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懿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胡小龙 西藏大学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新出土战国文献的不断丰富，给战国燕系题铭书迹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依据。本文试图在战国燕系文字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之基础上，从题铭书迹的点画形态、字体风格和装饰款式等方面探析其艺术特点的形成，不难发现镌刻的风格多样化，既有受中原文化影响下的清劲整饬、工稳遒丽的艺术作品，也有因燕国地处北部而长期同夷狄杂居，融入粗犷豪迈、苍朴浑厚的气质，笔势多具辛辣阳刚之态的艺术作品。

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盘踞北方，疆土辽阔，其统治范围包括今天的河北、山西、辽宁和内蒙古等地。战国中期，其大量吸收中原文化，成为北方文化圈内颇具实力者。目前古文字学术界对战国燕系文字十分关注，关于燕系题铭书迹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新材料公布之后得到很好的解决，已有一部分学者对燕文字进行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如冯胜君的《战国燕系古文字资料综述》、苏建洲的《战国燕系文字研究》和彭吉思的《战国燕文字地域特征研究》等论著。这改变了以往人们一直认为燕国地处边疆，远离中原文化核心区域而文化欠发达的错觉。近年出土的燕系古玺、钟鼎、货币、陶文、兵器等铭文的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制作良莠不齐，款式变化多样，是研究当时文字地域差异与书写水平等问题的珍贵资料。（图1、图2）

图2 燕系石刻拓片

一

燕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姬姓诸侯国，历经西周、春秋、战国三时期，于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被灭，立国长达800余年。《史记·燕世家》记载历史悠久的燕国曰：“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燕桓侯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建都于易（临易）。《史记·燕召公世家》裴集解引《世本》说：“桓侯徙临易。宋衷曰，今河间易县是也。”春秋时期的燕国国力较弱，与中原诸侯交往较少，长期受北方游牧民族山戎的侵扰，被迫几次迁都。进入战国时期，齐国反对燕王哙禅让王位给大臣子之，支持太子平争夺王位。齐国趁燕国内乱，出兵干涉燕国内政，这给燕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1978年于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方壶铭文曾记载此事，铭文曰：“适遭燕子哙，不辨大宜（义），不忌者（诸）侯，而臣宗易位。以内绝邵（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者（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施（也），寡人非之。”由此可见，燕王哙因让位于子之的“不用礼宜（义）”举动而遭天下诸侯的斥责，导致齐国曾联合中山国等出兵伐燕，使燕国国力一蹶不振。直到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护送燕公子职回国，即位为燕昭王。经燕昭王多年的励精图治，燕国国力才发生很大变化，逐渐成为北方的一个军事强国。为了复仇，燕昭王派大将乐毅联合五国军队攻齐国，占领了齐国大部分重要的城市长达五年，掠夺了大量的艺术品，俘虏了一批优秀的工匠并运往国内，使燕国的青铜器铸造业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周亚先生《郾王职壶铭文初释》一文，对郾（燕）王职壶铭文做了深入研究，并指出：“铭文所记即战国晚期燕昭王伐齐之事。”战国晚期的郾（燕）王职壶，直颈宽肩，圈足刻有28字铭文：“唯郾（燕）王职□（践）阼□（承）祀，氒□（厥几）卅，东戗□□（贯国）。□（命）日任（壬）午，□□（克）邦□（堕）城，烕水□（灭齐）之□（杀）。”[1]铭文的点画肥瘦结合，字距大小相宜，体势质朴浑厚，体现燕系文字雄强遒劲的艺术风格。这一时期是燕国最为兴盛的阶段，文化呈现出富有地方色彩的北方风格。战国晚期燕国文化崛起的一个原因是地处北方一隅，与周边少数民族接触较多，受他们影响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另一个原因是与中原各国长年混战相比，燕国国内局势相对稳定，有利于文化艺术的快速发展。（图3—图6）

