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学军，曹广为，高希皓(.国防科技大学，安徽 合肥 30037；.解放军73658部队，安徽 滁州 394)

0 引 言

自第1次车臣战争以来，俄罗斯电子战不断发展，特别是美俄黑海电子战事件，使俄军电子装备戴上了“超级武器”的光环，不断惊艳着世界，抢占了世界电子战领域的风头。对于部队指挥员，在关注俄罗斯多型先进电子战装备的同时，更应该深入研究俄罗斯屡次电子战行动取得奇效背后隐藏的俄军指挥员智慧及其指挥效能不断发展提高的动力源泉。

1 冲突中的电子战力量对比

第1次车臣战争发生于1994～1996年，俄罗斯处于苏联解体后的不稳定状态。俄军受国内政局影响，内部指挥混乱，部队缺编少装情况严重。直到开战，俄陆军还没有一支齐装满员的电子战分队，只能临时抽调地方无线电专业技术人员和设备。行动中的主要作战力量是2个独立电子战营及配属部分军和旅级单位临时组建的电子战营。在作战初期，车臣武装分子主要使用地面通信线路、民用通信系统和常规无线电台，俄军电子战部队的侦察干扰效果比较明显。但后期车臣武装分子开始大规模使用卫星和移动通信设备，俄军装备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即便是车臣武装分子使用的外国产超短波无线电台，由于其技术体制不是俄制标准频率，俄军也没有有效手段对其干扰[1-2]。

第2次车臣战争发生于1999年，主要军事行动结束于2000年初夺取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由于2次战争发生时间间隔较近，俄军虽然意识到换装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必要性，但由于时间限制，电子战装备并没有较大改变。值得称道的是，俄军理顺了各作战相关电子战力量的协同关系，电子战力量的集中指挥、系统组合能力得到显著增强。区别于第1次车臣战争，俄军从1998年起，电子战部队就在北高加索地区对车臣境内电子情报进行了不间断的侦察，并建立了“车臣境内固定无线电电子系统目录”，并提前制定了详细的打击和干扰计划。主要作战力量包括无线电截听站、无线电测向站、无线电干扰站，还补充了“阿尔泰人-BM”蜂窝通信干扰站、“猎人-2”侧向仪、“弩-M”便携式测向和压制系统、“RP-330KP”试验型自动化指挥所等新型电子战力量。

俄格战争发生于2008年8月8日，但战争只持续了6天，俄军并没有大规模的电子战力量使用。主要作战力量是陆军师属电子战营，主要用于陆军其他作战力量的伴随支援，空军安-12PP干扰机主要用于航空兵突击掩护，苏-34新型前线轰炸机主要用于压制格军防空系统并进行技术侦察，米-8PPA和米-8SPM-PG干扰直升机主要对防空武器的制导雷达进行压制。

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危机中，俄军电子战力量大多是在隐形战线上展开的。据有关报道，俄罗斯主要使用了“里尔-3”系统，主要用于干扰蜂窝通信；“鲍里索格列布斯克-2”系统，主要对地面和飞机、战役-战术指挥级机动终端的无线电信号进行干扰；PSNR-8Kredo-M1便携式地面侦察站，主要用于全天候支援炮兵火力；装备了“杠杆-AV”干扰站的“米-8MTPR-1”直升机，主要用来压制防空系统。

2 俄军电子战指挥能力的发展

第1次车臣战争，俄军虽然大量使用了电子战力量，但是由于国内政局、军内指挥的混乱，其电子战力量并没有形成体系，也没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和协同方法。反而车臣武装分子在后期依然能够采取有效手段保持稳定的指挥控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俄军武器装备技术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电子战指挥力量运用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指挥运用比较随意。

第2次车臣战争，俄军电子战力量技术体制没有明显的提高，但是在第1次车臣战争经验总结的基础上，理顺了各作战单元的电子战指挥关系，电子战力量的理论指导更加系统、科学，使作战过程中的电子战力量更成体系，作战效果更明显。同时，对电子战力量的作战重点有了更准确的把握，提高了电子战力量的针对性。此次战争暴露的最大问题是俄军电子战装备的战技术性能还不能满足作战需求，且车臣武装分子无论人员还是装备，都是不能和信息化战争中高技术军队相比的，由此可以判断俄军电子战力量与信息化战争的需求依然有较大的差距。

俄格战争虽然只持续了6天，但也暴露了俄军电子战力量与其他作战力量协同不够密切的问题。如开战之初，俄图-22远程战略轰炸机和苏-25等被击落。究其原因是俄缺乏对格雷达、防空系统进行有效的干扰压制，导致格鲁吉亚防空体系比较完备，对俄空中力量造成较大威胁。

