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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交际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建构

2018-12-08雷春华

文教资料 2018年24期
关键词:文化适应

雷春华

摘 要: 本文从六个方面综述中西方交际文化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的建构方法与思路,期待跨文化交际者在该模式的引导下不断调整和适应,以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 中西方交际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 文化适应

中西方文明在数千年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价值、理念、信仰、传统习俗。文化理念上的差异形成了中西方人群不同的言行方式,导致了交际障碍。为保障交际的顺利进行,消除跨文化障碍,我们综合文献,对中西方文化差异进行总结,然后提出中西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的建构方式,希望以此为依据帮助交际者克服文化困难,顺利地与其他文化圈的人士交流,帮助他們走向国际、了解世界。

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1.话语沉默现象

中西方人群对沉默现象具备不同的态度。西方人不提倡在交际中保持沉默。在他们看来,沉默违背了“量的原则”,体现了交际主体的敬畏、尴尬、对抗、害羞及对话兴趣的缺乏、表达能力的缺失和人际关系的困惑。沉默让他们感到不安。在西方人眼中,清晰的话语表达是最恰当的信息传递方式,凡事应该直抒畅言,因此在多数场合,西方人会主动发话,并积极而主动地利用言语填补“交际空白”,避免沉默。相比而言,中国人更重视情境因素,对沉默的接受度较高。在很多场合下,中国人把沉默视为交际中关键而必要的言语技巧,他们“惜字如金”,讲究此地无声胜有声。这就导致社交中较为常见的“沉默现象”。

Gudykunst(1996),Park 和Kim(2008)等人针对中西方人群的交际行为研究证实了上述差异。这些研究发现,欧裔美国人把言语表达视为重要而有趣的行为,他们鼓励说话,避免沉默,主动让别人了解自己的观点。同时,他们乐于把话语视为控制社交场面的方式。然而,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把沉默视为自我控制的方式,他们乐于利用沉默回避不愿意参与的话题。这些研究同时认为,作为典型的反应型交际者,沉默是东方人对他人言论反应温和的体现,能避免冲突。同时,“沉默”也是艺术,是维持良好人际关系(如师生关系、性别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等)的重要技能。在这样的交际场合中,不同情境下的沉默具有不同的意义,既体现了反对、批评和不满,又表示了默认、尊敬、满意和接受。总体而言,中、日、韩等高语境中的社会成员倾向希望信息通过委婉、保守与含糊的方式传递,“沉默”是重要的实现方式。

2.话语的精确性

中西方人群对话语精确性的态度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属于低语境的社会。在低语境的社会环境中,言语形式(符号、词汇、短语和句子)的精确性高于语境的提示作用。人们倾向以口头言语为媒介,利用清晰的编码传递信息。同时,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之间为了明确表达意图,较少考量对方的身份和角色等语境因素(Park,Kim,2008)。西方人普遍认为,一方面说话人应清楚地表达意义,另一方面,听者应主动通过询问与试错验证自己的理解(祝吉芳,2010)。西方人追求言语精确性的原因主要来自西方社会注重逻辑思维方式(李瑾,2013)。他们讲究语言结构及言语事实之间的关系,注重信息的数量化,这些特点都构成了言语明确性的基础。西方人主张凡事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应以数据和现实直接呈现。同时,西方文化也是“行动的文化”。西方人希望借助客观事实和科学“行动”使生活舒适、方便。上述原因都导致西方人的话语精确性。

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处于高语境社会,社会成员对话语精确性的要求相对不高。他们经常使用间接的符号,利用简洁的词汇、术语、短语和句子,进行模糊和暗示性的表达。这种高语境特点的交流方式含蓄而委婉,有利于维护人际关系,但需要交际者花费一定时间熟悉话语环境。该话语特点与高语境社会成员倾向的思维方式相关。东亚文化注重形象性的思考方式,这导致社会成员习惯于质性思维,这便促成言语模糊性与不确定性。间接而模糊的话语具有隐喻性,我国社会成员擅长在交际中意会他人话语,依据情景和经验理解他人话语。总体而言,模糊言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持社会和谐,但交流效率应提高。

