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峥 秦功 黎伟 周石 辛健 等

邓小平曾说：“中国应该每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很有希望。”

邓小平无疑是20世纪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最具影响力和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之一。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以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在他生命最后的20年，用全部的智慧和精力开辟一个时代，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中国人民的命运，使全中国十几亿人民过上了舒心的日子。

中国太穷了，改革从农村开始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邓小平说，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民们却说，没有邓小平，改革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了也会夭折。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近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中国的农业问题太严重了。

邓小平曾这样动情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1978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做了短暂停留。在听取了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后，他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对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提法，邓小平也表示了不同看法：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取消集贸市场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1979年1月《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几个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随之而来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从报纸上延续到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会场上。当时，明确表态支持实行“包工到组、包产到组”的省委书记在会上仍是少数派。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会上说，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这年7月，邓小平去了安徽，登上了黄山。他听完万里的汇报后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地使农民富起来。

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

经济体制改革启动是实践的结果

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邓小平对此评价很高，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个决定讲了一些“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在这个决定的指导下，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启动。

1987年2月，在准备十三大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

经济特区的诞生

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三个月后，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同志在发言中明确提出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试办出口加工区的汇报后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始终保持军人气质的邓小平，就像下达作战命令一样。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又经过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党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汕头、厦门的设置问题”。

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5月，中央在总结深圳、珠海两市试办特区的基础上，又明确提出，广东省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其次是珠海，汕头、厦门两个特区可以进行规划，做好准备，逐步实施。同年8月21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诞生了！中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迈开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经济特区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最初几年步履维艰。邓小平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支持。

1982年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遭到一些人的责难。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拍板道：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

就这样，我国的经济特区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崛起。

第一次南巡

1984年，经济特区的建设进入第五个年头。五年来，对这项重要的创举和崭新的试验，人们充满了希望。当然也有一些人疑虑。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还有人把特区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特区的建设者们面临着巨大压力。

这个时候，邓小平来了。他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1月24日下午，邓小平来到深圳当时楼层最高的国商大厦，登上26层的大厦天台，居高临下，俯瞰市容和四周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当时，已近黄昏，寒风袭人，气温只有11℃，八十高龄的邓小平毫不在意。随行人员两次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绝了。陪同人员指着旁边正在建设的国贸大厦说，这幢楼要建53层，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建设者们曾创下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再过一段时间，我们站的这个楼就是“小弟弟”了。听到这些，邓小平缓声说道：“看见了，全看见了，全看清楚了。”

邓小平离开深圳后，给深圳写下的题词是——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题词这天本是2月1日，邓小平却将日期写在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这是为什么呢？显然，邓小平题词的内容是他在深圳经过两天全面深入调查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下这个结论，是他几天来深思熟虑的结果。

回到北京，邓小平又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的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建议：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邓小平的第一次特区之行，给“经济特区该不该办”的争议，画上了一个句号。

第二次南巡：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列火车从北京站悄悄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当时，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载入史册。

1月18日上午，专列抵达武昌。在武昌车站停留的短短20分钟，邓小平一边在站台上散步，一边同湖北省委负责同志交谈。他在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左”的言论和表现，也留下了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些精彩话语：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办事情正确与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

1月19日上午，专列抵达深圳火车站。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到深圳，距上次1984年他来这里，已经是八年的时间。一路风尘仆仆，大家都劝邓小平好好休息。邓小平却毫无倦意，兴奋地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于是他乘车去观光市容。他感慨地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不知要等到哪一年才能实现。

20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深圳国贸大厦，登上大厦53层，俯瞰深圳市容。他在观看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图，听取关于深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情况汇报后发表谈话，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乱。中国如果一乱，便是一片灾难。我们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有了这一步，再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有希望。我们时间不多呀！世界市场也很紧，不容易竞争。要夹着尾巴做人。

22日下午，邓小平接见深圳市五大班子负责人并发表谈话。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23日上午，邓小平从蛇口港码头乘海关快艇前往珠海。当快艇接近珠海市九洲港时，邓小平站起来，望着窗外烟波浩渺的伶仃洋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25日上午，邓小平在珠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参观时说，我国发展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

科学的春天

1977年5月，邓小平还没有复出，就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同国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赶上很费劲。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距离就更大了，人家是一日千里。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邓小平还提出：要花高价把世界上最新的资料买到手。要着手搞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

1978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做了重要讲话，他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次科学大会，被誉为中国“迎来了又一个科学的春天”。就在这次大会期间的一个宴会上，邓小平风趣地说：“希望大家一定要抓好科技和教育工作，我愿意当好大家的后勤部长。”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两人就科技等问题谈得十分热烈。共进午餐时，邓小平仍意犹未尽，他对胡萨克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曾对来访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科学家李政道说过，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

1988年10月16日凌晨，中国第一台高能粒子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邓小平来到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

参观结束后，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邓小平非常重视反腐败，他提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邓小平进一步阐述说：“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

邓小平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邓小平说：“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一定要取信于民。”

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