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润生

摘要：本文回顾了作者与林玉凤教授在10年间交往，特别是参加《中国近代报业的起点——澳门新闻出版史（1557—1840）》新书出版座谈会的有关情况。认为做学问的准则与做人的原则完全可以使用同一把标尺，一名学者人格的高低也完全可以体现在他对待科学的态度与其作品质量的好坏。《澳门新闻出版史》对于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作品反观做学问的人，让我们发现了林玉凤教授数十年如一日的孜孜不倦与精益求精。高尚的人品决定高质量的作品。

关键词：人品；作品；澳门新闻出版史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9-0092-05

一、我与林玉凤女士

我与《中国近代报业的起点——澳门新闻出版史（1557—1840）》 的作者林玉凤教授相识于她读研的时候。世纪之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谷长岭教授邀我参加林玉凤的硕士论文《澳门葡语报章的发展特点》答辩，这是我們初次相识。她送我们的见面礼是她的诗集《假如我爱上了你》。说来也巧，到2006年她的博士论文《鸦片战争前澳门新闻出版事业（1557—1840）》完稿后，我又被她的博士生导师方汉奇教授邀请作为答辩委员兼论文评议人。两次研读她有关澳门新闻史的论文后，我感到林玉凤女士已成长为“澳门新闻出版史”专家。

（一）

2007年7月13日至20日，第五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举办，我应邀参会。那时两岸还没有实现“三通”，赴台湾须经香港或澳门。当时，我打算经澳门赴台，并按此向上级提交了赴台参会请示。赴台审批程序是经学校港澳台办公室上报国家民委，再由国家民委上报国台办。7月4日下午，我去国台办取回批文后发现，批准我的是经香港而不是我上报的经澳门赴台。我当即向学校港澳台办领导反映这一情况，他们与国台办联系后，对我说可到国台办更正。当我打车快到目的地时，接到学校电话，说去台北政治大学开会的这个团队全团都经香港入台。回到学校我对港澳台办的领导说，我上报的是从澳门出关，不是从香港出境赴台参会的。学校查阅原始文件后，发现是民委向国台办申报时，把我经澳门写成了由香港入台。我于7月10日到出入境管理处取回入台签注，又凭入台签证购买了经港赴台往返机票，并通过华中科技大学的阳海洪老师通报台湾政治大学，请其依据我机票显示的航班班次安排接机。7月12日中午，我突然接到会务工作人员张云慈从台北打来的电话，她说我的“台湾地区入出境许可证”已发到澳门（因为最初上报的材料写的是经澳门入台的），要求我先去澳门取回证件，方可从香港入台。放下电话，我立即到民航西单售票处协商解决问题，说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在我本人。最后经售票处负责人批准，扣除500元手续费，退掉京港往返联票，改购海航13日（周五）下午两点从北京飞往澳门的机票。于是13日上午我到中国移动紫竹桥营业厅办理国际及港澳台漫游（简称“短期漫游”），以便到澳门与林玉凤联系。上午十点半打车到公主坟，乘大巴去机场。

当天下午五点五十分抵达澳门机场。找海关取入台证，可能是已到下班时间，不是盲音就是无人接听，打不通电话。给林玉凤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中国移动紫竹桥营业厅接待我的人可能是新手，他并没给我办成“短期漫游”）。后由澳门机场国航售票处的一位约有四五十岁的女售票员帮忙才与林玉凤联系上。林女士主持完澳门电视台节目后，开车来到机场。我把情况跟她一说，她先安慰我不要着急，说她有一朋友在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可以请她帮忙。她在电话里把我的情况说明后，她的朋友很给力，对她说“请他来办公室取吧，有人接待”。林玉凤马上开车送我去驻澳联络办公室。车开得很快，大约于晚七点在一座办公楼旁停下，乘电梯到3层下，刚下电梯就看到办公室的灯亮着，心想“有人，好！”挎在办公室门旁的弹簧锁歪向右侧，更说明室内有人。我们加快脚步，推门进去，“怎么没人呀？！”，一会儿从右侧走过一位工作人员，显然是因我来取“台湾地区入出境许可证”，临时被领导从家里请过来的。我很抱歉地向他说明情况，他对我说“为什么不事先打（个）电话呢？，这是团（体）证，你一个人即使取走，也不能通行啊？！”我的心里一怔，怎么办呢？