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危机中，俄军展示出了其电子战力量的快速发展，各类技术体制先进的电子战装备让人应接不暇。值得关注的是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海军“康纳德·库克”号驱逐舰驶入黑海中立区，对俄罗斯进行威慑。俄罗斯则派出2架苏-24战斗机作为回应，其中一架未携带武器的战机抵近美军战舰，并利用机载“希比内”电子战系统对美军战舰“宙斯盾”系统成功实施干扰，而另一架则在远处巡飞。而美战舰装载的“宙斯盾”系统主要担负美海军的防空任务，战技术指标都是世界领先水平。该事件充分检验了俄“希比内”机载电子战系统的先进性，更体现了俄罗斯近几年对电子战力量发展的重视和取得的成果，对于指挥员可以看到其电子战力量选择、事态发展基本可控，显示了俄军对敌我电子战能力准确的把握。

3 对电子战发展的几点启示

3.1 理顺电子战指挥关系是电子战力量有效发挥的前提

第1次车臣战争，俄军军内指挥关系混乱，从电子战力量的发挥很难看到指挥员系统的战法运用，大多情况下的对抗都是体现在装备战技术性能的较量。面对并不正规的车臣武装分子，当其使用民用通信系统和常规电台时，俄军电子战装备占有绝对优势，电子战行动效果比较明显；当车臣武装分子更新了国外不同体制的无线电通信器材时，俄军电子战自始至终没有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到第2次车臣战争，俄军电子战装备技术水平几乎不变，相反车臣武装分子的电子战力量却更加系统和完善，但由于俄军汲取了第1次车臣战争的经验教训，各级指挥员的职责任务、指挥关系更加明确，反而俄军的电子战行动更加有效，反应更加迅速。由此可见，指挥员的因素在电子战力量发挥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味强调武器装备的性能，除非是技术和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否则电子战力量的发挥是有限的。

3.2 电子战装备合理组网是形成电子战合力的有效手段

从第1次车臣战争到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危机，可以预见随着信息化战争理论逐步深入，战场上电子战装备技术水平和数量都会急速增长。战场上电子战装备一对一的较量将越来越少，更多的将是敌对双方电子战力量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因此，电子战力量的建设必须关注功能和力量的组网，使电子战体系更加牢固和稳定，力量可以有效集中，在主要行动、关键时节准确、迅速地形成电子战合力，提供阶段性的有利战场电磁态势。

3.3 对潜在威胁的情报侦察是战前电子战准备的必要功课

传统作战力量可以根据当面之敌临时快速调整，比如战前探知敌兵力数量，己方可以迅速抽调3倍甚至5倍的兵力形成优势。但是电子战装备有较长的研发周期，即便作战初始侦察到敌军通信信号体制，如果己方电子战装备技术手段不能有效对其干扰，则很难短时间内找到对敌通信干扰的方法。因此，由第1次车臣战争和第2次车臣战争对比可发现，和平时期的电子战侦察，可以提前研制针对性的电子战装备或创新电子战战法，保证战时有针对性地组织电子战行动。

3.4 电子战装备战技术性能的提高是战法创新的基础工程

电子战力量对技术的依赖性比较大，在技术体制差别较大时，人的作用和战法的创新都会大打折扣，特别是在局部冲突中，显现得更为明显。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危机中，电子战力量更多是一种能力的展示，很少出现体系的对抗。这类行动中主要依靠的就是电子战装备技术体制的先进性，如美俄黑海电子战事件中，俄军的行动表明了其电子战装备的先进性，有效挫败了美军的军事威慑企图，美军电子战反而成了俄军军事力量的反衬。美军的战略考虑是合理的，但却低估了俄军的军事力量，给美军电子战力量发展敲响了警钟。此后，美军的一系列举措旨在加强美军电子战技术升级，提高其电子战装备技术体制，可以说都有此次与俄军较量的影响。

3.5 电子战目标选择是电子战行动组织准备工作的关键步骤

由俄军近几场局部冲突可以看到，即便敌我电子战力量悬殊，也难以实现电子战全面优势。弱势一方见缝插针地创造短暂有利的电磁态势，都可能促成一次战术行动的成功。优势一方某类电子战目标的忽略都有可能被弱势一方抓住并放大对作战的影响。如俄格战争开战之初，俄图-22远程战略轰炸机和苏-25等被击落，就是格鲁吉亚有意无意地钻了俄军电子战目标选择的“空子”，发现己方雷达、防空系统依然体系完备，对俄空中力量造成较大打击。因此，电子战行动目标在每次作战行动准备工作中，都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慎重确定目标的威胁等级和干扰打击的先后顺序，并在作战过程中实时掌握战场电磁态势的发展，及时调整电子战行动目标的威胁等级，调整电子战力量对威胁较大的电磁信号目标进行干扰。

[1] 许海龙，王隽，周水楼.国外电子战作战支持系统设计理念和架构分析[J].舰船电子对抗，2017，40(2)：10-12.

[2] 王庆国．美俄黑海电子战事件初步分析[J]．现代军事，2014(6)：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