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伶伊

摘要：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是“良知”这一概念，这是其自身人生体验的结晶和升华。本文通过对“良知”学说的内涵和哲学意义进行阐释，体现了王阳明哲学中本体和功夫的结合。王阳明立足于现实来感悟人生，以此来根除人性的现实冲动所产生的不良因素，从而彰显人性的伟大，对人的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王阳明 良知 内涵 意义

王阳明是明朝中叶的思想大家，是阳明学派之创始人。他建立了一套庞大而完整的思想体系，旨在继承和弘扬儒家德治传统。通过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革新，拯救明王朝政治与道德危机，“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他的教育学说具有强烈的时代革新意义和对程朱理学教育流弊的批判精神，足足影响了好几代人。而其中的“致良知”思想，更是被后人所不断传承。

一、良知学说的提出

王阳明不怕人们“相与非笑而诋斥之”，愤然“抵牾”朱熹，倡良知之学，是为了维护行将崩溃的封建政治、伦理规范。“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馋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传习录中》）。王阳明就是为了论证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绝对性，为了论证实现这些规范，达到圣贤境界的途径，而建造他的哲学体系。

“良知”是王阳明思想中最基础的概念，他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良知”这一概念，出自《孟子》，孟子说：“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所指“良知”是人所具有的那种“不虑而知”的道德认识能力和道德实践能力，这种“知”不用思索就可以自然地反映在人的行为之中。如同小孩自然而然地知道要爱父母，长大后要尊敬兄长一样。王阳明借用“良知”一词，在用意上和孟子相通，但又指出“良知即天理”，这无疑是对孟子学说的发挥。同时他把《大学》里的“致知”结合进来，遂诞生“致良知”一说。一般而言，宋明理学在讨论人的本质问题时，往往以“未发之中”来说明人性中有先验的“天理”存在，本体是至善至美的，而教育应当恢复人的本性。王阳明则认为“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无需用功，“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良知是天理之照明灵觉处，故良知即天理。”这样，他从理论上以“良知”一元论否定了宋儒的“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的二元论，否定了在“人心”中存在“天理”与“人欲”对立的观点，而把现实的人视作健康的、可以进步的教育对象。他认为“致良知”是要人发展良知，教育人根据自己的道德理性来按“天理”行事，“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如果说朱熹教育人的主张是从外在客观之理的认识再到自慰身心修养的话，那么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则是教育人由内在道德理性的觉悟后作用于外在的道德知行。他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王阳明把良知与人的日常行为联系起来，使它有了社會伦理的基础。他的“致良知”思想，究其意在于使教育成为实实在在的道德教化，让人们放弃以科举为目的的“功利之心”，在知行过程中切实把培养个人的道德理性自觉放在首位，然后按照“吾心之良知”去做人做事。

二、良知的哲学涵义

（一） 良知即是非之心

孟子的性善论不仅提出了良知的概念，还提出了“四端”学说。但是，孟子并没有详细阐释良知的哲学意义。王阳明则是把良知与四端相结合。从“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的说法，四端都是良知，因而王阳明认为孟子所说的四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非之心”。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就尽了万变。”还说：“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人孰无是良知乎？”由此可见，良知是先天存在的，良知“知是知非”、“知善知恶”而能分辨好恶，所以天然的具有是非判断的能力。良知是是非之心的一个道德评价体系，它是作为本体而言的，而良知本身并没有包含善恶，良知本身并不是好善恶恶，但良知它能够分辨善恶，从而为善去恶。

王阳明不仅强调了良知的内在性，也强调了良知的普遍性。他说：“自圣人以至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者也，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

（二） 良知即天理

王阳明说：“明道云‘吾学虽有授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良知即是天理，体认者，实有诸己之谓耳。非若世之想像讲学者之为也。”依此看出，王阳明沿着大程子所开创的心即理的思想进一步深入，认为良知即是理，是自家亲身的体验而散发出来的，认为良知是先验的又是普遍存在的道德法则。王阳明曾说：“天命之谓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谓道，性即是道。…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著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从这可以看出，“良知即是道的道，与良知即是天理的理，都是指人类社会的普遍道德原理而言。”虽然良知本体显现是“知”，但它作为道德法则实际展现的时候，离不开“知觉”。所以王阳明强调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由此看出，良知虽然是天理，但并不是指天理自己能知觉到。良知作为心之所发的知觉明辨是非，需要天理与明觉结合起来才是其真正的内涵。

三、良知学说的意义

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有其产生的深刻根源。据其弟子王畿《刻阳明先生年谱序》中记载，“自幼即有志于圣人之学。盖尝范例于辞章，驰骋于才能，渐渍于老释，已乃折衷于群儒之言，参互演绎，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载，动忍增益，始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从这里可以看出，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形成与明代的佛、老文化及儒家学术有密切关系。一方面他在文化观上受到佛、老文化精神，尤其是哲学层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对佛、老文化的一些危害性也较之纯儒学者有切身的体验与认识，“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王阳明既能吸收佛、老文化之可用处，又能避其不足，使自己的“致良知”思想有批判醒人之功。

其次，王阳明从自身的人生体验出发，要求修炼功夫，追求理想的人格境界。这突出了主体的自觉性，需要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从而达到圣人的境界。要想达到圣人的境界，王阳明强调主体要去“致”，要自觉地去实践。王阳明认为 “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虽或特见妙诣，开发之益一时不无，而意必之见流注潜伏，盖有反为良知障蔽而不自觉矣。”学习儒家经典是为了致良知，是取其有益的东西来发展良知。因此，要让经书为我所用，而不要让自己成为经书的奴隶。而通过学习经典来发展良知，就须依着“吾之良知”的“天理”取独立思考，得独立见解。

总之，“良知”就是一个内心的道德规范，王阳明是教导大家要通过各种途径，培养自己的德行。要有为善的动机，具体的善就会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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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帆.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J].月文史哲，2013

[4] 王飞.王阳明良知说之内涵及意义[J].学术园地，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