林玉凤把张云慈的电话要过去，帮我与她联系。张云慈说，只要他把“入出境许可证交给你们，白老师到桃园机场凭此证即可入境。”并且安排了接机事宜。大约晚七点二十分，我们把入台证拿到手（内中确有“团號：096051866（7）”的字样），林玉凤又开车送我回机场，帮我购买赴台北的机票和换台币，看着澳门美丽的夜景，她说，只有等你回来后再欣赏了。真是菩萨保佑，总算顺利买到晚十点中华航空公司从澳门起飞的机票（这是今天最后一次航班），她又把我送到登机口，看我顺利通过安检后才开车回家。

当我坐在前排靠走道的座位上，听着广播（大意是今天乘客很幸运，因为是由一位技术熟练的优秀驾驶员驾机开往桃园机场，大家一定会安全抵达目的地，由于是临时换将，起飞时间稍晚一点，谢谢各位乘客！），我刚刚踏实下来。突然乘务员对我说有你一封信，“此时此刻有谁会给我写信呢？”我从乘务员手中接过来的是林玉凤写给我的便条。上边写道：

“白老师：刚刚台北那边来电说不能派人到机场接您，麻烦您自己打车到会场。可是会场不是在政治大学，在下面这个地方：台北市友泰大饭店（地址：新生南路143號之6），另外，请您有事时打电话给萧小姐（政大的同事）电话（0935968042）玉凤”。

便条内所说的“会场”实际是我下榻的酒店。我惊叹澳门机场工作人员热忱的服务精神。玉凤是在回家的路上接到台北打来的电话，她又折回来请机场的服务员把便条从安检口送到登机口，送到飞机上，送到我的手中。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有所疏忽，这便条都不会传到我的手上。如果不是驾驶员临时换将，飞机晚了十几分钟起飞，这便条也不会传到我的手中！

大约7月14日凌晨到达桃园机场，办完入境手续，我直奔写有计程车（出租车）的方向，乘出租于凌晨两点多到达友泰大饭店。出租司机服务热情周到规范，他提着行李把我送到饭店的柜台后才离去。入住后放下行李简单收拾收拾，洗漱后，大约凌晨3点方才睡下。第二天7点准时到楼下餐厅就餐，当我看到几个熟识的面孔，我的内心别提多高兴了！八点半，我随同与会代表乘车前往政治大学传播剧院参加开幕式。当见到罗文辉院长时，他一边紧紧握住我的手，一边对我说“以为你过不来了，真是一波三折啊！”我心里说，“‘九折都有啦！”我能如期准时抵达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亏了有贵人——林玉凤鼎力相助！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二）

在台北参加完“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学术研讨会”后，我于7月20日中午再次抵达澳门机场。我仍请澳门机场售票处的那位工作人员跟林玉凤联系。很快她就来到机场，想先送我去宾馆。我把提前回大陆的想法跟她说了，她很吃惊，说她已订好宾馆，退房还要扣钱的。我说那就先去逛主要景点，看时间再做决定。于是，她先带我到何厚铧经常光顾的西餐厅吃午饭。然后参观妈祖庙。妈祖庙是澳门地标性景点，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土生土长的澳门华人的精神寄托。虽然福建等地也有妈祖庙，但此地的却与之不同。这里的妈祖庙同样信奉天后，庙内却也有观音、土地、阿弥陀佛，更有一座“正觉禅林”——妈祖庙虽小，却体现出澳门民间神庙与佛寺禅林亲密包容。

入乡随俗，玉凤带我在妈祖庙朝拜天后、观音菩萨和阿弥陀佛，而且还抽签，玉凤抽的是上上签，她很高兴，我也为她祝福。我抽的是下签，大意是事业上有波折，我虽然沒有把此事当真，但她还是对我说了许多宽慰的话。

之后，我们来到白鸽巢前地白鸽巢公园侧的基督教坟场，瞻仰马礼逊墓。马礼逊（1782-1834），英国诺森柏兰人。1804年，22岁的马礼逊主动上书布道会请求到中国传教。1807年9月，他来到中国广州，隐居在美国商馆。后又去澳门，隐居在东印度公司。在华25年，他的业绩在许多方面具有开创性。他首次把《圣经》译成汉文，并出版发行；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他创办了第一份汉文报刊；他开办的英华书院，开中国教会学校之先河；他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方式。可以说，马礼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马礼逊墓的旁边是马礼逊教堂。马礼逊教堂是澳门第一座基督教传道所，它是以石建成的罗马式建筑，又称马礼逊小礼拜堂。基督教坟场原称东印度公司坟场，建于1821年，为解决新教徒归天后而开辟的墓地。这里清幽肃穆，吸引了不少游人瞻仰凭吊。