图3 郾王职壶

图4 郾王职壶铭文（摹本）

图5 郾王职壶铭文（局部一）

图6 郾王职壶铭文（局部二）

二

战国中期，燕、齐两国曾相互兼并，文化亦较为接近，书迹的艺术风格也类似。燕、齐两国文字大体上是承袭西周金文，只是形体的某些形状略有差异而已。如燕系的“东”字写作“（《古玺汇编》0362）”与齐系的“东”字写作“（《古陶文汇编》3·281）”，基本造型是一致的，只在燕系的“东”字中上面的一横画写为一直线，在齐系文字中却成了上扬弧线的写法。到了战国晚期，燕系的书法已逐步形成自己的面貌，齐、燕两系文字的写法有明显的差异，如“公”字，齐系有“（《古玺汇编》0266）”“（《古陶文汇编》3·441）”等形；燕系有“（《古玺汇编》3861）”“（《古玺汇编》3890）”等形。燕地出土的玺印留有明显装饰性的“肥点”，竖加圆点者后来又渐变成横画，形成圆润、质朴、浑厚的书法特点，如燕系的“土”写作“（《古玺汇编》1666）”。另外，燕系官玺“方城都司徒”（《古玺汇编》0016）、“韩佑都司马”（《古玺汇编》0053）、“平阴都司工”（《古玺汇编》0085）、“单佑都市鍴”（《古玺汇编》0361）、“东阳海泽王符鍴”（《古玺汇编》0362）等铸镂以阴文为主，字体结构常取上紧下松的形式，很多字的偏旁是根据印面的布局而做上下或左右移动，笔顺随之产生变化，笔画的简省现象亦逾常。尽管如此，印形与文字结合和谐自然，笔画粗细变化明显，结构疏密相宜，章法讲究错落有致。

燕官玺制作通常较为规范，形制比较统一。主要有两种形制：一种为正方形，坛纽，印面边长为2.1～2.4厘米，印台与纽座之间有明显的过渡台阶，一般为白文。亦有朱文印，尺寸大小不一，小者边长为1.4～1.5厘米，大者印面甚大。一种为长条形柱纽玺，印面呈长条形，印纽呈柱状，多为朱文。[2]战国后期的燕玺文字风格较为统一，结构工整规矩，同时还十分注重印章的边栏装饰。（图7—图11）

三

迄今还没发现有用笔书写的大宗燕系墨迹材料，许多学者研究燕系书迹的艺术风格主要是以题铭为切入点，分别考察燕系文字的字形、笔画和款式等特点。

目前所见战国青铜器数量十分有限，长篇铭文更是少见。郾侯载簋和郾王职壶是铭文字数较多的两件礼器。郾侯载簋铭文中的“”，旧释为“”，冯胜君、董珊释为“（爱）”。[3]“为”作“”形，旧释为“马”，董珊先生亦改释“为”。到了战国中后期，燕系的礼器铭文越来越稀少，但兵器铭文相当丰富，是研究燕国世系、军事制度的主要材料。从形制上划分，主要包括戈、矛、剑、铍、矢镞等。[4]燕系兵器多数为燕王督造，亦有部分为将军、大夫以及地方长官监造。战国中期，随着势力的扩大，燕国与中原诸侯争夺天下，兵器亦大量增加，刻款的字形趋于方扁，意态简略率意，行款疏朗流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铭文信笔而成，打破了篆书特有的圆转引曲和中含内敛的用笔，有块面形态的肥腴笔画被削弱，出现平直短促的笔画，如郾王戎人戟、郾王詈矛、郾王喜剑、郾侯载戟（图12）、左军戈、廿年距末等题铭刻款。

昭王在位一共三十三年，是燕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国君。依照常理，以此身份作器作铭，本应精益求精，而郾王职戟却以生拙胜出。它粗朴浑厚，不尚华饰，虽非精心之作，倒也不是苟且之作。这种气派，堪称昭王励精图治与国力蒸蒸日上的传神写照。[5]

战国时期的燕系青铜器铭文大体可分为礼器铭文、兵器铭文等。礼器主要类型有簋、豆、壶、、鼎、钟、罍、敦、甑等。其铭文的字形结构与笔画形态变化多样，有的用笔敦厚圆转，工稳精巧；有的粗朴率真，笔画收放有度，疏密搭配自如。

