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叶的短篇小说《随机而动》题目颇有智慧，此处的“机”指的是手机，它作为叙事脉络完美地融合进了这个成语里，使之不仅成为女主人公格子生活的最好写照，也勾勒出了当代都市人的内心密室。

在马克思那里，“异化”指的是作为生产者的“人”与其生产目的、生产过程和生产产物相分割，从而感受到生产这一实践的非自愿性与非自发性。如果将这一过程与《随机而动》进行比照，我们就会发现，在当代社会中，“人”的主体性与其生活的本真面目之间，也正在或已经发生严重的断裂。

小说的叙事设置很用心。既然人被手机控制了，那么生活的秩序就不再依赖日常三餐和工作、休息时间，而是根据不时从手机里跳出来的信息而展开的。格子的一天从手机里的闹钟开始：“如果不依靠闹铃，她一般不会知道早晨长什么样儿。”这一天，她起床，安排琐事，看微信公号，去单位开会，佯装认真开会实则通过手机学齐白石，会后指示快递小哥放置包裹，同意外卖小哥给好评的要求，接受姐姐发出的玉米地被开发商推平的求助，找到正在暧昧的二婚对象何帮忙，晚上与远在加拿大的女儿分享微信文章，最后与手机共眠……。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手机，甚至主人公的情感也被手机主宰了。何每天早上发来一朵瘦小的玫瑰，让已经领悟岁月深浅的格子明白，即使是一朵虚幻的花，有个男人天天坚持送，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爱情离不开手机的虚构，幸福也成为虚构的结果之一。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被严重异化的生活，“人”被“物”所指引，所宰制，其主体性不仅遭到分裂和损毁，更因为外部力量的挤压而发生了变形，最后无声无息地被褫夺，被吞噬。有意思的是，在“格子”与“格子外”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对称：格子是小说中唯一“可见”的人物，她生活中的其他人都是“不可见”的，包括姐姐、女儿、何。手机犹如镜像，折射出的他者之存在带上了虚幻而恍惚的色彩。这种设置实际上也在不断地强化小说主题。

我以为，作者通过这一叙事设置在表明其态度与立场：既然手机可以决定一切，那么，自我之外的人与生活也都可以隐藏于手机之后。这种生活严重地背离了人的主体性。格子的女儿说，手机是让人使唤的，就叫它“阿奴”吧。实际上，通读全篇，我们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不是人在使唤手机，而是手机在使唤人。人才是真正的“阿奴”，手机是“阿奴”的主人。从这一层面来看，与其说手机提升了我们的生活，毋宁说它掏空了我们的生活，悬置了我們的精神。就像格子帮助姐姐解决玉米地被推平一事，她找何通过一个自媒体报道了事件，对开发商进行隐晦的批评，亲朋好友和网络闲人纷纷转发，阅读量很快飙上了让人感到“舒服”的5000+。在他们看来，姐姐的事能否真正得到解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数据，数据就是结果，就是“交代”：“何对她有了交代，她对姐姐也有了交代，姐姐更是对全村人都有了交代。因为这个阅读量，他们都觉得交代得很漂亮。”其中的反讽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手机”带给当代人的影响及其召唤而来的诸多戏剧性与可能性，作者始终葆有着清醒的反思与警觉。

乔叶的叙事美学即在于此：通过格子的一天，展现出了当代人的一天，也展现出了当代人习焉不察的生活陷阱与精神黑洞。格子看似有滋有味、有情有趣的生活，不过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就连她的名字，也暗合着手机电量的满“格”状态。不过，如果我们由“手机”而及“其他”，或许我们会想到，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异化一直存在着，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异化物不一样而已。而作为当代人，什么时候能够拥有完整的主体性，能够不假借于他者而完成自我的完善，这确乎是一个需要思考也需要等待的问题。

手机是当代城市生活的产物。乔叶选择了这一极具典型性的物象来展开叙事，展现当代人“病态”的生活和精神，无疑是敏锐且有难度的。我曾经说过，关于当代生活，作家们虽有所表现，但依然不够，远远不够，在深度与数量上都处于贫乏状态，作家们还需要不断强化写作的“当代性”。

当然，《随机而动》也并非完美。当作者以“流水帐”展现生活时，它既是一个便利和易于操作的结构，也带来了不少的限制和桎梏。小说通篇比较“平”，不起波澜，缺乏叙事的“引爆点”和“加速器”。如此看来，作者还需要拓展和深化对于当代生活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以审美化的形式植入文本。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