参观妈祖庙、马礼逊墓后已经很晚，玉凤把我送到位于得胜马路2-4号的皇都酒店。酒店环境幽雅，整个酒店坐落在东望洋灯塔下，面对华士古花园，舒适安宁，交通便利，四通八达。这里比邻公园、繁华的商业街及名胜古迹、著名的娱乐场所，五分钟车程即到葡京赌场。因玉凤晚上要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所以她让我先在酒店休息，晚九点带我去吃晚饭。我对她说，晚饭可以不吃，我还有中午的剩下的面包，你安心开会吧。在宾馆，我把换洗的衣服洗后晾干。快到9点的时候，玉凤来电话，说她的座位离会议的主持人比较近，不好溜出来陪我吃晚饭，让我自己到宾馆附近的餐厅吃晚饭，她还说她是假借上卫生间，跑出来给我打电话的，怕我饿着。我对她说，中午剩面包足可充饥，请她不必费心了。晚10点，她接我去著名的中餐馆吃晚饭。只记得那鱼，好像是红烧，肉嫩可口。饭后她说，你多休息休息，明天早晨大约要九点多，才能来接你。

21日上午10点，玉凤陪我吃早茶。早茶习俗多见于中国南方地区，尤以广东和江苏扬泰地区为最。广东早茶最早可追溯到清咸丰同治年间。当时广州有一名为“一厘馆”的馆子，门口挂着一木牌，上写“茶话”二字。供应茶水糕点，设备简陋，仅有几把木椅木凳，供过往行人歇脚聊天。后来出现了规模较大些的“茶居”，之后又有茶楼的出现。早茶，茶水必不可少，后来逐渐成为配角，茶点却愈发精致多样。北方早茶原先是老字号餐饮名店西安饭店总店山西风味快餐厅。早7点客人基本坐满，自助和推车两种服务方式。不仅有陕西人熟悉的煎炸小吃，各类包子、粉汤水盆系列，而且还有改进的南方早茶，创新的小笼蒸碟系列，品种丰富，南北纷呈。

由于广东与海外往来密切，早茶也很快传到海外。广东有“叹早茶”之说，“叹”，广东话是享受的意思。可见，喝早茶在广东及其它南方各省心目中是家人唠家常、朋友小聚的一种消遣方式。“早茶”弥漫着一份柔柔的情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享受。

吃早茶，在我与林玉凤之间，不仅以喝茶解渴，吃糕点充饥，同样在我们之间洋溢着像花一样红、火一样热的友情。在这里吃早茶的人，频频地向她点头示意，接连不断的有人跟她打招呼，使我立马得知林玉凤是一位公众人物。她不仅是澳门大学教授、澳门电视台的主持人，而且还是澳门广播台的主播、某杂志的主编，她的确在澳门新闻学界、业界是一位社会知名人士。早茶过后参观大三巴牌坊。

大三巴牌坊也是澳门地标式的建筑。原名圣保禄教堂。“圣保禄”与当地土语“三巴”相近，也可说“三巴”系“圣保禄”译音。故亦称大三巴教堂。教堂曾经历两场大火。第一次火灾后，于1602年兴建。1835年又一场大火几乎烧毁了整个教堂，只剩下一面石墙，这面墙因酷似中国内地的牌坊，所以人们称之为大三巴牌坊。其建筑糅合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与东方建筑风格，雕刻精细，巍峨壮观。由三至五层构成三角金字塔形。无论是顶端高耸的十字架，还是铜鸽下面的圣婴和被天使、鲜花环绕的圣母塑像，都在诉说着天主教的故事，充满着浓郁的宗教气氛。

大三巴牌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澳门八景”之一。位于炮台山下，左临澳门博物馆和大炮台名胜。之所以称为大三巴，一是此前所述的历史的原因；二是这里高高的地势与特殊的风水——在牌坊前面，是一段坡度不小的阶梯，站在牌坊上面向下俯视，大半个澳门尽收眼底，很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气概。

大三巴牌坊侧面是著名的大炮台。始建于1616年明神宗年间。又名圣保禄教堂。原为教堂的祭天台。后成为抵御海盗、保护圣保禄教堂教士兴建的军事设施。占地面积1万平米，呈不规则的四边形。炮台绿树参天，有不少名胜古迹，炮台上的古塔，便是当年耶稣会的会址。由它与玛阁炮台、东望洋炮台组成一道外围军事防线。1966年对外开放，设有两个博物馆；一个是澳门博物馆；另一个是介绍炮台历史的博物馆，规模较小。它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西式炮台建筑群之一。由于时间短促，我们购买了少许纪念品，于11点多回到宾馆办理了退房手续。玉凤开车送我到机场，乘汽车奔海关出境。因玉凤最后又给我买了不少礼物，在机场我不得不重新整理行李（手机可能此时从包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了）。出关后找手机与接我去佛山的晓东联系，翻遍大小包，说什么也找不到手机了。只好花5元（人民币），请人帮忙与晓东等人联系。