图7 尚

图8 苹大夫之玺

图9 长文

图10 剢铸师玺

图11 庚都丞

图12 郾侯载戟拓片

四

战国时期燕国流通的主要货币为刀币、布币和圆钱等。刀币正反两面一般刻有铭文，如“(《先秦编》572)”“(《先秦编》552)”“(《先秦编》578)”等字形，通常称为“明刀”。这种币形是燕国的辅币，因为流通时间较短，所以流传下来的数量较少。石永士、王素芳《燕国货币概述》一文详细介绍了燕系的明刀大概可以分为六种样式，并阐明燕明刀的形制由圆折逐渐发展到磬折的演变轨迹，这弥补了过去学术史对燕系货币题铭研究关注的不足。

燕系的布币主要包括尖足布和方足布两种，铸行于战国晚期。尖足布当是仿照晋系货币而铸行的，形制仅限平首平肩方足布和平首耸肩方足布两种。燕齐两国在战国晚期都流通圆钱，学术界多认为是仿秦钱而铸行的。燕圆钱面文主要有“一刀”“明刀”“明”三种。另外，形体瘦长的燕国刀币造型一般是取象于北方游牧民山戎、北狄的渔猎工具。就题铭书迹而言，燕系货币文字的写法显得简陋潦草，文字结体大小不拘，字里行间的布白疏密错落也不计工拙，显然与成熟的齐系文字装饰有一定的距离。这与其长期偏安于北方，与中原诸侯少往来，文化相对落后有关。

五

燕系陶器制作工艺也较为草率、粗糙，物勒工名的题铭与韩国、赵国和魏国相比较，字形的讹化、简化特征非常突出。位于今天河北易县的燕下都为战国时期燕国最重要的国都，发掘了城外的老姆台遗址，出土有印章、兵器等器物。除了燕下都，燕国旧都蓟（今北京广安门附近），出土有不少燕国的陶文，内容多为地名，表示制造地点。大部分的燕陶文多用玺印钤盖而成，首先是把预先制好的阴文印章按在湿的陶范之上，再经烧制而成，也有一部分陶文是用刀刻画而成。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燕系陶文，在陶器的使用过程当中，难免会发生一些损伤，再加上岁月的剥蚀，铭文在总体风格上显得斑驳模糊、厚重庄严，具有深邃的历史感。

战国时期，燕国制陶手工业已十分发达。在近年的考古发掘过程中，有很多模仿铜礼器而制造的陶器出土。其性质可能为随葬的礼器，其中有一部分带有铭文。燕系陶器铭文主要收录于高明主编的《古陶文汇编》及王恩田所编的《陶文图录》等论著。

陶文是燕国题铭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字形结构稳中求变，多姿疏朗。燕陶文按形制可划分为三类：一是长条形，其内容多为“匋（陶）攻（工）某”；二是正方形，内容多为“左（右）宫某”；三是连钤长方形，印面由若干长条形而钤成，内容多为“某年某月，左（右）陶尹，俫某，敀某，左（右）陶工某”。在燕国出土陶器的底部，往往记录着陶坊负责制作的工官名。如燕下都出土的陶罐肩部刻有铭文：“左匋（陶）尹旧疋器瑞，左匋（陶）汤伯（均）国。”[6]使用陶文的目的是便于管理产品质量及事后责任追究，故简略者仅有工匠名字，丰富者也不过增加时间、监造者而已。此外，还有少量标明器物类别、所属及数量者。由于钤印、烧制及磨损等多重因素的“加工”，这些陶文显然是二次甚至多次完成品，其艺术面貌与其本来面目相比，已发生很多变化。但无论何种面目，它们都在斑驳朦胧的面纱下，投射出一种苍凉朴厚的气息，或许这就是燕文化的精髓所在。[7]接近百姓日常生活的燕系陶文，这类别具匠心的铭刻风格与居庙堂之高的礼器铭文相比更具个性，意气酣畅，呈现出燕系书迹的另一种风貌。