟疠，其效甚符箓。”6“旧言”，即此说“由来已久”7，“甚符箓”，即较于符箓有过之而无不及。韩诗驱疟的效用由此可见一斑。

杜甫在诗里描写的瘆人之状，极其惊悚骇人，怪异奇险，令疟鬼闻之胆怯；韩愈直接作诗驱谴疟鬼。后世文人以诗驱疟的行为由此真正展开。

二、“以诗驱疟”的流行

自宋至清，以诗驱疟的记载大量存在于文人笔下，他们或借用杜诗与韩诗典故，或劝人吟诵己诗，或自创新诗，使得诗歌成为了文人驱逐疟鬼的有效利器。

（一）两宋时期

由上文分析可知，杜诗的驱疟行为不是自觉的，韩诗自觉。杜诗、韩诗的出现虽早于唐末，但其驱疟功用却于唐末才被人提及。因此，以诗驱疟之行为真正发端于唐末。而两宋时期，诸如王安石、唐庚、陆游等创造了大量以“疟疾”为题材的诗歌，而且还有以“驱疟”为主题的诗歌出现，如陈克的《谢疟鬼》、戴昺的《逐疟鬼》等。可以说至两宋时期以疟疾为题材的诗歌逐渐成熟，以诗驱疟的行为至两宋时期呈现兴盛之势。

《外臺秘要方》在探讨疟疾的病因时认为：“此病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其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皆由山溪源岭毒气故也”8，认为疟疾由瘴气造成。瘴气多与病、药、死等不吉利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宋史》对此多有记录：“会炎瘴，军士多死者”9“甲子，以广南兵民苦瘴毒，为置医药”10“凡三年，死于瘴者十人”11……瘴气生疟疾，疟疾致病、致死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而在宋代，许多文人均有过被贬瘴疠之地的经历，“诗人多病疟”1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诗能驱除疟疾，自己又会作诗，因此“以诗‘驱疟不但频繁见诸行动，而且逐渐成为他们共有的信念”2。这种方法被众多诗人记录在自己的作品中，它们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肯定诗歌的驱疟功能。晁说之《病中谢张簿阳字韵诗》云：“药有一君元长厚，病教五鬼逞狂阳。公诗可但能除疟，万痾都如律令忙。”3对待疟疾，指出诗有药到病除的功效；苏泂《途次口占三首》（其一）云：“草檄头风愈，吟诗疟鬼藏。”4《陋室诗》云：“故有诗驱疟，那无檄愈风。”5皆以为诗能让疟鬼避而远之，达到祛病的作用。

第二，对“杜诗驱疟”典故的引用。葛立方《朝隐病疟作谴疟鬼文而差示佳句次韵》云：“浃旬移病卧荒村，冰炭交攻水帝魂。句咏髑髅诗老在，舌飞霹雳诅师存……”6认为杜甫的“髑髅诗”驱疟的典故由来已久；赵蕃《呈齐之二首》（其一）云：“君不见少陵一生穷到死，亦有诗能驱疟鬼，”7肯定了杜诗强大的驱疟功能。

第三，宋人认为自己的诗作也能驱疟。陆游《寓叹二首》（其二）云：“狂诵新诗驱疟鬼，醉吹横笛舞神龙。”8相信新诗能驱疟。胡寅《晓乘大雾访仲固》云：“胡为颦呻不料理，冰炭受坐疟鬼怖。愿君读此一醒然，未负当年少陵句。”9认为不仅杜诗能驱疟，自己的诗也有此效果；虞俦《久不得广文俞同年书颇闻病疟小诗往问讯》云：“诗能驱疟鬼，下笔莫踌躇。”10劝人赶紧作诗来驱疟。

值得指出的是，陆游在其诗《予秋夜观月得疟疾枕上赋小诗自戏》《头风戏作》《寓叹二首》（其二）中都表达了诗能驱疟的观点，由此可见诗不仅成了驱疟的有效利器，更在以诗驱疟方法的流传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传播作用。而刘克庄则在《题倪鲁玉诗后二首》（其二）中明确提出了诗歌具有“驱疟”的功能，将“以诗驱疟”进一步理论化了——“自从风雅陵夷后，吟到梅村世岂多……击蒙何止闻童稚，谴疟犹堪去病魔。”11