在抵达佛山的路上，让晓东与林玉凤联系，请她到宾馆、机场找我的手机。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陪我，玉凤把工作进行了调整，把我送到机场她马上赶回单位上班。我们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正在班上。待玉凤下班之后，她才挤出时间来到宾馆、机场等地查找，最后终于在机场找到了。但机场的工作人员不让玉凤拿走，后来国航女售票员从旁作证，她才取回我的手机。

我于7月23日下午4点回到北京。24日，林玉凤恰好来到北京开会，她住在马可波罗酒店。晚上，由一位男同志开车送她过来，她还手提好多水果，并把手机送到我的手上，我激动得无以言表。请她吃饭被她谢绝了，我只好把一尊比较珍贵的观世音菩萨献给她。这尊菩萨既可供奉也可佩戴，祝她一生平安、吉祥如意！

二、我读林玉凤教授的新作

九年后的2016年5月3日下午3点多，我突然接到林玉凤打来的电话，她邀我参加5月5日下午3点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明德新闻楼611会议室，举行的 《中国近代报业的起点——澳门新闻出版史（1557—1840）》新书出版座谈会。

事情很突然，因为我曾主动多次跟她联系，总是联系不上，失联多年。今天接到玉凤的电话，真是一个惊喜。我把多次与她联系，与之失联的焦急焦躁的情况告诉了她。她说，她的手机曾出现过故障，她的号码已换。她当即把她的新手机号码和邮箱等联系方式告诉了我，并邀我出席她的新著出版座谈会，还要把她的新作及时快递过来，希望我在会上发言。与林玉凤取得联系，真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九年后的林玉凤资料显示，她曾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现任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兼社会科学学院助理院长，曾为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及中国王宽诚基金会青年学者，长期从事传播史、传媒与社会变迁以及澳门问题研究。

我于5月5日准时到达会场。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中国新闻史学会协办。会议室墙上悬挂着“《中国近代报业的起点——澳门新闻出版史（1557—1840）》北京发布会暨座谈会”会标。应邀出席座谈会的嘉宾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学术与出版处处长黄文辉先生，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先生，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润泽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张洪忠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程曼丽教授（因故未到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李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永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云泽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陈彤旭教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群总编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高明秀总编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国际问题编辑室王晓卿主任等。本人也忝列末位。新闻媒体有澳门日报驻京记者、人民网、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网、中国社会科学报、香港大公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网、环球时报、百道网等应邀出席。

发布会开始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学术及出版处黄文辉处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王润泽教授讲话；然后是赠书仪式，澳门文化局代表黄文辉处长赠书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方汉奇教授代表接受）；社科文献出版社代表杨群总编辑赠书予中国新闻史学会（王润泽教授代表接受）；林玉凤博士赠书予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张洪忠教授代表接受）。与会代表合影留念。

出版座谈会由赵云泽教授主持，方汉奇教授、陈力丹教授、张洪忠教授、李彬教授等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澳门与中国近代新闻史”这一主题，深入探讨了澳门报业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

我也在座谈会上发言，主旨即为文如其人。高尚的人品决定高质量的作品。我在点赞专著的同时，更把玉凤的高贵品德向与会嘉宾予以重点介绍。 做学问的准则与做人的原则完全可以使用同一把标尺，一名学者人格的高低也完全可以体现在他对待科学的态度与其作品质量的好坏。今天这本《澳门新闻出版史》对于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作品反观做学问的人，让我们发现了玉凤数十年如一日的孜孜不倦与精益求精。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言，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在我看来，玉凤完全经受住了这三种境界的考量。