3.话语夸张性

中西方人群在夸张性上具有差异。Gudykunst(1996)及Park和Kim(2008)等人的研究发现,西方低语境交际者乐于经常性地利用生动、幽默而夸张的语句彰显自己的观点,渲染气氛。同时,他们喜爱利用丰富的表情与姿势辅助言语的表达。西方人群的夸张性表达与他们的个人主义倾向有较大关联,在个人主义意识的引导下,他们乐于张扬自我,具有强烈的个人表达欲望。同时,他们在交际场合中也具有强烈的“控制欲”,必然导致他们借夸张表达吸引他人的注意。

相比而言,在高语境社会中,交际者在交流中更内敛,不以过于鲜明和夸张的语言词句表达观点。同时,夸张的表情与大幅度的动作往往被认为是不稳重的表现。同时,社会成员的人际敏感度高,交流时更强调谦虚与谨慎,不过度凸显自我。因此,中国人忍耐力强,推崇自我克制,交际中的话语夸张性相对不高(祝吉芳,2010)。

4.自我评价

自我褒扬的风格凸显了个人的成就、能力和自我满足感。Ting-Toomey(1988)指出,低语境交际者在与他人的交流中乐于自我褒扬。西方人渴望对个人的认同和欣赏,试图通过褒扬自我体现自身的价值。他们普遍相信,褒扬自我的行为不应受到环境和人际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说,西方人乐于自我褒扬的特点与他们历来崇尚个人名利的传统密切相关。

与西方低语境社会不同的是,在高语境社会环境中,交际者不会高调评价自我,而倾向自我贬损的谈话模式,这表现为言语克制、迟疑、谦虚及自我批评,等等。中国人在交际中能体恤他人的感受,并乐于褒扬他人的成绩和资历,较少炫耀自我,给别人留面子。这些言行具有利他主义特点,有利于维持人际间的和睦状态,减少矛盾。

5.中西方指代称谓的差异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导致言语中指代称谓的不同。首先,中西方的第一人称称谓存在差别。中国人在很多场合下喜爱利用“我们”来称呼自己,以体现群体价值,多数西方人仅用第一人称单数“我”指称自己。由此可见,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强于西方人。

其次,中西方的家庭称谓具有较大差异。汉语具有相对丰富的家庭称谓语(如,汉语中的“堂兄”、“表兄”等),主要原因在于悠久的中国历史和大家庭宗法观念促进了这些家庭称谓的不断发展和积累,逐步形成了目前复杂的家庭称谓语系统。相对而言,西方社会人口的流动频高,家族宗法观念的淡薄,因此他们的礼貌称呼系统更简约。

再次,中西方人群在社会尊称上具有差异。我国社会成员重视利用尊称称呼他人(如,使用“师傅”称呼劳动群体、利用职级称呼单位工作人员,等等)。在社会交往中,合适的称呼能使交际顺利进行,而不恰当的称呼会造成对方的不快,妨碍交际的顺利进行。相比之下,西方人社会结构意识弱,社会称呼相对简单,在职务称呼上更随意。上述差异反映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社会价值观。