其次，以诗驱疟除了在诗中有所体现，文集中也可见其痕迹，它们主要是对“杜诗驱疟”典故的引用，足以见得以诗驱疟不仅限于诗坛，其他文人也多有耳及。如王谠《唐语林》云：“杜善郑广文，尝以《花卿》及《姜楚公画鹰》示郑。郑曰：‘足下此诗，可以疗疾。他日郑妻病，杜曰：‘尔但言‘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如不瘥，即云‘观者徒惊帖壁飞，画师不是无心学；未间，更有‘昔日太宗拳毛騧， 近时郭家狮子花； 如又不瘥，虽和、扁不能为也！其自得如此。”12由此可见，在流传的过程中，杜甫由最初的单句诗能驱疟已经发展成多句诗能驱疟了，只是效果的差别而已。

宋代李颀《古今诗话》有载：“杜少陵因见病疟者，谓之曰：‘诵呈诗可疗。病者曰：‘何？杜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其人诵之，疟犹是也。又曰：‘更诵吾‘子璋髑髅血模糊。其人如其言，诵之，果愈。”13《唐诗纪事》对此也有记载：“有病疟者，子美曰：吾诗可以疗之。‘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其人诵之，未愈。曰：更诵吾诗：‘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诵之，果愈。”14此二条，可以得见，杜子美的其它诗的驱疟效果不及“髑髅诗”。

以诗驱疟，起初当指杜诗、韩诗。其本质在于杜诗不仅令人心生恐怖之感，更让疟鬼为之恐吓，不敢靠近，退却千里；韩诗给疟鬼当头棒喝。在此方面，唐人重在诵杜诗，宋人虽继承了以诗驱疟的传统，但重在作新诗，或以杜诗典故示人，而且也很难见到血腥、恐怖之句。而从以诗驱疟在整个宋代的流传情况来看，用诗来治疗自己疟疾的案例仅数首，可能只是缺少相关记载罢了。

（二）金元明清时期

需要指出的是，金元时期以戏曲取盛，诗歌的地位并不高，用诗来驱疟的方法在当时的流传度远不如前后两个时期。更多的是对杜诗驱疟典故的传承，亦未对其效果有所谈及，如金末元初诗人李俊民的《一字百题示商君祥·医》云：“愈风陈有檄，止疟杜能诗”1，元代诗人郑允端《卧痁》云：“秋来多病疟，……空吟老杜诗。”2未能形成独具特色的以诗驱疟氛围，较之于前后两个时期，则呈现出两峰一谷的状态。但仍属于以诗驱疟在流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延宕至明清，以诗驱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首先看文人诗歌里的记载。明代邵宝的《闻周用仁言襄甫作诗遣疟诗以问之谓东庐》便向我们透露了明人依然有用诗驱疟的习惯；清诗人杨恩寿在其诗《谢郭筠仙侍郎问疾》中认为：“如读工部诗，疟鬼悉惊避。”3可见杜诗驱疟在清人中仍得以流传。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人笔记里的记载。如明代李日华（1565一1635）《六研斋二笔》卷四曰：“杜子美诗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疗疟法：对日握枣，书此十字于空中，仍噏日气一口吹枣上，不换手以啖，病者辄愈。此又何理也？岂才灵之语出于元化，被之者靡不通彻耶！”4此处将“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一句当作符令，将枣当作道具，“病者辄愈”，但能否达到治疗效果，还得看自己的造化——“才灵之语出于元化”。这里的记载俨然将杜诗疗疟程式化，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是以诗驱疟得以实用之典型案例。

再如清代倪鸿（1828一？）《桐阴清话》载：“歙县潘东甫茂才世镛，嘉庆甲子应试归，夜泊湾沚。酒后偕同人坐船唇谈诗。时舟人王秀痁（疟疾的一种）作而伏，蹶然起曰：‘既有新诗，何不示我？潘随出《金陵草》示之。王手执稿，且颠且读，齿声磕磕，与吟诗声相呼应，答若忘其为病痁也者。读毕，问其疾，曰已愈，斯亦奇矣。潘赋诗纪之，有‘不信新诗能愈疾，竟如老杜戏花卿之句。”5此条向我们展示了《金陵草》诗稿也能治疗疟疾，由此印证了新诗不仅能愈疾，达到杜诗的效果也是有可能的。