境界之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在刚开始研究澳门出版史时，面对语言障碍和报刊原件不易查阅等困难，玉凤对自己即将展开的研究存在着一份惆怅与迷茫。但是作为一名有追求、有担当的学者，她坚持下来了，她高瞻远瞩认清前人走过的路。总结和学习前人的经验是做学问的起点，她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陆续把澳门仍有存报的葡文报刊以及相关的记载做了梳理，为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真可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境界之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句话用在玉凤做研究的过程中再合适不过了。专著的写作历经十余年的积累与沉淀，这期间作者始终充满一种认定了目标，呕心沥血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我们难以想象这期间她所遇到的困难与付出。理清这段历史，很有必要到世界各地去走一遍；为了研究的需要，她下定决心，克服重重困难，必须拿到她所需求的第一手材料。原来历史上曾经在澳门出版的刊物原件以及相关的原始记载并不在澳门，而是散落在不同国度的档案馆和图书馆中。为了查清这些线索，她辗转于世界各地，找寻分散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澳门本地的相关文献。十年磨一剑。多文种、多渠道、多领域的资料体系，构成了全书的筋骨，使专著颇具文献价值，通读全文深感作者“衣带渐宽终不悔”为搜集第一手资料“消得人憔悴”。而作者驾驭史料的能力也正是这部著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境界之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没有千百度的上下求索，就不会有瞬间的顿悟和理解。作为攀登科学顶峰的一位学者，只有在学习和苦苦钻研的基础上，才能功到自然成，一朝顿悟，发前人未发之秘，辟前人未辟之境。作者积十年之功，为我们廓清了历史疑团，填补了中国新闻史有关澳门的一段空白，并从不同角度总结了鸦片战争前澳门新闻出版事业在澳门史、中国新闻史、出版技术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意義，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澳门这个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祥地，早在1822年《蜜蜂华报》出版以前，其实已经有多种印刷出版活动；马礼逊创办的《传教者与中国杂报》与《依泾杂说》《澳门杂文篇》实为同一份刊物，它是中国第一份中英文合刊的杂志。另外，马礼逊曾经在1833年4月29日创办的汉文报刊《杂文篇》，比查尔斯·郭士立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还早三个月，实际上是澳门史上首份汉文报刊，这也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化汉文报刊……

正是通过作者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经历过这三重境界考量，让我们得以更准确地认识澳门新闻史。正是作者将一片片、一丝丝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历史线索重新拾起并汇聚起来，串联成线，为我们勾画出这段澳门新闻出版史的轨迹。此乃“蓦然回首”，果然“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怀着对作者的感激以及钦佩，让我们走进这部著作，重新认识一下澳门新闻史。专著第一次研究鸦片战争前的澳门新闻出版事业，时间跨度近三百年，多数篇幅集中在三个部分：传教士的出版活动、译报活动和葡萄牙文报刊的出版。这三部分以出版技术为经，以人物为纬，重点考证的是十六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的宗教出版活动、十九世纪天主教拉匝禄修士若阿金·若泽·赖特的新闻编写工作、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宗教和新闻出版活动、林则徐和马礼逊的译报活动，以及《蜜蜂华报》出版前后的澳门出版物。

“澳门是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祥地”这是中国新闻史学者和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共识。但是相对于上海等继澳门之后成为中国近代报业中心的城市而言，学界对澳门新闻史的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我们对于澳门新闻史的了解，大多来自于戈公振老先生的《中国报学史》，其所赋予《蜜蜂华报》的三个“第一”也早已被视为一种定论。学界也有质疑的声音，但是没有谁像玉凤这样肯下功夫，追本溯源的去探寻这每一个“第一”得来的证据。在本书当中，作者不仅仅为我们勾画出了相对完整的澳门新闻史轮廓，还告诉我们历史之所以如此呈现的前因后果。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书写澳门新闻史，不应该只是描述《蜜蜂华报》出版以来一百九十余年的报刊史，同时也应该解释，澳门作为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与世界贸易中心，为何在具有印刷术基础和频繁的商业活动这些近代报刊萌生的条件下却没有出现报刊；当时的澳门社会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传递信息，进而满足贸易、宗教以至文化交流的需求。这些在本书当中皆有精彩的叙述，作者所做的这种研究，为我们呈现的澳门自《蜜蜂华报》至鸦片战争以前的这段报刊发展史，对于丰富近代中国新闻史的整体内容而言意义深远。培根《读书论》有言，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而这其中读诗使人聪慧，读史则可以使人明智。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无疑可以让我们更好地面对当下、面对生活。既然如此，不妨就让我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去揭开这段历史神秘的面纱，重新探寻历史的足迹……

我的结论，“文如其人”“高尚的人品决定高质量的作品”！

（作者附言：对本文的写作，中央民族大学新闻学硕士研究生王晓彤曾提供过帮助，特此致谢）

2016年6月10日、8月15日—9月18日写作，9月20日子时修改于京城長河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