6.中西方的言语叙事结构和内容框架差异

一般而言,西方人的言语为线性特点,中国人的言语具有“构型”特点,即前者具有直白性,倾向优先提出观点,后者则优先铺垫,然后在此基础上推出观点,强调营造情景与气氛。根据我国学者贾雪睿(2009)的观点,西方人的话语直白性体现在三段式话语中,即导言部分、主体部分和结语部分。“导言”用于提出观点,概述要点与概念;主体部分则对论据等进行详细而具体的描述,并进行论证和推理;在最后的结语中,说话者对观点和要点进行回顾,并予以评价。综合而言,这样的话语叙述方式把主要观点放在话语之初,是反高潮式的话语结构,属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直接叙事法,这有利于实施高效率的交际行为,有助于听话人迅速进入状态,得到关键信息。从本质上看,直接叙事法是典型的线性风格,内部联系紧凑,话语细节的逻辑性较为严密,具有显著的连贯性。同时,线性风格的言语拥有较强的理性,具有较强的事实依据。相对而言,中国人的话语风格呈现明显的圆周式话语结构,重视前期铺垫的作用。在这样的风格影响下,中国人在说话之初,会精心构建语境的信息,而非直接发表见解。他们的话语常常经历“起、承、转、合”等四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起”为开端,“承”为发展,“转”为高潮,“合”为收尾(贾雪睿,2009)。由于这样的话语注重铺垫与气氛的营造,因而具有较强的剧情性。

二、依据中西方差异特点,构建中西方交际能力模式

中西方人群相互之间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广泛接触与交流,但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交流障碍,形成了交际困难。因此,我们有必要围绕具体的文化差异点,设计跨文化交际能力素质模式,提出适用于中西方人群之间交际的能力要素,以对跨文化交际的实践起到引导作用,消除交际中的文化障碍。根据上面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分析,建议以“促进交际者的适应”为焦点设计该模式,引导交际者积极调整交际风格,以适应对话者的文化特质。因此,中西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的设计应注意以下方面:

首先,该模式应以上述中西文化差异点为基础和依据,充分纳入这些文化点。这样交际者就能参阅中西文化的典型特点,充分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体现,以便在交际时能提前预判对方的言行特点,并适当调整自己的言行习惯,让对方能适应自己的言行特点。比如,我们在听取西方人的话语时,认识到西方人的谈吐具有夸张性,这是他们张扬个性的需要,因而,我们对此予以相应的理解,不应感到诧异。又如当我们向西方人表露观点时,我们应适度减少沉默的频度与程度,以免造成西方人的不解与尴尬。

其次,该模式应有助于中西交际双方在了解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形成跨文化的经验与能力。因此,模式的设计应含纳个人适应表现及环境互动因素,并以之为跨文化能力的重要影响因子,如:行为适用性、心理健康度、文化身份及文化距离,等等。具体而言,我们在设计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时应把中西文化的差异点置于这些因子的框架之下,引导跨文化交际者以这些因子为导向,在认知文化差异的同时对自己的行为适用性、心理健康度等进行调整,并正确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及自身文化与对方文化的距离,在真实的交际体验中消除跨文化的差异。

再次,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应该具有反馈的机制。因此,我们在模式的设计中,应加入“适应良好”和“适应不良”等两个维度。在“适应不良”的维度中进一步导入“个人差异”的各种变量,根据个人的性别、年龄等提出改进措施。在适应良好的维度中,我们应进一步提出方法与建议,帮助交际者总结经验,强化交际者的适应性。

本文探讨了中西方的交际文化特点,并依据中西方交际文化的差异、跨文化能力的影响因子及反馈机制,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素质模式的建构提出了设计思路。诚然,跨文化交际能力素质的提高不仅需要理论的引导,更需要交际主体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应该是一种促进文化适应的动态模式,有助于交际者在体验中依据模式调整自己,不断适应。

参考文献:

[1]Park, Y. S. & Kim, B. S.. Asian and European American cultural values and communication styles among Asian American and Europea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J].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008,14(1):47-56.

[2]Gudykunst, W. B.,Matsumoto, Y.,Ting-Toomey,S.,Nishida, T.,Kim, K.& Heyman, S..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elf construals, and individual values on communication styles across cultures[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6(22):510-543.

[3]Ting-Toomey, S.. Intercultural conflict style[M]. In Kim,Y. & Gudykunst, W. (eds.) Theor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1988:213-235.

[4]贾雪睿.中美交际风格比较研究[M].哈爾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5]李瑾.文化溯源:东方与西方的学习理念[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6]祝吉芳.碰撞下的跨文化交流:中西文化对比研究[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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