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潮纲／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在《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多次谈到“邦有道”与“邦无道”的话题。

《论语通译·公冶长篇第五》“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论语通译·泰伯篇第八》载，“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通译·宪问篇第十四》载曰，“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论语通译·宪问篇第十四》载，“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论语通译·季氏篇第十六》载“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一、如何理解《论语》中“邦有道”与“邦无道”这两个观点呢

正确理解“邦有道”与“邦无道”这两个观点，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论语》的思想内容及孔子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当时社会现实，也有助于我们对今天社会的客观认识，从而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邦有道”和“邦无道”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要理解其中内涵，需要结合孔子生活的背景、生活经历及孔子的思想去解读。

（一）背景

孔子生活的时期正是我国奴隶社会逐步走向瓦解的春秋晚期。

经济方面。春秋时期由于铁器、牛耕的使用，生产力迅速提高，井田制瓦解，出现了小农经济这一封建经济形态，经济有了大的发展。马克思曾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所以，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经济的发展促使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也相应发生着变化。

政治方面。保守的周王朝统治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革，对诸侯国已无力控制，朝政日益衰微，“征伐自诸侯（《论语》）”。《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在孔子出生之前和孔子生活的年代中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先后称霸。各诸侯国为了争得霸主之位，相互攻杀，生灵涂炭。

思想文化方面，旧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对人的重视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讲学开始。

所以，我国春秋时期社会已处于大动荡的前夜，政治和思想文化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二）孔子的为官经历以及核心思想

孔子出生于鲁国，父亲叔梁纥是鲁国当时有名的武士，母亲颜氏。孔子约三岁时，叔梁纥病故，颜氏带孔子到国都曲阜的阙里居住，当时家境相当贫苦。十一岁时孔子曾跟鲁太师学习周礼。此后，随着年龄增长，孔子还做过“相礼”，从事“儒”这一职业，后做过仓库管理人员，当时称“委吏”，管理过牧场牛羊，即“乘田”，还做过贵族季氏的史官。

公元前517年，孔子离开鲁国到齐国做了贵族高昭子的家臣，为了避免遭害，孔子又返回鲁国。这一时期，孔子在家研究整理《诗》、《书》、《礼》、《乐》、《易》等文化典籍，并且招收门徒，兴办教育。

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鲁定公任孔子为中都宰，掌管此地行政事务，有一定政绩。此后还担任过司空、大司寇。

《孔子世家》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孔子执政才三月，就把鲁国治理得有声有色，“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可见孔子确实是治国理政的好手，以至于齐国“闻而惧”，给鲁国送去了女乐、良马等以之使鲁国当政者沉溺于享乐之中。孔子见状，就离开了朝堂，开始周游列国，但此后十四年终不见用。

孔子有治国理政的才能但又有一定的理想色彩，他美好的政治理想，就是想达到尧、舜、禹时的社会景象。孔子无比动情地赞美尧帝与天同高的功绩和恩德以及礼乐典章制度。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论语通译·泰伯篇第八》）”

孔子极力赞美舜、禹得到了天下却不去谋取个人私利的品质，“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通译·泰伯篇第八》）”

从孔子的言语中可以看出孔子很崇拜尧、舜、禹三位上古贤君，尧、舜、禹建立的社会形态以及他们本人的思想品德自然对孔子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核心是“仁”。《论语通译·颜渊篇第十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南宋朱熹认为“爱人”就是“仁之施”，就是对老百姓施予“仁”。从这一思想出发，孔子希望为政者能给老百姓好处，但期望的目标并不是很高。《论语通译·雍也篇第六》“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就是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仁”的理想目标，即使像尧、舜这样的贤君也难以达到。可见孔子提倡的“仁”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以现实为基础的。

但孔子又希望“仁”要由“礼”来约束,《论语通译·颜渊篇第十二》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提倡实行“仁”要在一定的社会秩序和制度下进行，反之则不成。