而随着人们对诗歌驱疟功能认识程度的加深，明清时人逐漸将杜诗驱疟与以诗治病联系起来。如宋濂在《次刘经历韵》中云：“岂惟草堂诗止疟，妙句亦可苏痿淋。”6谢迁在《再叠前韵酬雪湖》亦云：“少陵有诗驱疟鬼，公诗亦合传万人。”7这不失为对以诗驱疟传统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在蒲松龄《聊斋志异》这种狐媚鬼怪的小说中也有过以诗治病的记载：“……女不觉欢然展谑，乃曰：‘君为妾三吟王建‘罗衣叶叶之作，病当愈。”8《聊斋志异》吕湛恩注本认为“罗衣叶叶”之作乃王建《宫词》一诗：“罗衣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遍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9，此处治的是与疟疾有异的相思之病。青城子《志异续编》（卷四）云：“白岩朱公患气痛，每当疾发时，取杜诗朗诵数首即止，习以为常，服药无是神效。”10认为杜诗不仅能疗疟，还有止气痛的功效，无疑进一步发展了杜诗的功能。

总之，明清时期仍有延用以诗驱疟的做法，而且将以诗来驱疟的方法传播得更广，更为广大文人所熟知。甚至在程允升《幼学琼林》（卷四）这类儿童启蒙读物中都有涉及，其云：“……子美吟诗除疟鬼，何须妙剂金丹”11，认为杜甫的诗能驱除疟鬼，胜过金丹妙药。

三、“以诗驱疟”的有效性及其本质

以诗驱疟，若从传统的中医学角度讲，“精神复强而内守”12——诵诗、作诗可以让人游离在诗歌所构想的深层意境里，让人身处“虚空”之态，短暂地忘却忧思，如此，染疟之人势必身心放空，病痛自消。这样看来，以诗驱疟只是一种短暂的理想效果，但从今天科学的角度阐释，也是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的，而古代文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的以诗驱疟更多的是运用诗歌外部的必然性，即诗的辞采。

其实“以诗驱疟”在流传过程中，诗歌的驱疟效用并未得到完全肯定。早在宋代，文学家胡仔就已表明了自己对杜诗能驱疟持否定态度：“试传杜诗能除疟，此未必然。盖其辞意典雅，读之者脱然不觉沉疴之去体也”1，他认为杜甫的诗能除疟是因为其诗“辞意典雅”，患病之人在读杜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已沉疴去体。而且他还认为杜诗为郑虔妻驱疟纯属可笑——“此殊可笑。借使疟鬼诚知杜诗之佳，亦贤鬼也，岂复屑屑求食于呕吐之间为哉？”2杜甫在《寄彭州高使君适虢州岑长史参三十韵》中提到：“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潜隙地，有腼屡鲜妆。”3对于此，胡仔认为“则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4

无独有偶，葛立方《韵语阳秋》曰：“《古今诗话》载：‘子美因见病疟者曰：‘诵吾诗可疗。令诵‘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之句，病遂愈。余谓子美固尝病疟矣。其诗云：‘疟疠三秋孰可忍。又云：‘三年犹疟疾。子美于此时，何不自诵其诗而自已疾耶？是灵于人而不灵于己。梦弼谓：诵杜诗能除疟，乌有是理？盖言其诗辞典雅，读之脱然，不觉沉疴之去体也。”5葛氏认为，杜诗治疗疟疾于他人有用，用自己的诗治疗自己的病是“不灵”的，同时又为杜诗能驱疟给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诗辞典雅，读之脱然”，这一说法合符情理，不失为除“髑髅诗”外，杜子美的诗能驱疟之重要原因。