（三）对《论语》中“邦有道”与“邦无道”这两个观点的理解

从以上可知，孔子出生于动荡的年代，经历了贫苦生活，又有为官的经历和治国理想。所以他希望社会能达到尧、舜、禹时期安定、和谐的社会境界，并且要实现有“礼”约束的“仁”的社会，使得“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论语通译·公冶长篇第五》）。这应当就是孔子认为的“邦有道”的具体体现。

在孔子出生之前，各诸侯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争斗不已，特别是从公元前638年到公元前589年，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诸侯国之间进行了大小10多场战争。如《左传》记载的公元前638年“夏，宋公伐郑”，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公元前634年“夏，齐孝公伐我北鄙”，公元前630年“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公元前627年晋“败秦师于殽”，公元前624年“秦伯伐晋”，公元前607年“春，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公元前606年“楚子伐陆浑之戎”，公元前597年“春，楚子围郑”，公元前589年齐晋战于鞌，等等。平均5年进行一场战争。可以说战争已经很频繁了。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当时中原诸侯竞相争霸虽已告一段落，但吴越争霸则高潮迭起，周王朝对边远的吴越更是鞭长莫及，社会动荡不安。战争必然给社会政治和经济带来巨大破坏，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灾难。而这些战争基本上都是争霸之战，“征伐自诸侯出”，是未经当时周王朝允许的不义之战。当时的天下正是孔子所说的“无道”的天下。

但“无道”的天下，在孔子看来，本质上是诸侯国之间私自发动战争违背了君臣之礼，而争霸战争又给老百姓带来了灾难，是为“非礼”且“不仁”，故称无道。但孔子并非一味反对争霸，“桓公九合诸候，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孔子认为，管仲辅佐齐桓公召诸侯会盟，没有动用武力，匡正了天下，人民受到了好处。孔子从管仲为天下正“礼”和对人民起到了“仁”的作用这个角度肯定了管仲的功绩，不否定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作为。

可见，孔子认为“邦无道”就是违背了他提倡的“仁”和“礼”的标准。只要不违背他认为的“仁”和“礼”的标准，孔子是能接受的；反之，孔子就认为是“无道”。鲁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其后，鲁国受齐国女乐，子路劝孔子离开鲁国。“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孔子世家》）“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孔子世家》）孔子可以接受鲁国当政者沉溺于女乐而“三日不听政”的事实，但接受不了在郊外祭祀束后，又违背了常“礼”，没把烤肉分给大夫们。孔子于是离开了鲁国。

二、如何看待“邦有道”与“邦无道”这两个观点呢

《论语》中关于“邦有道”与“邦无道”的观点思想，有其进步意义，尤其对于厘清社会善恶、扬善黜恶更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希望天下（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良好，对人民施予仁，这是符合历史潮流和老百姓期待的。但孔子的这些主张是建立在恢复“周礼”基础上的，不符合时代发展变化要求。他赞美向往尧、舜、禹时期的社会，也是历史倒退的一种思想表现。毕竟封建社会取代尧、舜、禹时期的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论语》中关于“邦有道”的主张有其局限性。

《论语通译·公冶长篇第五》（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1月北京第1版）（徐志刚译注）对“邦有道”作这样注释：指社会秩序好，政治清明，局面稳定，政权巩固，国家太平兴盛。

笔者认为，《论语》中关于“邦有道”与“邦无道”的观点，其本身就是一种笼统的提法，它产生于特定社会和特定历史时期。因此，要想准确理解其意应该结合那个时代的背景及论者个人经历和思想。另一方面，人民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邦之是否有道，人民也最有发言权。因此，对这两个问题应该结合人民的意愿，重点要结合人民是否对当时社会秩序满意及满意程度，对当时国家制度是否满意及满意程度，人民是否安居乐业，执政者是否在为人民服务，社会是否在进步发展等因素加以考虑并下结论，否则难免以偏概全或者顾此失彼。所以，《论语通译·公冶长篇第五》中对于“邦有道”的注释是不够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