南宋刘克庄曾在《客中作》中表明了在疟疾面前，诗句也是没有效果的：“小儿仍病疟，诗句竟无神。”6以诗驱疟的效用由此显得黯然失色、苍白无力。同样，明清时期也有人发现杜诗驱疟的效用并不大，或根本就没有效果。王世贞在感谢吴姓道士用“神符”治愈了小儿子的疟疾时谈到：“少陵总有花卿句，不及吴郎一字符。”7杜甫的“髑髅诗”在王世贞看来比不上一道符，说明杜诗驱疟的功能在明代已经有所下降。清代诗人陆懿和更是在《病中书怀》中直言杜诗难愈疟。杜诗驱疟的功能在一时仿佛完全丧失了。既然以诗驱疟的有效性受到古人的质疑，甚至也有失效的时候，众多古代文人依然援用此法，竞相模仿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他们在运用诗歌驱疟的时候，除了知道杜子美“髑髅诗”恐怖之外，并无意去探求其他诗能驱疟的原因何在，只是对传统用诗驱疟的方法习惯性的继承。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吟诗或作诗的过程中，精气得以集中，内心得以释怀，在祖国医学上是有一定科学性的，古人不知此法之理，却无意识的将其运用得很好。张景岳《类经》有言：“善养生者，必宝其精，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身健则病少”8，即是此理。

综上所述，以诗驱疟，肇始于晋代，兴起于唐代，普及于宋代，明清时仍多有继承。在这种做法的演变过程中，以杜诗驱疟最为有名。用诗来治疗疾病，这种行为自古有之，《管子·内业》云：“止怒莫若《诗》”9，这里的诗用来制止怒气，平息肝火。降及宋代，杨万里《端午病中止酒》云：“病里无聊费扫除，节中不饮更愁予。偶然一读香山集，不但无愁病亦无”10。指出《香山集》也能驱除愁闷与疾病；陆游在《山村经行因施药》（其三）中也认为自己的诗能治病：“儿扶一老候溪边，来告头风久未痊。不用更求芎芷辈，吾诗读罢自醒然。”11除诗外，上文已提及文也是可以治病的，最为我们熟知的，恐怕要推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了——“陈琳之檄，可愈头风”，谢采伯的《密斋笔记》则记载用《春秋左氏传》治病。

无论以诗治病，还是以文治病，皆为文学功能的别样呈现，都属于文学治疗的范畴，他们一子一母，是從属关系。“在中国大陆，文学治疗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1而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以诗驱疟为代表的文学治疗在古代已经很盛行了，笔者认为文学这剂“单方”，可分为“内用”与“外敷”两种形式。“内用”即把创造文学作品的人看作是艺术家，在创造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艺术家意识到有某种情感，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情感是什么：他所意识到的一切是一种烦躁不安或兴奋激动……他通过做某种事情把自己从这种无依靠的受压抑的处境中解救出来……”。2在此过程中，文学家“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3“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4一抒心中之积郁，自然消灾祛病，诗人作新诗驱疟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外敷”则借助文学作品的某种外在力量达到祛病消灾的目的，这种力量来源于作品的外在形象，杜甫“髑髅诗”最初以诗句“血肉模糊”之状驱退疟鬼便是其例。

文学即人学。以诗驱疟不同于一般的药物治疗，它是在医术不发达或巫神之术盛行的情况下，或附庸诗圣文宗之风雅，或患疟时百无聊赖之精神寄托的行为。在宋代甚至有过“人病不呼医服药”5、“人有疾，不事医而专事神”6的记载，文人用诗来治疗疟疾也不足为怪了，清人汪曰桢指出：“君不见古来文章胜良药，檄愈头风诗愈疟。”7从今天的医学视角看，以诗驱疟乃患疟者通过诗歌转移了自己的精神，调整了自己的气机，从而使精神得以内守，达到了治病的效果。不可否认，药物都有失效的时候，何况是诗！无论以诗驱疟是否真的效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文人“顽强的斗疟精神”8。叶舒宪先生认为“文学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作用是包括治病和救灾在内的文化整合与治疗功能”9，从这一点出发，“以诗驱疟”被广泛流传和运用的过程，也可以说是诗歌向其最初功能回归的过程10。而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以诗驱疟的精神疗法只能慰藉患疟者心灵创伤的缺点逐渐被暴露出来，利用药物对抗病态物质才能真正达到驱疟效果成为人们的共识。尽管如此，“以诗驱疟”的现象跨越了我国多个朝代，在我国诗歌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不仅是我国诗歌繁荣的一种体现，更是我国古代文人对诗歌传统功能的突破、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